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变易观念萌芽的关键词

语言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思想。先秦时代的关键词＂和＂、＂奇＂、＂神＂正表现了中国传统变易观念的萌芽,＂和＂已经涉及到不同元素相互作用而生新物的思想,＂奇＂贯穿了变易的灵魂,＂神＂更表现了变化无常,不可预测的内涵。在先秦哲学中,＂和＂、＂奇＂、＂神＂正是中国传统变易观念的具体表征。     

试论《易经》的“变易”观念

《易经》是我国最早体现“变易”观念的一部书。它从占筮的前提、符号系统的表征、六十四卦的组成,以及卦辞爻辞的预测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变易”的基本倾向,是中国传统变易观念的滥觞,闪现出我们先民的智慧。     

语境变易与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

经典文献是在语境中被理解与阐释的。语境可分为文本语境和超文本语境两大类别,对于古代经典文献而言,超文本语境主要是文化语境。文化语境对文本语境具有“投射作用”,不同层次文化语境的变易,都可能导致阐释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经典文献进行“理据重构”。另一方面,汉语语词的多义性和文句关联的可塑性特征,也为文本语境的重新分析提供了可能,从而从言语训诂的角度为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提供了学理支撑。“理据重构”是经典阐释的重要内在机制,也是经典阐释能够不断因应时代发展,彰显经典文献时代价值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论——以“天人合一”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特征,主要类型有三种：儒家道德意义上的＂天人合德＂,道家自然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汉儒的＂天人感应＂。虚灵感应之＂心＂与有情的宇宙观可以作为＂天人合一＂思想可能的哲学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修养境界、审美情趣、政治理念、人格评价、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与形成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

近年在学术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引起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但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业化因素的推动下，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的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落后的经济构成，其实与明清时期便已经形成的传统有关。     

传统“文章学”与现代散文文类观念的建构

“五四”初期“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论争,从概念层面将文学性的“散文”从传统“文章”中剥离出来,散文成为独立的文类。但传统文章学仍从正反两面影响着现代散文文类观念的建构。一方面,缘于对传统载道散文的拒斥,现代文论界纷纷译介西方随笔及其自我表现精神,普遍认同家常絮语式的散文;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散文写作的公共性与个人性的问题上,文论界又回到了传统文章观念,只是诸家选择了不同的流脉和路径。此外,现代文学史上众多关于小品散文的“作法”和“讲义”,在潜通暗接传统文章学的基础上,推动了现代散文创作的经典化和类型化,成为构建现代散文文类观念的重要一环。     

“五德”论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文化”生存和发展。中华民族的轴心文化即母德就是儒家创立的“五德——仁义礼智信”。把握其积极内涵,推陈出新,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人自身的身心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文化问题

近年在学术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引起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但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业化因素的推动下,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的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落后的经济构成,其实与明清时期便已经形成的传统有关。     

“三统”说与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

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个体大思精的历史交易学说体系，它内蕴了“三统”、“三道”、“四法”、“三等”等诸多学说。从表述形式而言，“三统”说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而从内蕴实质而言，“三统”说则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它突出表述的思想是“继乱世者其道变”，并以此说明汉承周、秦之弊而需更化的必要性。     

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与中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不唯指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地理中国,而且指一个重诗书礼乐、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以上两方面内涵的结合,构成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观念。赖有这种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纳诗文英华又足以护持大一统中国之运命的士人群体。对比中国当代大学生,之所以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敬重与认同。因此,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够只是为学生增加一些校园文化生活而已,必须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     

