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

孝文帝两次官制改革（４９３／４９９）后,北魏王朝确立了与魏晋南朝相似的禁卫武官制　度,领军将军为禁卫军最高长官,其下有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通过对史传及碑志资料　的钩稽考察可知：北魏后期领军将军执掌禁卫军大权,其职主要由外戚、宗室等帝室姻亲担　任,在政治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左、右卫将军承担皇宫机要禁卫职责,其担任者仍　以宗室、权臣子弟、亲信为多;武卫将军侍卫君主左右,负责禁中宿卫。领军－左右卫－武卫　将军构成了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     

东魏北齐左右卫府制度考论

左、右卫府为东魏北齐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是领军府下辖两大禁卫军府之一,设左、右卫将军各一人“掌左、右厢”,各有武卫将军二人为其副。     

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

汉魏之际的政治剧变对禁卫武官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君权式微、京师被毁 ,使原来以侍卫君主、保卫皇宫和京城为职能的东汉禁卫武官制度无法正常运作 ,原有禁卫武官的职能难以实现。汉末的政治剧变为曹操势力的壮大提供了契机 ,曹操的州牧府→大将军府→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幕僚制度是曹魏政制的基础和雏形 ,在州牧领兵体制下曹操幕府在军事征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并形成了以统领中军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并保护其安危的霸府禁卫体制 ,曹魏王朝禁卫武官制度便直接脱胎于此。最初在曹操幕府中出现了统领中军的中领军及中护军 ,后又发展成为领军将军及护军将军。新生的领、护军制度与汉代制度也有一定渊源关系 ,护军之制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大将军出征幕府负责监察军法的护军或都护军中尉 ,领军之制则起始于曹操幕府设立之初的行中军校尉 ,校尉之制乃是对汉代八校尉、五校尉乃至汉末西园八校尉 (有中军校尉 )之制的承袭     

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人治统治的特征与根源探析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专制———人治统治 ,其主要特征是 :向上型的权力结构 ,“朕即是法”的权与法的关系 ,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超强度控制 ,以义务为本位的权利义务观。专制———人治统治的长期存在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思想根源 :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决定了专制———人治是与之最相适应的政治模式 ;森严有序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 ,是专制———人治统治厚厚的社会根基 ;主要强调礼治、道德教化和领导者的德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思想 ,是专制———人治统治深深的思想源泉。     

工具理性与中国的“法治”传统

在阐述中国古代“法治”赖以形成的政治背景的基础上,以法律的政治功能为例对古代法律的性质以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得出法律制度不过是专制统治者手中的工具的思考。最后论述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及长期性问题。     

从《宋书·蔡兴宗传》看封建王朝的“废昏立明”

(一) 公元464年,南朝宋孝武帝死,嫡长子刘子业即位,历史上称前废帝。他是中国古代一个有名的昏暴君主。其罪行被认为“武王数殷纣之衅,不能絓其万一;霍光书昌邑之过,未足举其毫厘。”①。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在他统治下,“苛罚酷令,终无纪极,…阖朝业业,人不自保,百姓遑遑,手足靡厝”②,以史料来印证,大体是不错的。对待这样的君主,地主阶级统治集团采取什么态度?这就是力图“废昏立明”。《宋书·蔡兴宗传》提供了范例③。     

略谈南北朝宦官的军事表现

南朝宦官的品秩要比北朝低得多，这就决定了南朝宦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远远不能和北朝宦官相比。南朝宦官在军事方面的表现，多为个剐偶然现象，北朝宦官的军事职务往往是与刺史、郡守等地方官联系在一起的。北朝宦官的军事职位的品秩比较高，都在四品以上，这样品秩的军事职务，加重了宦官的社会政治身份，同时也使宦官拥有军权，进而为影响北魏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因素。     

论法家的传播控制思想

法家的传播控制思想时古代中国的专制统治产生过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但它一直为传播学研究所忽视:文章梳理法家传播控制思想的历史渊源.并总结出它的主要内涵是愚民、禁书、禁言等;它对古代传播事业产生的后果是:导致封建文化专制,产生社会信息传播的不平衡,影响了我国古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论唐朝后期的宦官专权

唐代后期宦官掌握军权主要是通过宦官担任军职、专典禁军和宦官监军制度而实现的.唐代后期枢密使的设置则为宦官控制政权提供了机会.唐代后期的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又进一步加剧了宦官专权.宦官的专权使唐后期政治更加腐败;加深了唐后期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人类法治理论的由来与发展简论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在我国最早系统阐释人治思想的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法治理论应分为中国古代法治、西方古代法治和现代法治。中国古代法制的基础是专制法治 ,而现代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政治     

元代怯薛新论

怯薛是蒙元王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元代高级官员多出身怯薛,怯薛出仕后仍保留原先职务,而且怯薛世职是他们真正身份和地位标志,外廷官称只相当于一种临时的差遣;怯薛是巩固其成员同君主间主奴关系的工具,且怯薛的中枢地位使得蒙古权贵同大汗或皇帝间的主奴观念在整个官僚体制中泛化;所谓的怯薛预政,并不属于非常行为,而是其成员参决政务的合法形式和途径,将这种参政方式看作近侍篡夺中书省权力是在拿中原王朝的政制模式去套其实不一样的蒙元王朝政治结构。     

