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运动中康有为策略变化的原因探析

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没有再提出立宪法、开国会的政治要求是一种策略的调整。这种调整与他自身地位的变化、各派政治力量的变化有关,也是与他的“仿洋改制”思想相适应的。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康有为放弃了立宪法、开国会的政治理想。     

发愤救亡 变法图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爱国思想述评

戊戌变法支持者张元济先生诗云:“南海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①康有为、梁启超是晚清书生救国的佼佼者。康有为(1858～1927年)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幼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这对他的爱国思想有深远影响。1876年他从爱国学者朱九江学。朱主张“经世致用”、不尚空谈高论     

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起源——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为中心的再考察

许多学者依据康有为《戊戌奏稿》中“开国会、立宪法”的相关资料,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然而,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经过康有为的重大改篡,已经不能反映和代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真实的政治主张。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变法举措与立宪目标毫无关系,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最主要的政策目标是设立制度局推行新政,他自己明确反对当时设立议院的政治主张。现有的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都足以充分证明,戊戌变法不是一场君主立宪运动,而是一场维新改革运动。     

清末君主立宪思想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宪思想开始兴起,并逐渐走向高潮,成为清末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该时期出现的具有立宪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汤寿潜等。清末出现的立宪思想是伴随着国家危机,资产阶级提出的一种救亡思想,它最终并没有改变清王朝的颓势。     

康有为死因之谜

康有为“七窍出血”不明惨死 1927年3月29日，康有为到青岛中山路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同乡宴。能在青岛会友人吃家乡菜，谁都是高兴的。根据康有为的同乡、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康有为外甥李云光有关记载，我们可了解到，饭后康有为意犹未尽，喝了一杯橙汁。不久，他便腹痛难忍而归家。夜间，康有为呕吐不止，先后请了两位医生来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     

建国以来康有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概述

前言康有为是中国十九世纪末叶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康有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版了《康有为》等著作,发表了近二百篇文章。但是,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曾把改良主义同修正主义划上等号,一提到康有为,便批判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对他的爱国思想和革新精神,则缄口不谈或轻描淡写,对他一生的评价总是就低不就高。     

康有为“七上书”的进化论思想

康有为“七上书”的进化论思想陈可畏进化论思想是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理论结构。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领袖．他的进化论思想是学以致用的，梁启超在为乃师作传时称康有为的哲学是“进化派哲学”［１］．可以说，进化论思想几乎贯穿于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所有著作和言论之中．长...     

康有为情欲心理学思想探要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他不仅以救亡图强为己任,倡导变法改革,而且在许多人文科学中也颇多建树.他思想敏锐深刻,言论惊心动魄,被称为晚清思想界的“大飓风”、“大地震”、“火山大喷发”①.本文是对康有为情欲心理学思想的初步探索.     

从合一到分离：康有为政教思想的嬗变

近代中国的羸弱,使康有为提出重估和重构“孔教”以拯救时弊的思想主张。康有为对“孔教”必要性和优越性的强调,虽然是一以贯之的,但他对“孔教”的具体定位,则是随时势及自身思想迁移而不断转变的。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康有为从戊戌前到戊戌后对政教关系的差异化设定,进而为救亡寻求有效的推进模式、为“孔教”寻求适宜的合法性支持。     

《孔子改制考》中的“董氏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的“董氏学”思想对其《孔子改制考》的撰写有着深刻影响。为了证明孔子具有“改制”的资格,康有为借董仲舒之口来塑造孔子为“新王”的形象。同时,他还证明孔子的“改制思想”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能够接续孔子“口说”的,则是董仲舒。他认为“托古”是孔子改制的重要特征,孔子的“托古”思想依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论康有为宏观经济管理思想

康有为(1858—1927)是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在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占着重要的地位。其中《公车上书》是他这一思想的代表作。他在该上书中提出的各项主张,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除《公车上书》以外,就如何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的问题,康有为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从而形成了他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康有为与理学初论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理学深刻地影响了康有为的思想发展。康有为秉承岭南理学的传统，对理学及其演变过程作过系统的探究。理学对康有为思想的意义，主要通过康氏的早期著作，在万木草堂的教育活动以及他对“四书”的注解表现出来。他的“四书”注表明了将维新思想和大同学说与传统理学相融合的努力。在与理学学派的关系方面，康有为对程朱和陆王均有所褒贬，但较为亲近程朱。     

“开物成务,以前民用”——以章太炎《原道》为中心

“开物成务,以前民用”是章太炎在解读经典时所提出来的理念.在他的理解下,经典的意义进入到他自己的意义世界之中,经典本身也具有完全的现在性和现实的旨向性.在推究道家之意的《原道》一文中,章太炎通过诠释“弃前识”和“不尚贤”,以此驳斥康有为等今文经学派“无缘而妄意度”的行事方式以及反对革命、倡导变法立宪的观点.     

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合中外古今文化而成新的学术思想——介绍《南海康先生口说》

《南海康先生口说》(以下简称《口说》),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由他的学生“笔记”整理抄本。《口说》现由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珍藏。“文化大革命”前,我师杨荣国首先发现该稿。他认为《口说》对研究康有为早期的学术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那时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维新运动及其领导者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续完)

康有为信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道,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作为圣人的事业,因此他对世界的看法不是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这一观念是康有为认识西学,接受西学的一个思想基础。康有为的天下观即世界的观念正象梁启超批评的那样:“中国儒者动日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渺小一物不屑措意。”     

康有为帖学观发微

帖学观是碑学大师康有为书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康有为对帖学的先宗“二王”有着虔诚的心态 ,其矛头指向唐代书法和宋元而下学《阁帖》的帖学家们。他的帖学观及碑学思想建立在其政治哲学思想上 ,而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形成又受到其家庭、社会和时代的影响     

从《辨康有为政见书》看黄世仲的政治思想

<辨康有为政见书>是黄世仲政论文的代表作,它集中体现了其政治思想,即反满仇清,追求自立;倡导共和,反对立宪;鼓吹革命,反对改良.     

梁启超的人口思想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別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人。早年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中过举人。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接受变法维新思想。他曾和康有为一起,向皇帝奏章(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迁都、变法、拒和。此间,梁启超曾参加康有为在北京办的“强学会”,并被委以书记员。后又在上海任《时务报》的主笔,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他说:“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     

康有为早期思想中的人道观念片议

康有为早期思想中的人道观念片议蔡乐苏《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早期思想的两部代表作。这两部代表作就象两株饱满的胚芽，隐孕着后来康有为庞大思想体系的核心信息。康有为思想的基本框架是由“义理”与“制度”两大部分组成的。“人道”观念是“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