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诸子散文研究谫论

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文学”观念系指文章学术而言,它与学界习用的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有所不同.明确了中国文学之“实”,大批文献就会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出土简帛文献,尤其以郭店楚简、上博竹简、清华简为代表的一大批材料就会凸显其文学研究的价值,诸子散文研究的史料也由此得到拓展.利用出土文献不仅可以接续先秦儒家散文发展中间缺失的一环,厘清先秦儒家散文的发展轨迹,而且可以使我们看到,先秦儒家散文至少在战国早期就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先秦诸子流派刍议

先秦时期诸子流派的划分是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学术发展史的重要线索,但是自汉代以来对于先秦时期学术发展趋势的认识仍旧停留在司马谈和班固的认识基础上.事实上,根据传世的先秦文献及近年来地下出土的先秦文献等记载,先秦时期并不存在后代所说的百家之说.因此,不能把一些子书及出土的文献简单或笼统地冠以某家之作品,采用"某子学派"的说法似乎更接近于历史实际.     

在国学热中的几点思考

"国学"一词本来是相对于"西学"而提出来的,指的是中国整个传统学术文化,而经学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现在出现的"国学热"当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视,问题是我们不能以浮躁的学风去对待国学。清代学者对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认识有其精到之处,也有偏见。其中的偏见之一就是有门户之见,他们分"宋学"与"汉学",否定宋明理学。现以郭店楚简与上博楚简为例,证明宋明学者对先秦学术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都是很深刻的。利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研究先秦两汉学术文化,应该是当今及以后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史料考证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利用出土文献对先秦史进行考证

先秦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各个时期的学者都比较重视对先秦史的研究,但是时至今日,先秦史的研究仍然还有很多的盲点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先秦存世文献的稀缺;二是因年代久远,先秦文献的真伪难辨。加上近代以来学术界形成的＂孤证不立＂的共识,因此,对先秦历史文献的史料考据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随着近百年来大量地下出土文献的发现,利用出土文献来考据先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本文从先秦史研究的现状入手,通过梳理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对先秦史研究的贡献,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对先秦史料进行考证方面的重要价值。     

先秦著述的“言公”传统论考

对照传世的先秦学术典籍和近代考古发现的先秦学术典籍的体例、内容及语言 ,并后代相关的文献记载 ,章学诚的“言公”的观点完全符合先秦学术史的实情 :从“先秦古书不题撰人”,“同时代之人未必知晓作者为何许人”,“诸子未必可考”三个方面可以证明先秦学术没有作者的观念 ;考查传世的与出土的先秦文献中不同版本的著作在思想内容、篇幅篇次、语言等方面的修正与变更证明 ,一些曾被“疑古派”确定为伪书的先秦文献实质上是先秦学术“言公”现象在典籍中的体现 ,从而也证明了先秦学术“言公”的传统。先秦学术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是“言公”风气与“立言”信念和谐统一的结果     

出土先秦文献中农业科技史料的研究现状、内容及价值分析

在传统社会中,农业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先秦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先秦农业科技则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先秦农业科技研究的基础是先秦农业科技史料,它们主要源于传世或出土的先秦文献,但学者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于传世先秦文献所见农业科技史料,对出土文献所见的研究则较少。文章对出土先秦文献中农业科技史料研究现状、内容和价值进行梳理讨论,旨在引起学界对这些农业科技史料的重视,不断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以多方位展现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科技成果,同时为研究中华古代文明,乃至探索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借鉴。     

论董治安先生的先秦儒学研究

董治安先生学融儒道,其学以文史、文献著称于世,学界多瞩目于他这方面的学术成就,而他立足于文献根基之上的先秦两汉思想方面的研究有其卓著的学术贡献.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皆有精深研究,具体到儒家学派,所论则包括了对孔孟荀儒学思想的研究,对孔门弟子尤其是从曾子到子思一系思想的研究,对先秦时期儒家经典传习及日见尊崇状况的厘清等诸多方面,涵盖了诸多学界焦点前沿问题,其宏阔深邃的学术视野,具有引领学术的意义.     

先秦传世典籍“兮”字本貌及形用流变

兮字在甲骨文中既已出现,在先秦传世典籍特别是韵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然在与先秦传世典籍同期创制的出土文献中未见其踪影;凡传世文献作兮处,相对应的出土文献皆不作兮。兮或为呼吸之吸的本字,作语气词始自秦汉时期,先秦传世典籍所见兮字系后人改字所致。     

从政治婚姻展现先秦风貌--读《先秦政治婚姻史》

崔明德教授在研究汉唐和亲史、隋唐民族关系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从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及考古学的角度撰写了<先秦政治婚姻史>一书(2004年11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力求恢复先秦时期政治婚姻的全貌,通过政治婚姻状况,勾勒出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关系的大致轮廓.作者凭借深厚的学术素养和理论功底,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读后使人深受启迪.     