"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历史建构

自中华文明产生之初 ,它就逐步形成了一种融宇宙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思想”。“天”与“礼”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两个核心理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 ,“天”被构建成为王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礼”则成为“夷夏”之间相分相融的主要标准。正是对“天”的推崇和对“礼”的主动认同 ,使中原之“中国”和周边之“四夷”都以正统的中华自居 ,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国”。在近代以前 ,“文化中国”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 ,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族群"(Group)式传播形态的网络萌芽--兼论"族群"传播理念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传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趋势:无线、互动、族群式等,其中族群式传播特征最为显著,集中体现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网络论坛、网络游戏和个人网络出版的传播实践中。在新的传媒技术的推动下,受众对媒介的选择性需求更加主动,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不断走向分化,媒介类型和媒介形态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受众需求与媒介提供的多种可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蜂房结构的多种小众化传播构成的结合体,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Group”。具体而言,“族群(Group)”传播理念,既指实体意义上分化的小众和小众化媒介所应用的媒介理念,也指目前在传统大众领域中,在节目内容选择、编排方式等方面可以推行实践的“族群(Group)式”传播理念,两者一显一隐,推行的步骤是同步的,这将贯穿于未来媒介的发展之中。     

从“小脚”与“细腰”谈中西方传统服饰审美中的性别差异

服饰的发展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服饰审美中的性别暗示既暗示了社会中的两性关系,又反映了社会文化本身的发展变化。中国服装史上的缠足与西洋服装史上的束腰都是服饰审美中的极端化例子,它们都是以伤害身体为代价去符合当时社会的男性审美需求。这两种残酷的陋习可以说完全是男权社会的产物,是两性差异中男尊女卑的完全体现。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两性的不平等日趋走向消亡,女性的这种以强制性手段伤害身体来取悦男性的方式已不存在。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文章从反理性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以及反进化主义这四个方面揭示和论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共通之处 ,并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这一辩证关系出发 ,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不仅意味着西方哲学文化的一种自我深化、自我反思 ,而且也预示着中西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由其隔阂对立走向理解和沟通 ,预示着文化上的“万里长城”的坍塌瓦解、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业将成为地球上绝迹的文化恐龙。文章最后认为 ,人类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不仅带给人类的是资金、技术、资源、信息的共享 ,而且也必将使人类各种文化传统共存共荣 ,必将使人类文化跨越民族而走向真正的世界大同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消极因素,与市场经济的新理念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本文从十个方面对这垫冲突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只有正视这些矛盾冲突,重视并研究解决它,才能真正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建设和运行.     

中国行政法律文化的传统及现代价值

中国的行政法律文化源远流长 ,独具特色。传统的行政法律文化对于现代的法治建设来说 ,仍然是一种可资开发利用的潜力巨大的社会资源     

世界各国卫生行政管理体制特征与组建“卫生福利部”的建议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到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卫生行政管理体制与政府机构设置问题已成为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冲突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通过介绍世界各国卫生行政机构名称与卫生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探讨相关理论政策议题和对中国医改的启示。最后笔者提出组建"卫生福利部"的设想,并详细论述组建"卫生福利部"的诸多优越之处。     

"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

有没有什么一般"哲学"、普遍"哲学"?黑格尔自认为其哲学是普遍的、圆满自足的,是"绝对精神"的展现.今天我们有的专家不承认"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其中有的人的理据是"哲学只有一个",他们把近代以来的欧洲哲学(或者将其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作为普遍的哲学,以此作为"哲学"的唯一范式,因而不承认非西方的族群有哲学.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解决大国家与弱国家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国家借重两种力量,一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私的力量,一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带有半公性质的力量。较小的家庭规模,无法解决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是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及相对自主的地方自治组织的强有力存在为前提的。这构成了我们继续讨论传统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基础。     

责任之成立与自由

本文认为,责任之成立与自由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自由是专属于人的一种性质。动物不需要"做动物",人却无可逃避地需要"做人"。不超出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从而进入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之层面,就无法解决责任的内在可能性问题。确定自由的终极原初性,乃是责任之主体的奠基。在传统儒家那里,按照发生学的顺序,责任意识也许是在先的,但按照逻辑顺序,自由意识才是在先的。自由和责任的关系既不能本末倒置,也不能相互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