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流外出身人”叙职考

“流外出身人”,或称“流外出身者”,这是在唐代官府公文案籍中常见的名称,用以特指那些“入流内叙品”的流外官.流外官入流内叙品即为流内官,这一制度在唐代称为“流外入流”.质言之,所谓“流外出身人”,即是指已经“入流”的流外官.流外入流是唐代重要的选官制度,据《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载:“有唐已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其次以流外入流.”按,“令以设范立制.”无疑,唐代流外入流制     

《魏官品》产生时间及相关问题试释——兼论官品制度创立于曹魏初年

《通典.魏官品》记载了曹魏时期的官职品阶制度,是研究中古职官制度的重要资料。由于《魏官品》中时有杂糅晋制的情况,以致人们对《魏官品》的产生时间提出了不同看法,甚至对曹魏是否实行过官品制度也产生了怀疑。依据史实,《通典.魏官品》的主要依据应是魏明帝太和三年颁布的魏《官品令》,同时还参考了时间稍晚的魏《甲辰令》。从《魏官品》的产生时间可知,曹魏初年就已创立了官品制度,且其时间最迟不出太和三年。因此,尽管《通典.魏官品》所本非一,间或亦杂晋制而言之,但其真实性和史料价值却不容置疑。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的清浊官、流外官和吏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在制度上严格了清、浊官的区分。北魏的清、浊之别与流内、流外官之别相对应。北魏与北齐、隋朝流外官分等方式基本相似，区别只在于魏分七等，北齐和隋分九等；北周则将流外九等称为九秩，而且分等方式与魏、齐都不同。王朝对于流内、流外官采取不同的对待政策，但是，这种分别有时候不明显，流外官有时享有流内七、八品官的待遇。北朝流外官的构成情况与阶级来源现在只能进行片面的推断。北魏的流内、流外官之分实际就是官与吏之分。     

十六国官制初探

关于十六国的官制,不但在封建正史和典章制度史,如《晋书》、《宋书》、《魏书》、《通典》等书的“职官”志典部分,没有予以收录,就是集官私典籍大成的类书有关职官部分,也不予收录,以致影响到近代所出关于古代官制著作,也只偶然提到十六国的个别官制。清人所撰十六国有关将相大臣表,算是系统整理十六国官制的著作,     

关于唐代定户等及户令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本文拟根据史籍中及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史料,讨论关于唐代定户等及户令中的几个问题。一唐代三等户和九等户始于何时《通典》六《食货典六·赋税下》(《册府元龟》四八六《邦计部·户籍》略同此):(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至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     

再论唐代句检制——唐官制研究之二

关于唐代句检制,我曾在1983年撰写《试论句官——唐代官制研究之一》(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我国唐史研究者,曾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注意到唐代句官制,但只是极为简略地论及(见武仙卿著《唐代财政史》),此后,我还没有见到有关这一制度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句官”见于有关唐史的史籍及文献中,但是否形成一种制度?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在上述我的小文中,大量铺陈史料(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来证明,在唐代内外官府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句官的设置,句检形成一种制度,成为一个独立系统,与唐官制其它三个系统并列。由于撰写上述小文的目的及主要内容,对于句检制中的     

《红楼梦》与清代官制

《红楼梦》虽是隐去了朝代背景的文学创作,但作者有意地在细微处透露真实的朝代背景。从其涉及官制的描写中,便可以看到许多清代官制的内容。以清代制度为本,挖掘《红楼梦》中所提官制的清代痕迹,可以深入到时代背景中更充分地理解其中人物的行止、选择、际遇以及时运命道。以《红楼梦》为例介绍解说清代官制,可以更形象呈现当时制度的具体形制、运作及实施效果。透过这种对《红楼梦》与清代官制的对照解析,既可以一定程度上令《红楼梦》回归其故事所处历史时空下的制度语境,又可以令已经流逝的清代制度获得一种具象的再现,更可以深切领会时代对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     

论叶法善与《月宫调》的渊源关系

据《松阳县志》载,松阳地区流行的道教音乐《月宫调》就是盛唐名曲《霓裳羽衣曲》,由松阳籍高道叶法善于唐开元年间回乡祭祖并奉诏将祖宅辟为淳和仙府时带回传授,并将其作为道观典礼乐曲。笔者根据存世相关史料,考证了叶法善与《月宫调》和《霓裳羽衣曲》的渊源关系,厘清了《松阳县志》所载《月宫调》为叶法善从长安带到松阳的道教音乐《月宫调》即为《霓裳羽衣曲》之异名之文献籍载,认为《月宫调》是源于印度婆罗门音乐的盛唐宫廷音乐与道家法曲。     

《通典》与《政典》渊源考辨

结合诸家意见来看,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的关系并非如传统看法那样密切,但也不能忽视《政典》对《通典》的影响, 《通典》仍旧是在《政典》基础上扩充和整编的政书。两书的渊源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杜佑《通典》参酌正史书志,变更了《政典》的六部分类法,将类目扩充为九门;第二,《通典》继承了《政典》的记言特点,拓展了收录“当时群士论议得失”的范围;第三, 《通典》内《兵典》《选举典》的部分内容可能直接取自《政典》。需要说明的是,《通典》并非是对《政典》的简单扩充,《政典》尚处于典制体史书的雏形阶段,可能只是分门别类,以记言为主的一部典制资料汇编,而《通典》则是一部以记叙制度沿革为要义,在内容、体例和旨趣上与《政典》迥然有别的全新史著,它的问世标志着典制体史书体裁的最终形成。     

