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     

朱熹《诗经》解释学“淫诗”说新论

"淫诗"说作为朱熹《诗经》解释学的新成就是发展着的思想观点,因为他就"淫诗"作者的定位上存在着前后的不一致;又是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淫诗"所包含的诗篇只涉及变《风》而未及于"二南"正风和《雅》诗中符合"淫诗"标准的篇章。若仅以《诗集传》时的"淫诗"观为标准,《卫风》中有"淫诗"十篇,整个变《风》中有"淫诗"四十篇,《召南》中的《野有死麕》,《小雅》中的《菁菁者莪》和《隰桑》也理当是"淫诗"。     

论朱熹"讽诵涵泳"的心理流程--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研究之一

本文从考察朱熹"讽诵涵泳"的基本意蕴与"兴"的内在一致性入手,对"讽诵涵泳"诠释方式的心理流程作了基本探析.朱熹的"讽诵涵泳"是中国传统诠释理论尤其是接受理论成熟的标志."讽诵涵泳"是中国最具特色的诠释学理论资源之一,从而使得"讽诵涵泳"与中国古代的审美方式及审美创造有着极为内在的联系,在中国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诗经》农事诗的美学风格

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在抒情的同时运用具体的物象起兴,其物象多是撷取农业生活中常见的景物和发生的事情,反映本真的自然,再现客观的自然万物,从而使《诗经》呈现出特有的朴实风格和浓郁的自然风情。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朱熹《诗经》诠释之“兴起”说浅论

兴起是朱熹诗经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兴起本质上是理解主体与理解客体不断交融的意义生成过程,它作为一种有效的诠释机制和策略,使朱熹的以义理说《诗》合法性成为可能,为其通过《诗经》而更好地阐发理学思想做了基础性的铺垫,在《诗经》汉学向《诗经》宋学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与桥梁作用,其地位不容忽视。     

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深刻的体认,体现在:1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抒情主体有明确确认;2 "《国风》里巷歌谣说"的立足点是对以个人情感为核心的抒情精神的深刻体认;3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文学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4 《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诗三百》每篇各章,完全是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出发。     

朱熹《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考论

在朱熹以前,宋人《诗经》学著述,无虑数十百家,然见存者少而散佚者多,其尚为人道及者尤稀。朱熹《诗集传》固为宋人《诗经》学之翘楚,今人屡喜称道其书。朱氏于《诗》学勇于反古,创获颇多,而《集传》引本朝人《诗》说则有二十余家,可知朱子非不重视学术传统者。然此书所引宋人之《诗》说究出何种著述,其传播、存佚,以及对朱氏之引述目的如何认识与评价诸问题,皆探讨《诗经》学史与读《诗集传》者所不可忽视。     

韩国李朝《诗经》学以《礼》解《诗》的文化意义

以朱子《礼》学解释《诗经》是韩国李朝后期具有本土特色的解《诗》方式,也是李朝对中国朱子学说全面接受的具体体现。重在论述李朝这种解《诗》方式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李朝士人用朱子《礼》学阐释《诗经》过程中对诗意的丰富,并论证了李朝《诗经》学在《礼》的民间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普及,以及其对于夯筑韩国儒学民众基础的意义。     

孔、孟、荀三家说《诗》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儒家学派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用《诗》、说《诗》的角度却不尽相同：孔子着重从道德教育角度以兴说《诗》,孟子注重从辩难角度以意说《诗》,荀子则擅长从修辞角度来阐述《诗》的文学价值。三家说《诗》不同之最大原因在于时代赋予的命题不同。     

朱熹“《诗》说”述要

朱熹是《诗经》学术史上革故鼎新的风云人物,其《诗经》批评资料异常丰富。择撷朱子原话,以《诗》说命题形式,评述其相关思想观点,大抵涉及朱子论《诗》之效用、《诗》之垂教、《诗》之序言、《诗》之本意、《诗》之手法等五个方面,以揭示和概括这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诗经》批评的基本内容。     

隐喻与诠释——诗的诠释学美学意义解读

本文以当代诠释学美学的观点,探讨中国诗学以诗作为意义之理解与解释,所隐含之隐喻的诠释学与美学的问题,尤其诗学中有关隐喻的认知、理解与解释的作用。本文首先讨论诗与诠释的美学问题,探讨孔子所谓的"言诗"和孟子所谓的"说诗"所隐含的有关以诗作为意义之理解与解释之隐喻的诠释学与美学的问题。其次,探讨诗的诠释学美学的意义,指出当代哲学美学除了一方面重新对美与艺术的概念提出定义的解释外,另一方面则以所提出的艺术或美学理论作为解释意义的方法,亦即以美学为方法,作为解释存在意义的理论基础。不过,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套用西方美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释中国传统的经典或文献意义,而是从当代美学尤其是诠释学的角度,从中国传统文献所遗留之文字片段,来理解中国以诗作为艺术存在的解释意义的方式以及其中所隐含的美学问题的向度。     

从《静女》看《诗经》毛亨朱熹解释的差异

毛亨和朱熹《诗经》解释的不同特点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二者对《静女》一诗的不同解释上.在解释视角上.毛亨强调"经世致用".朱熹主张"以诗解诗";在解释程序上,毛亨以"诂一训-传"为特定程序.朱熹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为主要特征;在解释方法上.毛亨着重"以意逆志".朱熹突出"视界融合".而这种种不同.又是由于二人《诗经》文本观的巨大差异造成的.     

《诗经》中的思妇诗简论

《诗经》中的思妇诗是周代以家庭夫妇关系为社会纽带的治国观的反映 ,是周代社会服役制度给夫妇尤其是妻子带来痛苦和影响的反映 ,在审美及生活意识方面反映了周人反对徭役、追求和平、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