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一贯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建国之初,党面临着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任务,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但是,绝大部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其世界观和人生观显然是与党所赋予的历史任务相矛盾的,因而党所提出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是符合历史发展之客观规律的.然而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偏差,特别是经验主义的惯性作用,这一方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启迪.思考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人才观.     

"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革命"与"历史"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民主革命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直接关联;"文革"后刘大年所坚守的革命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以革命史学观念为核心理念的"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

从社会史视角考量,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集中表现为"主义"崛起、"社团"兴起、"阶级"奋起和"革命"涌起并呈现激进化的演进态势,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主义"的崛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准备思想条件,"社团"的兴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提供组织支撑,"阶级"的奋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激发民众意识,"革命"的涌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营造政治氛围等.换言之,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演进与激进化态势及其话语体系的诸多层面.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准备.     

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发展及其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这在我国新宪法和新的政协章程中已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政协、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曾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在革命进程中发挥了它的重要历史作用.建国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建国之初的司法制度

从 194 9年 10月至 195 6年的 2 0世纪中国第二次法律革命 ,给新中国的司法生活领域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本文考察了建国之初由司法与行政之结合向司法与行政之分立的转变过程 ,探讨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司法运行机理与制度架构的基本特点 ,揭示了社会变革背景下司法制度重建的历史意义     

从剧到诗:论贺敬之对革命话语空间的开拓

贺敬之在诠释政治理念、创造政治革命历史的要求下,于宏大的主流话语空间中,开掘出一个个边缘性话语形式,以民间的、人伦的、日常的、忆旧的话语来表达时代精神,以"回避"直接写"革命斗争的火热生活"的方式丰富和开拓着革命话语空间.这种独特的话语方式由新歌剧<白毛女>开端,至建国后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中已发展成为一种追求模式,它体现出作家在政治理性规范中坚守个人性的创作目的.这一独特的阐释角度使以前固有的对贺敬之的评价标准破碎了,也使我们意识到文学史叙述视角的单一产生的局限,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寻找失落的革命精神:古典共和主义的理路——读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与目的论历史哲学家不同,阿伦特将革命视为一种具有"开端启新"潜质的断片的历史现象,因而乐于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革命,揭示被历史必然性遮蔽的革命精神,表达自己所服膺的古典共和主义政治理念.在这种理念观照之下,阿伦特看到,由于社会问题介入革命进程,致使法国大革命偏离了其最初的自由立宪政治目标,也使人们对现代革命(包括美国革命)的理解,陷入历史必然性的窠臼.同样地,也正是社会问题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介入,革命者就用具有绝对主义特质的人民原则代替分权制衡的共和原则,致使革命以自由立宪始,以君主复辟以及政体的反复更迭终.而美国革命则"幸运地"遵循共和主义的建国原则,实现了自由立宪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革命后遗落了共和政治所需的广泛的公共领域,作为自由之真谛的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因此失去了依托,属于社会领域的私人幸福取代了公共精神,最终也失落了革命精神.     

政治动员及其历史嬗变:权力技术的视角

政治动员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动员主体主要通过宣传劝导的方式,引导动员客体接受和认同动员主体的权威,并在动员客体间构建相互联系的人际网络,促使其展开特定旨向的集体行动.建国以前,政治动员即已被中国共产党用于推动社会革命,成功地动员了广大民众参与革命,而在建国之后又成为党和国家改造、控制和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动员虽有相似的构成要素,但地位作用、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却又存在明显区别,并对国家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差异性的影响.     

逻辑、归旨、启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百年图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体现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梳理党的百年自我革命历程,确保党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其根本意义所在,"精神状态"和"行动内容"两个维度同步推进是其基本进路.其中所蕴含的义理,至少有五点历史的启迪:始终保持党的初心和使命,敢于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具有善于解决问题的艺术和方法,党内存在健全完善的组织体系,党员干部必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论董必武立法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董必武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破中求立"的立法思想.这是一套包含了"破"、"立"、"备"三方面内容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其间融合了合理利用本土化资源、循序渐进立法等重要理论.董必武同志的立法思想无论是在亟待设范立制的建国之初,还是在立法活动突飞猛进的当代中国,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上海鲁迅:形象建构与透视

