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友兰人生境界说

冯友兰先生以人们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将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划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为获得人生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而对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追求高层次的人生境界的倡导,突出理性、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强调公利、维护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等观点都是值得肯定的;存在的主要偏颇是将“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对立起来,在义利之辩上表现出抽象的道义论性质。     

魏晋风流背后的人生世相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阴暗的时期,文人的生存、发展环境极其险恶,而他们的精神却是既自由、奔放且富有深度,展现出富有浪漫气息的艺术化的人生。     

魏晋风度论

所谓风度,本指风格与态度,这里所论的风度是指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范,指风靡一代甚至几代的文化思潮的特征。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确切地说,风度作为魏晋特定文化的术语,既表现为社会风范,也表现为意识形态,两者分属于世俗文化与学术文化的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后者集中反映前者,又推动指导前者的发展。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魏晋画论中的鉴戒说及其离异

本文探讨了魏晋画论中鉴戒说的形成、完善及其在达到高峰后，又经历的从离异到转化的过程。文章指出，曹植的《画赞序》是第一篇直接论述绘画的著作，而将“教化”、“鉴戒”作用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看法，既较王充所见进步，且也体现出了“重情”的时代特点；何晏《景福殿赋》所言是“椒房之列”的画，题材虽狭，“存乎鉴戒”的功能则一；陆机认为绘画可比《雅》、《颂》，是重在“颂”而非“讽”，且“宣物奖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已超越功能论，上升到诗、画比较的美学层次；三、王羲之继而重视表现个性和艺术美，都对鉴戒说有所突破、超越。     

玄学与魏晋风度──魏晋文士的人生之在浅探

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文士的独特行为风姿的综合概括。它的产生和形成，乃是魏晋文士在丧失精神家园的恐惧、痛苦、悲哀和焦虑中，苦苦追寻人生出路，并按新的玄学人生观和生命范式去塑型自己的人生之在的必然结果。在不同时期，玄学的理论模式也不一样，但其核心要旨是“任自然”。这虽然是一种很难企达的人生境界，但它却有力地促进我国审美文化的发展，并奠定了我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精神品格，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魏晋书法艺术风格论

在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魏晋书法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探讨魏晋书法艺术的风格特色，以及形成这种风格的社会背景和社会人文思想。魏晋书法笔致含情，崇尚自然而又飘逸狂放，黑白世界中那扑面而来的真率任情、粉黛无施、自然气韵和爽爽个性风骨，开创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滥觞。     

论魏晋士人的朝隐观

出处问题是中国古代士人必然面临的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士人面前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为人臣,或者为处士。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的盛行,士人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去就,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一条非隐非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具有魏晋特色的“朝隐”。     

论魏晋名士的形成

东汉以来 ,田庄经济的发展是魏晋名士孕育生成的经济条件 ;汉魏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是形成魏晋名士的政治原因 ;与这种经济、政治形势相呼应 ,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儒道合流的趋势 ,广大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既追求人性自由 ,又恪守封建礼教 ,形成所谓双重人格。至曹魏 ,一批人的这种双重人格特征已十分明显 ,它标志着魏晋名士的正式形成。     

论长啸与魏晋风度

本文阐述了长啸的历史源流及其在魏晋的形式特征,随之勾勒了长啸普被于魏晋的轮廓,继尔论证了魏晋长啸的特定内容;既是一代士人飘逸、粲傲、任达个性与气质的体现,也是其精神苦闷的象征和思想超脱的反映,从而揭示出魏晋风度的一个新侧面。     

论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是当时的审美理想。魏晋士人们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下醉心清谈、饮酒酣畅、纵情山水,他们以独特的言行释放着内心情感,展示着魏晋时期特有的精神风貌与生活方式,诠释了后人虽不能为之而心向往之的诗意人生。     

梁启超“情感说”的人生论美学意义

梁启超的“情感说”建立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并推及人生观。他认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好的作家只有具备高洁的情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传世名篇。在人生中,情感的稳定指向是趣味,一种高级的趣味,必然关乎伦理,关乎宇宙人生。总体来看,梁启超的“情感说”试图建立“小我”与“大我”之间的桥梁,推崇一种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将崇高与“无我”当作人生的追求,因此,“情感说”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生论美学意义,体现了终极的人文关怀。     

贵真：魏晋时代的一种人生价值观

贵真：魏晋时代的一种人生价值观王群力“贵真”，就是珍贵本真，即人的本真性情或人的自然本性。《庄子·渔父》：“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是中国反异化思想的先驱，他认为，要在人为物役的社会环境中...     

魏晋六朝的啸——兼论啸与魏晋风度

魏晋六朝时啸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大批士大夫爱啸 ,他们成为啸的主角 ,使啸的主体发生变化 ;名士和隐士之啸享誉一时 ,啸成为社会时尚 ,普遍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名士风度和魏晋精神文化的建构中 ,士大夫把魏晋之啸推向历史的高峰。     

浅谈魏晋时代的人性自然说及原因

英国科学家赫胥黎曾说过 :“人类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的 ,一方面是伦理的。”自然的是个人的本性生活 ,伦理的是社会的道德生活。社会的道德生活 ,必须使人遵守古代圣贤的礼法和道德 ,克制自己的情欲 ,调解自己的生活 ,使自己成为一个品行优良的好人。儒家的人生哲学正是如此。一个人来到世上 ,必须好好地教养他 ,使其离开那种好逸恶劳、贪生畏死的人类的自然本性 ,走到那种重德守礼的路上去。儒家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以修身为基础 ,便在于此。修身者 ,只不过是要人们排除自然人的情欲生活 ,建设伦理理智生活。而魏晋的…     

论魏晋文学中的死亡想象

魏晋文学中的死亡想象是一种特殊的表情方式,作者借悲伤的歌诗艺术而实现情感净化与自我慰藉。它沿曹植一陆机一陶渊明的大致走向而展开,渐次深入作者的心灵世界,既呼应了此期尚悲的社会风习,也无形中加速了对建安风骨的背离。     

论王渔洋的魏晋情怀

王渔洋的诗歌及其神韵说理论一直是诗学界颇有争论的议题。本文打算从魏晋情怀入手,由人及诗,对渔洋本人及其创作、主张进行一番重新的审视,以求在此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是愤世嫉俗的思想。它主要集中在渔洋的早期,由于时代的关系,这种精神包裹得很紧,要寻其蛛丝马迹并不容易。我们姑且从他自号阮亭谈起。士取号渔洋在顺治十八年,此已见于《自撰年谱》(《入吴集自序》也提及),而何时号阮亭,不见记载。可以肯定的是士自号阮亭要比号渔洋来得早。顺治十四年,在济南大明湖诗人集秋柳诗社,赋有《秋柳四章》,一时和者颇众,他的表兄、至友徐夜…     

论魏晋时期的立法改革

本文对魏晋时期立法改革的成就和条件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一改革是中国古代法律进化的里程碑;而它取得的成就同当时立法方式的改进特别是法学理论的进步有密切的关系。     

论魏晋士人狂放之因

魏晋士人狂放不羁，其原因主要有四：政治局势的动荡、多元文化的碰撞、庄园经济的发展和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