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现代化模式的历史嬗变

中共三代领导集体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其现代化模式经历了由革命型现代化模式—改革型现代化模式—理性整合型现代化模式的历史嬗变,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逻辑,它们是一脉相承的理论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内蕴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波折大多与理性的失范有关。对于发展中国家,现在不能急于拥抱旨在消解“进步”、“合理性”、“意义和价值”等概念的后现代主义。在历史传统深厚的国家,前现代与后现代的东西一旦结合到一起,将会给现代化进程造成巨大压力。要防止理性失范,必须走出理性认识上的三个误区：即将理性与非理性抽象对立,视欲望和理性是绝对排斥的;将理性主义的基本精神与其异化表现不加区分,把理性的不合理运用归咎于理性本身;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截然对立。理性行为的形成不仅有赖于理性认识的提高,而且有赖于主体行为的合理约束。如果能够切实通过各种约束使社会行为逐渐走向理性化,那么,发展就有了合理的内在驱动,现代化也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航程     

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理性决策

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国际环境及其特殊的心境,决定了其面临的发展困境和可能的心理误区。当然,它们也有不可忽视的“后发优势”。如果后发国家想避免发展误区,想充分发挥其政治、经济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早日克服困境、摆脱落后,那么,就不能没有理性的、科学的战略决策。(绝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具备“自发”模式良好运行的前提条件;)国情决定了它们必须采用理性的“促发”战略。一般地说,理性决策既不等于激进主义,也不等于渐进主义,而是包含二者。但与后发国家国情相适应的理性决策不是赶超战略,而是比较优势战略;相对而言,前者更近于激进决策,后者则是积极的渐进决策模式。     

论政治现代化的模式

根据既有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模式,从动力、次序和过程三个不同的标准或视角来看,至少在理论上存在14种可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当然,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国家只有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独特历史与现实发展可能性的政治现代化道路,才有可能顺利实现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转型。     

论政治现代化的模式

根据既有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模式，从动力、次序和过程三个不同的标准或视角来看，至少在理论上存在14种可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当然，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国家只有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独特历史与现实发展可能性的政治现代化道路，才有可能顺利实现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转型。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认同性整合

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思想事实上外化为一种民族精神,极大地促进了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性整合,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向前发展。     

论道德理性的基本内涵

道德理性是指道德主体分析道德情境,进行道德推理,确立自己的行为准则的理性能力。道德理性能力的成果最终积淀为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规范性内涵;二是功能性内涵。道德理性的规范性内涵与功能性内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道德理性的规范性内涵是功能性内涵的必然结果,功能性内涵是规范性内涵的理论渊源,道德理性通过规范性内涵为自己立法,通过功能性内涵为自己的法则寻求根据,二者在道德的实践性上融为一体。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探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法创生现代法治,其惰性因素严重阻滞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实践。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模式构建: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不断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正确处理继承淘汰与移植创新关系;构建理性法律文化及先进的法治理念;培育现代法律观念,树立法律信仰。     

关于形式理性与法制现代化的若干思考

形式理性是西方现代法律的重要特征,形式理性要求法律规范严密确定、法律体系完整和谐,法律要有权威性,司法过程要求形式主义。形式理性对于法制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在法律形式化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要充分重视形式理性对法制现代化的作用,不断加以改进,以期早日实现法制现代化。     

金融发展、金融一体化与货币国际化模式

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一体化程度是影响货币国际化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在资本流动性较低时,货币国际化的动力主要源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时的商品交易需求。伴随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深入,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还导致了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投资需求,此时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主要体现在不同国家金融资产的替代上。同时,相比于资本流动性较低时期,在完全金融一体化条件下,不但货币发行国的外部均衡特征有所差异,经济利益的实现水平和方式也存在较大不同。     

弘扬理性精神与中国社会现代化

中国要实现社会现代化 ,必须依靠理性精神的支撑和弘扬。弘扬理性精神 ,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 ,不断地对人民群众进行理性文化的启蒙 ,并正确看待西方社会出现的后现代思潮。     

论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及其作用

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体道德素养 ,是市场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道德理性基础 ,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的基础 ,那么 ,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 ,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因此在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 ,培养和铸就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即经济人对经济活动应有道德素养的信仰和对自己行为自觉自律的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 ,其作用主要表现为 :经济行为的导向力、经济个体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正确认识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是 :既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又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增强党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党的建设和事业才能顺利前进。当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 ,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这些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党只有既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又不断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 ,扩大群众基础 ,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地位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现代化转型中的家族企业文化模式

当代我国家族企业的企业文化不可简单地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我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信任机制作为＂看不见＂的驱动力量,对家族企业文化模式的形成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合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改造了中国旧有的文化元素使之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为中国文化注入现代文化的基因;更在中国文化历久弥新的过程中,从时代的变革中获取新的实践来源,实现了自身内涵的深化和发展。二者有序、良性的互动构成了中国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如何实现两者的对接融合,是关乎中国文化现代化大局的关键举措。     

从“差序格局”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跨越

差序格局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解释中国社会结构的两把"金钥匙",前者侧重微观层面,而后者侧重宏观层面。该文力图探究如何实现从微观层面的差序格局到宏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跨越,即发现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微观理论的宏观推论。笔者运用"同心球"模型,重点研究了"民族"在差序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以此实现两个理论之间的跨越:在"己-家-民族-国-天下"体系中把握"群体"的特点和意义,在动态当中把握差序格局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联系。     

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从中国国情出发 ,精心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 ,即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政党现代化的战略思维、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