<正>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革命再生波澜的危机时刻,如何通过改造国民性的方式实现民族救亡,进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目标,是鲁迅同时代知识分子们念兹在兹的重大问题。上海时期鲁迅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走过了从"启蒙鲁迅"到"左翼鲁迅"的心路历程。革命过程中的矛盾关系以及俄苏文论的大量译介等多重因素,有效催生了鲁迅的思想跨越和身份转型。如何在左翼与右翼、激进和保守、传统和现代之间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建国初三次大的文艺论争新论

在十七年间,持续不断的"批判"、"革命"同时也是被重视的.建国初的三次大的文艺论争正是在大破"旧"大排"异"的过程中大立"新"大构"同"的.批判者通过批判确立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合法性,被批判的则正是"十七年文学批评"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让一体化的"十七年文学批评"充满了一种整体上的活力.     

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定位与影响

十年苏维埃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践行民主革命纲领和以制度救国建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无论是其积极成果还是错误教训,都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历史,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之历史变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家"成了一个独特而又常见的叙事角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家族小说以反封建为主题,"家"是一种旧文化、旧制度的象征,是作家批判的对象;建国"十七年",家族小说以迎合无产阶级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与革命历史叙说相结合;80年代以后,家族小说企图完成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以此表达个人的生存欲望.     

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穿过历史烟云说周扬——评《文学与革命:周扬文艺思想研究》

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论,"革命"是绕不过的话题.由于历史的机缘,二十世纪中国文论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又总是绕不过周扬.周扬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延安时期,是文人情结与官员身份之间的矛盾;建国后十七年间,他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既批判教条主义又要清算教条主义;新时期,他重新回归文艺界领导岗位,却对自己此前的文艺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清算.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源正在于他对文学与革命关系的认识.     

论福柯的空间化转向与本质性写作

福柯的空间化转向不仅表现在他的"异位"和"异位拓扑学"的思想之中,而且表现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对线性历史话语的解构,其"词物分裂论"对"可见物"的彰显与突出.福柯的空间化转向不仅促进了视觉文化和空间政治的兴起,而且引发了一种空间化的、对事物本身做出"本质描述"的话语或写作方式的革命.这种返归事物本身的本质化写作倾向与解构主义的游戏化写作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历史写作、文学创作、文学文化批评无不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关键词为视角的历史叙事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个经典研究课题,本文从关键词角度追踪"革命"词义起源与变化的历史脉络,对这一开展过程作一提纲挈领式的描述。在二十世纪初经由孙中山、梁启超的话语实践,"革命"与英语revolution和日语kakumei的意义相融合,既含"汤武革命"的传统,又含渐进改良之意。从五四"文学革命"和二十年代初"新"、"旧"文学之争,到二十年代末"革命文学"的形成,贯穿着一根建立民族国家与整体改造社会的红线,而通过新的史料——如周瘦鹃、张春帆的小说理论与创作,揭示了市民社会的日常改良实践及其"新旧兼备"的文化政治。另以"革命加恋爱"小说为例,旨在突破关键词的局限而使"革命"更具文学感性的书写,而对于"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文学记忆的挖掘,则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面认识。     

“老上海”的前世今生——时尚文化与精英叙事的“怀旧”形态

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老上海时尚怀旧文化热潮﹐影响延续当下。其消费文化的实质﹐投射出以复制方式所表达的历史的匮缺感。商业性为内核的选择性记忆﹐亦标识其与《长恨歌》等书写上海的严肃文学作品所蕴涵怀旧元素的分野。王安忆等作家所建构的小说文本所呈现出的时间—历史与空间—城市交互指涉的关系,构成了潜在的知识分子话语对于消费主义空间观及其相联系的资本营运方式的的反拨。而新天地等新兴都市空间的出现,则将以上对抗实体化。旧城空间的衰落﹐大量资本的注入及在改造过程中对高尚阶层的吸引策略,构成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交互作用的资本营运过程。其进一步表现出商业性怀旧与生俱来的缙绅化倾向对历史空间在地化的席卷与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