宋代军权三分制研究

唐代,兵部是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至宋代,兵部大权旁落,军权转归枢密院,枢密院成为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宋太祖鉴于五代枢密使权力过大,压倒相权,严重威胁皇权之教训,对枢密院进行分割,将其直接统兵权划给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衙崛起,升为中央最高统兵机构。枢密院掌兵籍、虎符,有发兵之权,而不统兵;三衙有握兵之权,而不能发兵。两者互相牵制。枢密院、三衙侵夺了兵部大部之权,但兵部仍作为中央军事机构留存,权力减弱了,并非没有一点军权,它还掌握厢军、民兵、部分后勤保障等军政事务。从而形成了宋代军权一分为三的局面。这是由于宋太祖、太宗汲取唐、五代兵祸连结、割据混战的教训,对军制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起枢密院——三衙——兵部新体制;亦是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在控制军队方面的具体实施。从而导致唐代兵部统兵体制,历五代,演变为宋代的军权三分制。     

中西人权观源流新探

本文从"三代人权论"谈起,指出人权学说有一个发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人权"虽然是一个近代西方的概念,但是人权作为一种实存和理念无论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即已存在.中西人权观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建立在人性论、"自然论"基础之上,都反对君权专制和暴政.不过,中西人权观也有明显的区别,即西方人权观是与民主政治相结合的,而中国的人权观是与"王道"相结合的;西方人权观的核心是"人",而中国人权观的核心是"民";西方人权观与法制相结合,中国的人权观与人治相结合.具有现代性的第三代人权观则强调"人类人1权",它既吸收了中西人权观的合理因素,又超越了传统的中西人权观.     

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

军权是封建国家权力构成的支柱之一,西晋士族是西晋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力量,士族对军权的分割、占有及军权变化过程反映了士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士族较高程度地执掌军权是西晋门阀政治定型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它也为东晋典型门阀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略论明朝初期军事制度之转变

<正> 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军事关系国家以至民族的生死存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军队和战争又永远不能脱离政治而单独存在,对于军事的管理也就成为专制王朝特别是独裁君主所重视的事务,势必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手段去控制,并依据维护君王统治的原则、程序、手段和方法去计划、组织、指挥和监督,并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仅就明朝初期军事制度的转变略陈己见。     

论中国古代侦查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制度的中央集权和至高无上的神权、王权统治,形成集侦查、起诉、审判三大司法职能三位一体的侦查制度.在权大于法的人治制度下充分体现皇权威望的审判和刑讯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其功能被人为地极度扩张,与之适应的讯问、拘留、逮捕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和唯心的"言证"制度得到高度的发展,野蛮的刑讯逼供取代科学的侦查方法,严重束缚中国古代侦查揭露、证实犯罪功能的形成和发展.     

晚唐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一面镜子--论李商隐的政治抒情诗

李商隐以其独特的无题诗而著称 ,成为我国文人恋情诗的代表。然而一千多年来 ,人们往往忽略了他的政治诗 ,以为他只是一位纯情的“爱情歌手”。其实李商隐的一百余首政治诗 ,占其现存诗歌总量的六分之一。其诗反映统治阶级横征暴敛 ,同情人民疾苦 ,指出“官逼民反”的实质 ;鞭挞宦官专制及其把持军权、干预朝政 ,玩皇帝于股掌之上 ;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党同伐异 ,深刻反映朋党斗争的残酷性 ;反对强藩割据、与朝廷分庭抗礼 ,维护中央集权与国家的统一。李商隐政治诗深刻反映了晚唐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斗争 ,他是继杜甫、白居易之后 ,我国唐代又一位杰出的政治抒情诗人     

西汉大司马职官考论

由汉武帝始置的大司马职官,其性质是加官,本身并无印绶官属,故极易控制。大司马可冠加于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之上,外掌军权,统理军事行政事务,代行汉初太尉的职权,又内秉枢机,领衔内朝参与决策,削弱了汉初丞相的权力。大司马职官上的特殊性,大大加强了西汉皇权专制。     

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

汉语中的“专制”一词并不用于君主,而是广泛用于人臣,这是中国古代帝王臣民普遍认可的观念。鸦片战争以后,人们逐渐习惯于将“君主”与“专制”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一观念放大到古代,这是一种误读。一般说来,君主总是尽可能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军事指挥的特殊性和笼络重要人士的需要,才授予臣下“专制”之权。古代人臣专制有受命与不受命之别,是否奉承了君主之命,是判断人臣专制合法与否的唯一标准。历代君主对“背法专制”者无不施以重罚,以巩固自己的权位。人臣超越制度的规定行使权力,即使所做的事利国利民,也要受到责罚。专制制度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官吏,专制帝王需要的是俯首贴耳的驯民。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权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是非常突出的矛盾,撇开法律和制度的制约,绝大多数君主都难以防止皇权的异化——人臣专制的发生。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大势是君权不断强化,人臣专制是暂时的,他们想要建立的最高权威不外乎皇权,其实质是专制王权的变态与向专制王权的回归。古代“专制”的应用语境直接关系到专制政治的定义,是研究君主专制制度应当重视的问题。     

论中国古代"垂衣而治"的政治文化内涵

中华衣冠文明从一开始就与道德、法权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必须在礼制与法权的严格规定下选择服饰.从某种意义上说,服从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就是服从了专制统治秩序和法权.尽管冠服制度历朝都有所更新,但其维护专制统治,稳固宗法礼制的宗旨却是一贯的.因此,"垂衣而治"作为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