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国男和日本民俗学

柳田国男(1875—1962)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也是日本口承文艺研究的泰斗。日本民俗学在他的倡导之下发展起来,日本口承文艺研究,也从他开始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问。柳田先生对民俗学的倡导,开始于明治末和大正初年。但比较明显的时期,却是在大正十年间。大正九年(1920)七月,他在日本三田史学会的例会上,作了《关于口承文艺的范围》的讲演。九月份又三次作了民俗学的公开讲演,开了日本口承文艺和民俗学     

民间童谣研究的一部力作——读山曼《山东民间童谣》

作为一部地方性民间童谣的编选集,山曼先生的新著《山东民间童谣》一书(明天出版社,1990)给长期薄弱的民间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及其资料整理工作带来了一声新的响亮,这是十分令人欣喜、赞叹的。而且当你开始读这部书、并把它读完之后,我敢说,你将和我一样获得一种很少有过的学术启迪和艺术激动。这里的“艺术”,既包括书中编选的山东民间童谣作品本身的艺术性,也包括山曼先生于书中著述行文的艺术性,甚至可以说是二者水乳交融、精妙地构为一体的艺术性。因而,这部书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作为一部地方性民间童谣的编选集本身,具有了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和作家文学三位一体的意义。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全     

走出概念的泥淖--"法理学"与"法哲学"之辨

论文把"法理学"与"法哲学"两个外文汉译名称的引入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事件对待,并对目前学界并用两概念的因由和后果作了简要的考察.通过对"法哲学"与"法理学"概念形成的辨析,文章认为,两者在学术传统、学科归属、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四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所以人们在断言"法理学是法哲学"或"法哲学是法理学"时,应当明白谈论的是什么语境中的"法哲学"或"法理学".文章指出,中国的法理学大体上属于法学家的法哲学,但长期以来,法理学家们对实在法的制度和规则本身并不十分感兴趣,不是从实在法的内容本身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是把自己的理论兴趣转向对实在法的隐性背景的解释.这种"注释法学"所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它不仅没有使法理学完成与其他学问(如政治学)的分离,而且败坏了法理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及大学基础(主干)课程的声名和学问的品格.     

《民俗》周刊与中国20世纪早期民俗研究

20世纪前半期 ,我国民俗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 ,是 1 91 8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及方言调查会时期。这是我国民俗学的发轫时期。第二时期 ,是成立于 1 92 7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民俗学会时期。第三时期 ,是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影响之下 ,各地民俗学研究普遍发展时期。其中 ,以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最为重要 ,“因这是承上期而展下期的总枢纽” ,由该会编辑刊行的《民俗》周刊(后一度改为季刊 )则是这一时期民俗学研究的最主要阵地 ,其学术成就也属领先地位 ,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民俗学趋向广义时间应是二十年代

根据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这一民俗学专著,应该将我国民俗学趋向广义的时间,由“30年代”改为“20年代”。民俗学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支科学。它是研究最广泛的人民传承文化事项的科学。它的研究范围与其它科学一样,有着从狭义到广义的发展过     

建设中国民俗学之建议

我国民俗的调查研究和民俗学的建设,正得封越来越多学术界人士的重视。国外民俗学家,也正把研究的眼光注视到我国来,这就更需要我们探讨如何建设好中国民俗学。早在三十年代,厦门大学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就著《民俗学》一节(商务印书馆1934年5月初版),提倡研究民俗学,并始终把民俗学的综合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他在解放前后从事闽台考古和民族调查研究中,把民俗的内容也包括在内,并曾撰写《论长住娘家风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到父系制的过渡》等论文。1958年林惠祥教授逝世后,我们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开展闽台两地的考古和民族,民俗调查研究,并且按照人类学发展新内容,在考古研究中,注重与文化风俗结合起来;在民族民俗研究中,既注意闽台汉人,也注意高山、畲、回、古越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     

