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变道亦不变”不是形而上学命题

“天不变道亦不变”不是形而上学命题查中林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过：“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２７６页）在这之后，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被众多的人认...     

揭穿林彪吹捧董仲舒的阴谋——学习《矛盾论》笔记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矛盾论》这篇光辉哲学著作中,曾经对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了深刻批判。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从思想体系和政治路线上揭穿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反动实质。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为叛徒、卖国贼林彪所拥护。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及其死     

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

人们常以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文化专制，认定“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不公正的。本文认为董仲舒具有齐学风气。他的大一统思想明显受齐国特有的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懦学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政治哲学阐析

自然政治与神学政治相结合的二元政治观,“大一统”的政治法则,“德主刑辅”、“经”“权”配合、“常”“变”相融的中和政治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治发展观和以整体直观为特征的思维方式是董仲舒政治哲学的五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也谈“天不变道亦不变”

贵刊八○年第六期上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文章,使人深受启发。汉武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立即昭举天下“贤良方正”“文学儒者”开会,连续提出“天人三策”要求回答:注重“天命”,还是注重“人事”?实行“有力”,还是实行“无为”,礼乐教化好,还是严刑酷法好?董仲舒连写三篇《举贤良对策》揣度汉武帝意图,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就出在他的《对策三》中。     

道-德的形而上学——兼论士与哲学家之异同

亚里士多德将形式与质料分离,最高的本原乃是无质料的纯形式,人对神只能是旁观的认知,道德无关于形而上学。儒家的最高本原之天则是理气一体,天气因变合因分化为万物而失道失序,天道则独存于人为性;人可据性理让万物复归于天道秩序,由此位天地、育万物、为天地之心,人世间的伦理实践同时即是天道流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进一步,人性并非初生一受而终生不变,道-德也不仅仅限于善恶之际,而是更有因物因学以成性成德、成更高之善的自身生成,由此才能更好地成物以合天道,这是生成的“道-德的形而上学”。由此,“为政以德”构成了政治的基础与士的起源,是政治的“道-德的形而上学”。     

王安石——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北宋江南西路临川县人。王安石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不做儒生和书呆子。他博览诸子百家,以及医书、小说,不以儒家经典为限。对于儒家经典,他也不迷信“先儒传注”,而要“断以己意”。同时,对“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以验证书本知识的真确与否。他还比较注重社会考察。这样,他逐渐觉察到一些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形成了革新思想。他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指出:“尚变者,天道也。”“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这种“新故相除”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是他进行变法的思想理论基础。     

“天不变，道亦不变”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中庸哲学,是思索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智慧结晶.故有"三才"概念,有性、道、天关系的种种判断.其中,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判断可谓经典常谈,影响很大.然而,在现代思想史上,它被视为保守落后观念的基础理论而备受质疑.在国学界"回归原典"的新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观念.     

《鲁迅杂文中的人物》选刊(续一)

王安石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北宋著名的唯物论哲学家。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担任宰相,他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和残酷剥削,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因之,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守旧派发生了尖锐斗争,最后失败。王安石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史观,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来批判孔丘“畏天命,     

器:“备物致用”与“备而不用”之间——一种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式“用具形上学”的分析

从一种比较哲学视野出发,本文指出和西方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中亦存在着一种“用具的形而上学”,与此同时,还为我们揭示出了中西“用具的形而上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说西方传统的“用具的形而上学”的“用具”仅为“有用”的“用具”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用具”则体现为“备物致用”的“用具”(用器)与“备而不用”的“用具”(礼器)二者兼而有之;进而,如果说前者基于“用器”之用,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而为我们更多地彰显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的话,那么,后者则基于“用具”的“用”与“无用”的二重性,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使中国哲学既走向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又走向了“目的性”消解的“天”之道,而游刃有余、从容中道于“天”、“人”之间.无疑,中国哲学的“器”的二重性的揭示,不仅以一种体用不二的方式使其亦“天”亦“人”之道的哲学之谜得以破译,也为“器的文明”旗帜下的现代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的器用实践方式的借鉴.     

进化论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进行论是中国哲学思潮的主流。进化论唤醒了民族意识，加速了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为史学变革提供了社会条件；进化论直接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教条、复古史观、循环史观，促使人们冲破凝固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僵化的、封闭的思维模式，为史学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史学领域经历了激烈变革，进化论与史学变革密切相关。     

论“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

“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仁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本来是对辩证的思维方式的科学说明。但长期以来,人们却由此形成了一种偏见,把“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搅在一起,认为在思维方式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亦此亦彼”。这是片面的。为了澄清问题,本文就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关系以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作一下初步探讨。     

董仲舒阴阳五行说的"天"

天”是董仲舒阴阳五行说的最高范畴 ,拥有绝对的权威与至上的主宰性。阴阳五行则成为“天”意志的代表 ,上达“天” ,下及人 ,成为“天人合一”的中介与桥梁。“天人合一”是董仲舒借“天”宣扬“忠君”理念与“王道”政治的前提与基础。     

董仲舒的哲学与汉武帝封建大一统的关系

董仲舒的哲学与汉武帝封建大一统的关系问题,历史上已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只要稍加分析,便十分清楚。然而,在“四人帮”霸占史坛的日子里,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撅,历史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如意棒,随意歪曲,任我臧否,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捏造了一部以儒法斗争为主线的历史,并以此出发,硬是把汉武帝说成“是个大法家”,是“反儒的”,把董仲舒说成是个“屁儒”,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真实关系,从而否定董仲舒的哲学与汉武帝封建大一统的联系。这是货真价实的历史唯心主义。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新语》的思想系统与历史地位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严复的天演思想对社会转型的催酶作用

严复的天演思想对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起到了催酶作用，主要体现在：批驳"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思想，批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宣扬合群的作用。     

董仲舒受老庄思想影响考

老庄思想是先秦诸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仲舒虽然“独尊儒术”,但是他在构建其理论学说大厦的时候亦灵活地吸收了老庄的一些思想来为自己服务。本文试图从宇宙天道理论的建构、“无为而有为”的君之道、重生养命理念的继承三方面入手,来分析老庄思想对董仲舒的影响。     

董仲舒的宗天政治学及其理论渊源

《汉书·五行志》:“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一评述是客观的。自从董仲舒征用阴阳家言解说《春秋》,才使《春秋》政治范畴的微言大义兼有了神性哲学的内容,并使这种“宗天神学”(周继旨说)在中世纪思想史上盘踞了正宗合法地位。董仲舒鼓倡“天人感应”的天道观,把自然之“天”与哲理之“天”,神灵之“天”冶为一炉,铸造了一个神学目的论的宇宙图式,使父权、皇权、神权三位一体,为汉武帝及其后的统治阶级的“德治主义”觅取了神学的证件,点染了皇天的圣油,从而完成了古代维新路线之氏族残余的天命观在中世纪得以复活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董仲舒则“屈君而伸天”,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从民本进至民主, 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人学”特质与历史定位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主要内容是“君权神授”和“君权天制”,其理论的实质在于借“天”言“人”,为君权至上作论证,成为西汉王朝推行封建专制主义、推行儒术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重视“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限制君权、监督最高权力的社会机制,对君权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