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研究

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它就像一柄双刃剑,既可以成为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有力手段,又可能沦为投机人士争夺公司控制权、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工具。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统一完备的表决代理权制度,但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运用这一制度的真实案例,由于缺乏法律规制,其行为颇不规范。因此,笔者针对存在的问题,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从征集主体、征集行为、征集过程中的信息披露、表决权征集之民事责任四个维度,对完善我国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进行相关研究。     

论限制股东表决权的制度根源及途径

随着公司控制股东滥权行为的频频发生，各国公司法均对大股东持有的多数表决权进行了或多或少的限制。对股东表决权进行限制的制度根源是资本多数决本身的缺陷，各国对股东表决权限制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控制股东表决权的限制、公司所持自己股份表决权的限制、公司相互持股的表决权的限制。我国公司法应对大股东表决权和公司相互持股的表决权进行限制，并规定股东大会的定足数，明确公司自有股票的表决权不计入定足数和已发行股份总数。     

小股东表决权信托实现机制研究

小股东和大股东在公司地位及控制公司程度上的差异,导致小股东权益在公司治理中极易受到损害,小股东对行使表决权方式的需求上也与大股东有所差异,股东表决权的行使方式设计应对他们的利益做出平衡,小股东若想得到有效保护,只有联合起来,集合足够的表决权,从而达到与大股东抗衡的目的,表决权信托便是一种有效方式。针对表决权含义与法律特征、表决权信托法律关系,同时从小股东权益的视角研究表决权信托于小股东表决权行使的意义     

论我国上市公司表决权征集制度的完善

表决权征集制度是上市公司股权分散化、流动化的必然产物。本文立足实务,同时借鉴国外表决权征集制度的立法经验,从介绍我国上市公司表决权征集制度的立法现状着手,对我国表决权征集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股东表决权制度研究

股东表决权是股东最基本、核心的权利,是股东参与公司事务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手段。它直接决定了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也决定了表决权在公司法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因此,丰富表决权理论,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表决权制度,对于钳制控制股东把持公司、捍卫少数股东权利、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意义重大。     

试析新公司法框架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权保护制度

加强中小股东表决权的保护对于促进股东平等、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新公司法在中小股东表决权的保护上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囿于对股东形式平等的关注,未能对原有的表决权制度本身予以突破,难以实现对中小股东表决权的有力保护。进一步完善表决权行使机制和方式应为今后立法的方向。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书面行使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公司实践的发展 ,许多股份有限公司都已采用了表决权书面行使这一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而我国《公司法》对这一表决权行使方式却付诸阙如 ,因此实践中产生的许多问题都无法可依 ,这不利于股东权益的充分保护以及公司制度的正常运行。鉴于此 ,本文对与此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了探究 ,以期对完善我国股东表决权的立法有所裨益。     

股东表决权信托制度研究

股东表决权信托对于股东权益的保护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股东表决权信托制度中最重要的概念与客体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对如何构建我国的股东表决权信托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制度研究

股份有限公司如何完善股东表决权制度，也是激活股东大会的活力，平衡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维护公司利益的重大制度问题。因此，为强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确保公司的健全经营秩序，必须加强对股东表决权的认真研究。     

表决权信托的基本理念分析

表决权信托,是美国法对法学理论和实践的巨大贡献.表决权信托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稳定公司股权结构,优化公司内外治理结构,帮助上市公司重整等方面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法律移植重在吸收和借鉴而并不是全盘照搬,因此要想做好表决权信托的国内法移植,必须首先对美国法中的表决权信托制度进行深刻的剖析,尤其是对其基本理念的分析.本文力图就此展开论述.     