傩俗初论

傩事活动之肇始就具有了信仰民俗的性格。民俗即是民风、习俗和风俗的意思。“民风”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即古代王者巡狩之礼,以诗观民风而知得失。至汉代,“风俗”已普遍通用。《白虎通义》引《尚书大传》云:“见诸侯,问百年,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汉书·王吉传》:“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风与俗,对讲互文。在民间的习惯、风气、土俗的意义上,用“民风”、“风俗”来概括,屡见于古代典籍。但将民间的风俗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民俗学,进行有关的理论研究,则很晚近。1846年英国学者W·J·汤姆斯提出了Folklore这一学术专用名词,原含有“民众的知识”及“民众知识学”的双重含义;他认为民俗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如“古时候的举止（manners）,风俗,仪式（observances）,迷信,民曲（ballade）,谚语等等”。这门学科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学者对Folklore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我国学术界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至20年代初,始将“民俗”作为学术专名用语。从民俗学角度来考察傩事活动的整个发展过程,无疑是傩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厦大早期现代民俗学研究评价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学术界对民间口头创作及民俗风情的调查与研究，蓬蓬勃勃地展开，形成了以北大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学术运动，在全国文化史上称其为歌谣学运动（或称民俗学运动）。运动的浪潮冲击到福建学界，其回响力度颇强，使福建成为二三十年代全国民俗学运动中最活跃最有学术成果的省份之一，尤其是当时厦门大学民俗学研究对于我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由北（北京大学）向南（中山大学）转移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故此，回顾和考察这一时期厦大所开展的民俗学研究对全国民俗学史和福建文化史的研究不无价值，对今日福建民俗学研究更进一…     

中国民俗学开倡时代的致力者——刘策奇烈士

刘策奇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民俗学开倡时代的致力者。鲁迅先生写信给他,共同探讨学问。在从事民俗学研究的过程中,他广泛地接触了社会,深深感到国难日亟,国事日非,又十分彷徨。在党的引导和教育下,他很快地     

略论黎族苗族民间信仰文化的意义及其功能

一黎族苗族民间信仰文化的意义民间信仰具有自己的特点 :它还未从老百姓一般的精神文化、物质生活和社会组织中分化出来 ,它还是世俗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它在民众中传承了千百年 ,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一种根基。民间信仰的含义 ,是通过一系列崇拜神灵的仪式或者惯行来体现的。当代国际民俗学界民间信仰研究新趋势的要点是 ,尽可能从民众集团的内部来了解他们的思想信仰的真实面貌 ,根据民间社会的秩序和民众观念的内在理性来说明他们的风俗的含义。用英格利奇—里克的话来说 :“我们在注视一种文化。这就是说 ,人们的日常生活 ,人们如何创造意…     

中日前近代民间学问观的差异--兼论中日引进西学的不同态度

在近代以前 ,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基于各自的社会结构而形成了不同的学问观 ,从学问的内容 ,到学问的价值 ,以及学问对于人们生活怎样发生功用 ,二者都有很明显的区别 ,这是造成那一时期及近代以后两国对于吸收西学采取不同态度、走上不同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由这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吸收西学远比日本艰难缓慢的内在原因 ,在于民间学问观所形成的整个社会对于西学从学问内容层面的普遍鄙视 ,从文化价值层面的普遍贬斥 ,以及西学长期未能纳入科举 ,难以形成促进人们学习西学的动力 ,这些人们的普遍态度 ,构成了对吸收西学的强大社会阻力。     

民俗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民俗学百年反思

近现代民俗学的发端 ,自 184 6年英国汤姆斯创造了“Ｆｏｌｋ -ｌｏｒｅ”这个民俗学科名称起 ,到现在已经有 154年的历史了。中国引进这门学科的时间 ,如果从北京大学于“五四”前后创办《歌谣》周刊和成立风俗调查会算起 ,至今也有 80年了。然而 ,进入 90年代以来 ,随着国际民俗学交流活动的频繁和青年民俗学者纷纷留学欧美 ,出现了当代欧美民俗学理论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学说中迅速夹带传来。这些说法形成了两种态势 :一是以美国民俗学发生的严重危机造成的影响 ,即“民俗学既没有自己学科的‘祖先’ ,又没有自己的理论 ,民俗学只…     