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兼考《通典·州郡典》户口之年代

《通典·州郡典》十四卷,颇为详尽地记录了唐玄宗天宝初年各州郡的地理情况和户口数字,并与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数各各不同,是研究唐代人口史的重要资料。对其户口年代加以确定,很有意义。有的同志参照《新唐书·地理志》所言“天宝元年”之数,推断《通典》所载为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之户口数。经过分析考证,我们认为《通典·州郡典》所载户口当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之数,而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则系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之数。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现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     

《通典》所收张衡《疏》之作者辨证

唐代杜佑《通典》收录了张衡的一篇论贡举疏。此《疏》对研究东汉的政治与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后郑樵《通志》等对此篇张衡《疏》照录不误。今人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 ,张少康、卢永《先秦两汉文论选》均据《通典》选收张衡的这一篇《论贡举疏》 ,并从中探讨张衡的政治与文学思想。但实际上《论贡举疏》的作者并不是张衡 ,试辨析如下。一据范晔《后汉书·蔡邕传》载 ,汉灵帝熹平六年七月 ,蔡邕上封事 ,其中论及七事 ,而其第五事之文与《论贡举疏》几乎完全一样 ,现将二文对照如下 (括号内为《论贡举疏》相异字句 ) :臣闻古者取…     

才华横溢 悲歌慷慨——读《蒲松龄集》

过去,我曾读过几遍《聊斋志异》,但很少看过蒲松龄的其他著作。最近,从路大荒同志整理的《蒲松龄集》中,读了《志异》外的其他作品,对蒲松龄其人其文,对他为什么能写出《志异》这一孤愤之书,有了进一步的体会。现将一些笔记,整理于后。     

周制想象下中国古代法典法体系的再造——基于唐朝“开元六典”的考察

唐朝开元二十五年前后编撰而成的律、令、格、式及《唐六典》《开元礼》,是中国古代法典法时期法典编撰上的最高成就。"开元六典"标志着中世国家治理体系中规范层次上的法律、官制、礼制体系再塑的完成,是春秋以来特别是汉儒对周朝法律、官制、礼制想象后相应理想化的产物,成为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结晶。"开元六典"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双重作用:首先,是唐朝国家治理中的法制化产物,让国家形成了完善的、自成体系的法律制度体系;其次,是五代至清各王朝法律、官制、礼制建设的渊源和典范。"开元六典"成为五代之后中华大地上诸王朝法制建设的直接渊源,对中华法系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粮食亩产量——唐代农业经济述论之一

记载唐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史料,有如下几则: 一、《唐会要》卷85逃户条,开元十八年(730)宣州刺史裴耀卿论时政上疏:“(浮户)每户给五亩充宅……种桑枣,筑园蔬……丁别量给五十亩已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其户(按:《通典·食货典》作‘十丁’)于近坊,更供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计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营公田一顷,不啻得计早收一年(《通典·食货典》作‘不啻得之,计平收一年’)不减一百石。”     

周代阉宦制度论札

阉宦产生于西周,是历代史学家所共认的。《后汉书》、《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在记载有关宦官的制度时,都从西周写起,清世祖讲得更为明确:“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周始具其职。”然而,关于周代阉宦制度的具体形态,却无人论及。本文仅就几个问题试作论述,以此求教史学同仁。     

释“贺兰”

吾西北二民院之西侧为南北连亘数百里之巍巍贺兰山。“贺兰”一词是何意思?“贺兰山”之名始见于何时?余平时读史。曾加留意,现摭拾史料,简释如下。 “贺兰”一词本突厥语。唐杜佑《通典》突厥条云:“突厥人谓马为贺兰”。同书驳马条云:“马色并驳,故以名云”。但唐代突厥文碑铭《阙特勤碑》中著录之马字,均为at,由此可知《通典》所谓突厥人“谓马为贺兰”,非指一般之马。查《经籍纂诂》,有云:“驳,不纯也”,“驳,杂也。”乃知“贺兰”当为杂色马之意。     

《通典》“晋太尉进贤三梁冠”小札

《通典》记载晋世太尉著进贤三梁冠,与《晋书·职官志》《晋百官表注》《晋公卿礼秩》等不合。《通典》这一错误记载本自《晋书·舆服志》,后者则因糅合《续汉书·舆服志》和晋令而成,故保留了一些与晋制不符的记载。汉魏时期,太尉著进贤冠,至西晋初年改著武冠,并为南朝所尊承。太尉首服的这一变化,除以八公制的设立及公分文、武为契机外,还得益于复古改制思潮对秦汉旧制典范意义的消解。     

隋代台湾高山族先民移居福建新考

台湾古称“夷州”等,很早以前,当地的高山族先民就与祖国大陆人民有过交往。隋唐时期,史籍称台湾为“流求”。据《隋书》记载。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在继大业三年遣羽骑尉朱宽及海师何蛮入流求之后,再次派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洲率兵自义安(今广东潮安)浮海入流求。在进入台湾本岛之后,陈棱军队曾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场行动,最后以陈棱部“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而告终。关于陈棱部虏获     

关于闻一多的几首逸诗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杰出的学者。特别可贵的是,他在晚年,热情地无畏地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最后,英勇牺牲,“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闻先生的著作,生前已出版了不少。他牺牲后,刊行了《闻一多全集》。但当时因种种条件限制,因此,《全集》并不“全”。我们偶翻一些旧杂志,就发现了《全集》未收入的五首诗,即《渔阳曲》(载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的《小说月报》十六卷3号)、《醒呀!》(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二卷二十九期)、《七子之歌》(载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二卷三十期)、《爱国心》(一作《爱国的心》,载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一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二卷三十一期)、《我是中国人》(载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二卷三十三期)。这五首诗,在《全集》的《年谱》中提到了《七子之歌》和《我是中国人》这两首,未介绍其内容。这五首诗,对了解闻先生一九二五年前后的思想,研究他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