论出资瑕疵股东的民事责任

股东出资事关公司独立责任和独立人格的构建,是公司对外承担信誉的重要基础,对维护交易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大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瑕疵出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会影响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导致着经济纠纷的产生,致使债务不明确,也侵犯了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目前,我国公司法对于出资瑕疵股东民事责任的规定还有很大的不足,在实践操作中也存在很大的困难,本文对出资瑕疵股东民事责任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对我国法律的完善有所裨益。     

论虚假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

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基本内涵之一。但在公司设立时如果存在股东虚假出资的,就要区分虚假出资是否导致公司设立无效的不同情况,来判断股东(发起人)是否需要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以及责任的范围。公司设立时出资不足、但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与公司与债权人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反思

为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了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需要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且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但在现有规定下,可能出现股权转让僵局。从放松股权转让限制的角度出发,建议删去优先购买权,仅保留其他股东的同意权,通过完善同意权规则,平衡股权转让中各方利益。     

论股东有限责任制的价值追求

股东有限责任制以效率作为核心价值追求,不仅表现在股东有限责任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所内蕴的法律价值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其社会经济价值表现出来。股东有限责任制对效率的追求打破了原有企业制度的利益平衡,集中体现为对于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保护缺失。由于效率和公平同为公司法所追求,从而使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成为推动现代公司法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构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公司法人格制度由于自身存在的法律漏洞,无法对公司股东形成一种完全有效的约束机制,从而导致公司法人制度利益体系产生了偏差,产生一系列的公司问题,并对公司的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原则的存在价值提出了挑战。公司人格否认制对传统的公司有限责任理论作了补充,成为重新平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一种重要机制。这项制度的建立有赖于公平和诚信的价值支撑,需要在前提和要件上加以完善,以适应我国公司法制建设的发展。     

论公司注销后股东对债权人的民事责任

合法设立的公司的债务，一般情况下由公司独立承担，与股东无关，但也有例外的情况。股东在公司设立、经营过程中、甚至注销后都有可能要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文章着重研究股东在公司注销后需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各种情形，以及股东承担民事责任的法理依据。     

《公司法》若干问题之审视——兼评《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七十二条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其对外担保对信贷资金和商品交易安全发挥着基本的安全保障作用,其担保的效力问题存有较大争议。股权转让是有限责任公司经营中必然面对的现实问题,但我国《公司法》对上述问题只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常因法律规定的欠缺和理解的歧义,不能真正保护股东的权益及维护公司正常运行。结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通过比较法可以研究判断瑕疵出资责任承担主体和责任的承担方式。股东瑕疵出资实际是对公司财产的侵犯,动摇了公司的物质基础,不利于维护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股权转让后,根据责任自负原则,瑕疵出资的原始股东即出让人应承担责任,根据商事外观主义,瑕疵股权的受让人亦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而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因为对股东出资负有内部监督的义务,故当出现股东瑕疵出资的情况时也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司利益,可以通过补缴出资、宣告失权、赔偿损失三种方式来承担追究瑕疵出资股东及其瑕疵股权受让人对公司的瑕疵出资责任,以保持公司的资本充实。     

实际控制人公司法规制的体系性思考

实际控制权是游离于公司权力法律配置之外客观存在的特殊经济现象。由于实际控制权涉及多维的法律关系以及复杂的运行机制，现行公司法的相关文本未能基于实际控制人控制权配置的动因、对公司法定权力控制形态的影响以及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权的法律后果做清晰明确的厘清与规范。在未来公司法修改中，应在建构广义实际控制人概念、义务与责任内在统一的整体框架下，明确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以及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权的责任实现机制，合理创设对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一体化规制的逻辑自洽的规范结构，以体现并提升公司法规定的体系效益。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机制刍议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在缺乏股权流动和交易的市场,中小股东中途退出公司殊为不易。但如果控股股东违反了忠实义务,中小股东的合理期待落空,那么小股东就有权退出公司。英美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股东退出和股份清购制度。我国新公司法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首次建立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退出制度,但在程序上以及权利的行使上仍有许多值得完善之处。     

试论公司董事第三人责任的性质、主观要件及归责原则

在我国近年暴露出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中,中小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权益频遭侵害而不能得到有效救济的情况最为严重。其原因虽多,但公司董事第三人责任制度的缺失,对其责任性质、主观要件及归责原则的模糊认识,社会公众无法得到正确引导以及司法审判处于混乱状态等,为其几大根源所在。考虑到我国商法一般规则尚未确立,公司法处于民法特别法的地位,因此公司董事第三人责任的性质应当属于特别法定责任,主观要件应当有恶意或者重大过失,归责原则应当为过错责任以及特定情形下的推定过错责任原则,而不宜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