关于中国民俗学与现代化的思考

在科学的分类体系中,民俗学应该属于广义的人类学的范畴,历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都将民俗学列为重要议题,便反应了这种科学的分类。本尼迪克特博士说,人类学家的注意力正是在于那些使不同社区互相得以区别的风俗,他所致力于从事的,正是从各种文化之中,发现风俗的全部进程。在中国,近代民俗学从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民间文学发生了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固然表明了两者之间本来就客观存在着的内在联系,但是,我们应该指出,中国民俗学被包括在民间文学之内或者被等同     

民俗学研究的崭新视角--《民间俗信与科学文化》评论综述

由刘德龙、张廷兴主编的《民间俗信与科学文化》一书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后 ,在学术界、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许多专家学者、政界领导纷纷著文 ,一致称赞这是一本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学术著作 ,又是一本尝试科学地扬弃传统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的民俗学普及读物。将俗信纳入科学研究的版图———对民俗学学科建设的新贡献在民俗学研究中 ,对于民间俗信问题 ,以前很少有人专门进行过研究 ,尤其是从科学与文化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所以 ,民俗学者们特别关注《民间俗信与科学文化》 ,就在于它对民俗学学科建设所起的巨大推进作用。中国民俗…     

回到原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中国民俗学研究

由于社会、历史等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自创立后便在一些国家偏离了知识论的学术方向。在当代中国,民俗学与人类学严重叠合,难分难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让人们看到知识论的取向才是民俗学最恰当的学术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民俗学在当今时代的深化,民俗学学者应积极地投身到这一工作中去。     

论民俗学之“民间”

民俗学之“民间”是一个包含文化地域与民众群体两方面意义的概念,它承继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含义又有所发展,其中表示群体意义的“民间”即“民”是第一义的,是构成“民间”的基础,因此“民间”取决于“民”的界定,而民俗学史上不同时期对“民”认识的不同造成了“民间”的非稳固性或者说流动性。作为研究“民”和“俗”的一门学科,“民间”是民俗学的本体,甚至可以说是本源,“民间”问题是一个贯串民俗学史的基本问题。不仅如此,民俗学之“民间”还意味和象征着民族固有的深层文化,并以母体的形式向表层文化输送养料。     

民俗本质的重估与民俗学家的责任——一种立足于文化精华立场的表述

民俗是一种非日常的生活传统,它是提升日常生活境界的一种文化精华形态,在当代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地方文化建构中,这一特征表现明显。作为文化的建构者和研究者,民俗学者承担着社会风俗建设的使命,更承担着提升学科地位的职责。我们要把研究文化精华的立场写在旗帜上,主张社会规则的遵守,主张民俗信仰的追求,主张审美境界的提升,正确定义民俗的概念,明确民俗学者的使命。     

思想史与学术史:异同之辨与观念自觉——以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例

思想是对客观事物及其本质和规律的理性把握,学术则是指在各个专业领域中发生作用的、学理性的系统知识。思想活动与学术活动存在很多相通之处,同时又在活动主体、活动特点、活动原则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与此相对应,思想史研究和学术史研究具有很大的交织性,但在研究目标、理论任务、对象范围、功能性质等方面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就要求我们于实际的研究活动中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界限。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片面倾向是未能合理区分这种差异的表现。与此同时,强调区别与差异,并非否认它们之间的统一性,而且绝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否则同样会造成研究中的片面倾向。学术史的书写应当注意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从而保持学术史的固有特征。     

民俗研究的哲学根基——来自哲学家巴赫金的启示

在我国的民俗学研究中,有关外来文艺理论和人文思潮的重大影响不容忽视。巴赫金的哲学人类学、超语言学理论以及类型理论对于民俗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更新与经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某种理论性的说明,也可以为国际民俗学未来的实践导向提供某种伦理性的学术基础。在其烛照之下,民俗学领域对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有了理论的借鉴参照的价值意义,这对于我国的民俗研究,以及当代整个的民俗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对于开拓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也具有启示意义。     

谈《风俗通义》的小说色彩

《风俗通义》所处的时代,对于中国小说发展史而言,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通过对《风俗通义》所记录故事的分析,可以发现《风俗通义》不仅仅只是一部简单的民俗学著作,在其故事的内容上或多或少的含有一些＂小说＂的因素,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小说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