《天人视界：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简介

《天人视界：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刘绪义著）于2009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从发生学角度专门探讨先秦诸子哲学思想发生之内在历程的学术专著。作者认为,只有从历史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才有可能探寻先秦诸子的原貌,厘清中国思想文化之源与流。本书紧紧依靠先秦文献特别是考古发掘之简帛文献资料,从思想发展的源头入手,依其自然萌芽、     

仰天湖楚简“(无阝)阳公”的身分及相关问题——与林河同志商榷

《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的林河同志《从楚简考证侗族与楚、苗之间的关系》一文,依据1953年5月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战国楚简,论证了战国时期侗族的历史及其与楚、苗的关系。这种运用考古资料研究我国民族史的方法,能补文献史料之不足,值得提倡。对长沙仰天湖楚简中的“郈阳公”,学者们以往多释为“许阳公”,同时将     

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代思想世界新视野(上)

在对简帛中的哲学史和思想史文献展开微观和局部研究的基础上,如何从相对整体和宏观的立场上把握出土文献对认识古代中国哲学和思想带来的变化变得迫切起来。反过来说,相对整体视野的建立也有助于对局部问题的认识。通而观之,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和《凡物流形》等文献都是有关宇宙生成新模式的,它们为重新认识古代宇宙生成论带来了新的刺激;上博楚简《鲁邦大旱》、《鬼神之明》和《三德》等文献呈现出来的,是随着周秦时代人文意识、人事作用的扩大,此前的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仪在被弱化的同时,又以不同的面貌表现了出来;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五行》、《穷达以时》等文献可以看出周秦时代的思想家通过"内外"、"身心"、"天人"等关系建立德性伦理的过程和方式;马王堆帛书《黃老四经》、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上博楚简《从政》等文献在公共理性和制度规范方面展现出了一些新的东西。凡此种种说明,中国古代早期的思想世界比已知的世界要广大,比已知的要丰富、复杂。     

论岭南地区先秦铜器的考古发现、分布及其社会影响

岭南地区包括两大水系,我国广西、广东境内的珠江水系和越南北部的红河水系.两大水系均发掘出土先秦时期的铜器.这说明从先秦时期起,铜器制作技术就从中原传播到了岭南;铜器制作技术沿着珠江水系和红河水系进行扩散和传播;先秦百越民族在吸收中原铜器制作技术的同时,制作出自身特征的铜器并用于军事和经济生活之中,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先秦学术思想发展之概观

春秋战国时期和而不同的开明政治和舆论开放的言论自由催化着先秦学术的衍生和诸子学说的蜂起,在不断的政治平民化、经济私有化所导致的思想文化整体转型过程中,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演绎着从源起、分化再到整体综合的历史运行态势。     

楚秦审判制度比较研究

在先秦时期的诉讼活动中,楚、秦两国已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审理制度与原则,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审讯方法与策略,确立了有条不紊的审判程序。运用考古成果包山楚简、云梦秦简和传世文献,可基本揭示楚国和秦国审判制度的概貌。     

从先秦濮越文化信息解日本古代国名

日本古代国名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对这一问题的误解必然影响到中日两国古代历史研究的进程。日本文化属于外向型文化,其古代文化主要受到中国的影响,"扶桑"、"倭奴"、"狗奴"、"邪马台"、"大和"等日本古代国名均可以从中国先秦时期濮越文化的遗传信息中得到启示,从而破解这一历史悬案。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过程的全息写照,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观念与哲学方法的重建,也是实现中西文化交流会通的一个重要媒介。先秦名学对内承接先秦哲学与文化,进而延伸至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对外与西方逻辑对接,进而触及到西方近代哲学与文化,成为连结中西文化的桥梁,也使西方近代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成为可能,并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哲学与文化的重建。     

天人关系新论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独特的哲学基础,它影响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决定了其主要特征。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天人二分阶段,主要在殷商时期;天人相交阶段,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天人合一阶段,战国晚期及以后。     

从"六位"到"三纲"

本文据荆门郭店楚简以及马王堆黄老帛书等出土资料 ,辅以传世文献 ,探讨“六位”到“三纲”的源流。经过分析 ,指出“三纲”所论的对象君臣、父子、夫妇 ,是战国多数学派阐发、评判思想的归宿和标准 ,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定义 ;但是各家思想的出发点并不一致。董仲舒所倡导的“三纲”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是阴阳思想而非儒家传统思想。这其中的原因 ,与战国、秦汉时期儒家的政治命运以及思想界的互动有关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儒家虽然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却也牺牲了自身的思想传统     

略论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及其限度

郭店楚简自出土后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几乎成了重写思想史的象征.它不仅为解决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若干疑案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本文指出,只有认清郭店楚简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局限性,才能对它更好地加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