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史家对“通史家风”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史家继承了“通史家风”这一史学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第一,将“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精神发展为探索历史规律;第二,将“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的通史撰述规模扩展为全方位地反映历史进程;第三,以激励民族爱国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取代了以史资治的经世致用思想。这反映了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之关联。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论先秦两汉史学观念之三变——从“微言大义”到“文胜质则史”、“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的史学观最强调“义”,目的在显示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其方法则是穿越史实而直接述“义”;对“义”过分的强调及直接述说,有时会使史实模糊而与‘‘真”有出入。孔子时的史学观为“文胜质则史”,《左传》、《战国策》、《国语》的“文”,期望以“文”记言记事,突出了以各种手段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但避免不了“浮夸”之蔽。汉代史家则更为重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以“实录”记言记事,使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新的境界。     

傅斯年与“史料学派”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傅斯年的名字和“史料学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他的明确倡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而这一派别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无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本世纪初史学界的名流,因此,提到傅斯年,就不能不提到“史料学派”,而谈到“史料学派”,也不能不注意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渊源,以及他的史学思想对这一学术研究派别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博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史料学派”,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因他们曾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科学派。但     

罗素的“史学非科学论”和“历史非决定论”述评

作为非专业的历史哲学家,罗素对史学和人类历史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历史研究及其成果应当作为艺术活动及其产品而被赋予最高的价值;史学的特征应当是它的纯描述性、趣味性和历史学家的个人色彩。罗素的历史观是一种非决定论。他认为人类历史无章可循;杰出人物是历史进程中的主体,而制约他们行为的历史客观因素则是多元的。他的史学观和历史观既包含了明显的错误,也包含一定的合理成份。鉴于罗素的历史见解还不甚为人们所了解,而他的见解又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介绍和评论他的历史哲学是有意义的。     

论“历史观决定论”

一、问题的提出“历史观决定论”不同于“历史决定论”。后者是一个历史观范畴,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观范畴。所以,我们的论题就不是从历史观的层顶上展开的,而只是从史学观的层面上展开的。同时,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在历史观的层面上来讨论“历史决定论”是否合理,而是在史学观的层面上来分析“历史观决定论”是否荒谬。因为,“历史决定论”既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也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同样,“历史观决定论”既是一个史学观的问题,也是一种特定的史学观。而且,从逻辑上看,“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观决定论”二者之间也不存在有一种必…     

影射史学是“四人邦”篡党夺权的罪恶工具

长期以来,万恶的“四人邦”为了推行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调动了一切舆论工具,影射史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他们抓的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邦用的影射史学。”今天,在揭批“四人邦”第三个战役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必须进一步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批判“四人邦”的影射史学,全面清算他们利用影射史学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篡党窃国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史学战线上的一切流毒。     

试论史学“中层理论”的建构

所谓“中层理论”,指介乎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经验表象之间的、专门对中观历史对象进行概括的一种理论。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之结构功能分析,指出了建构史学“中层理论”的必要性、急迫性;进而论证这一“中层理论”的建构须以专门社会学理论为知识质料,并通过具体史学研究实践,经由引进、混融、派生三个环节而完成。     

“史识尤为重要”辩

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史学理论著作层出不穷,不少书中讨论史学研究者的素养时,着意强调史识的重要性,以为史家的各种素养中,“史识尤为重要”。还有的把这种认识追溯到刘知几,说到刘知几已“最为重要史识”了。这种“史识”至上论倾向,对史家的德、才、学、识,无异于分出了前后轻重。这种意见,既不利于青年学子史学修养的全面培养,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故此,不能不一辩。 唐朝刘知几首先提出“史才三长”:才、学、识。《新唐书·刘知几传》有一段刘知几回答郑惟忠提问的话。他是这么说的:     

20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中国20世纪初“新史学”是在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中应运而生的,梁启超开风气之先。其产生的学术原因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和外国史学的影响。以进化史观为中心的近代史学观念和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重要范畴的初步探讨,则标志着“新史学”的发展。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之间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联系密切,甚至一脉相承。     

试论《雁门集》的“诗史”性质

在古代少数民族作家中,元代的萨都刺是最知名的诗人之一。在元代诗坛上,他的诗作光彩夺目。以致后来有人推之为“有元一代诗人之冠”。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活动,记录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也记录了元代中后期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被誉为一代“诗史”。按“诗史”之称起于评杜,杜甫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萨都刺诗则记录了元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其中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也有社会生活的反映,本文即拟就这两个方面进行一些考察。至于诗人以诗歌记载自己的生平和行踪,虽然也有“诗史”意义,但由于篇幅有限,暂不涉及。     

论“消灭私有制”参照系下当代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的勃兴不是对马恩“消灭私有制”思想的否定 ,而是马恩“消灭私有制”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展现和发展 ,它的发展也遵循着马恩论述“消灭私有制”同样的逻辑。考察非公有制经济的这一历史进程 ,对我们今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 ,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有裨益。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本文通过对“家”和“言”的重新界定 ,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提出新论。司马迁自成的是史家 ,而先秦诸子中没有史家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归属于诸子任何一家。司马迁具有史家特有的强烈的论载历史、保存史文的历史责任感 ;他首次就历史撰述宗旨和目的、历史研究要求和对象以及历史编纂方法等史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史记》为后世历史创作提供了范式。司马迁之史家言 ,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文章还对这史家“三言”作了具体阐释。     

数字解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重要讲话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深刻阐述了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方面的要求，对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

《辽金元史学研究》对辽金元史学作了贯通性的综合考察。从修史制度、多民族历史撰述、各族史家史学编纂思想入手,全面剖析了辽金元时期史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时代特色,拓展了辽金元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度与维度,使人们从史学思想的视角看到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总体趋势。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不仅如此,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方面,清华学派的态度似乎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更加合理。     

我校颁发首届“侯外庐史学奖学金”

1991年12月25日下午,在我校文博学院,由院长彭树智教授主持,校长郝克刚教授为获奖人员颁发了西北大学首届“侯外庐史学奖学金”。“侯外庐史学奖学金”,是我校历史学科学生,所取得优秀成果的最高奖。侯外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论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建国以来我校第一任校长。为了继承和发扬侯外庐先生倡导的坚持共产主义教育,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促进和提高我校历史学科学生的学习质量,我校文博学院受侯外庐先生女儿侯寓初、侯重初同志的委托,用侯外庐先生多年来积蓄的一部分钱,设立“侯外庐史学奖学金”,以奖励从事历史学科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侯外庐史学奖学金设一、二等奖,名额总计为18名,其中博士生2名,硕士生     

向《史记》人物传记学习“文史结合”的经验——附论历史剧创作中“史”与“剧”的关系问题

《史记》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历史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历史著作,不仅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史记》的“本纪”、“世家”和“列传”中的一些人物传记,至今还对人们产生一种文学艺术的力量。学习《史记》人物传记“文史结合”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对于当前又再度活跃起来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创作,还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