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礁之辨的分歧及其消解路径

岛礁之辨是国际海洋法中一个复杂的命题。近年来,学界围绕岩礁的定义、岩礁与岛屿的关系、维持人类居住与维持本身经济生活的具体意涵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至今仍未达成共识。实践中,各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对于岛礁的界定也未形成统一标准,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则倾向于通过考虑岛礁在海洋划界中的效力问题,以回避对岛礁之辨作出判断。"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首个对该问题进行明确界定的案例,但仲裁庭的裁决存在诸多问题,并非对岛礁之辨的权威解释。修改与完善《公约》的岛屿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争端当事国亦可通过探寻岛礁在海洋划界中的效力来化解纠纷;对于大陆国家的洋中群岛的基线划定问题,则应进一步梳理相关理论和实践,促进规则向确定性发展。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视域下冲之鸟礁的岛屿属性之否定简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了岛屿制度。日本于2008年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要求延伸大陆架的申请,其申请理由为冲之鸟是岛屿,应有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之规定,冲之鸟礁不具有满足“人类居住”和“经济生活”两个要素,其实为岩礁,因此,日本对冲之鸟礁不能主张领海和毗连区,更不能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低潮高地的法律地位辨析

低潮高地的概念是在20世纪中叶以后得以确立的。《领海与毗连区公约》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低潮高地的法律地位做出了具体规定。然而,对于界定低潮高地自然属性的潮汐基准面的选择、低潮高地是否可以被占领以及海洋的自然变迁对低潮高地法律地位的影响这三个重要问题,海洋法里并未存在明确的规则。通过分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结合多个国际法案例,对上述三个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同时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中涉及低潮高地法律地位的判断问题进行解读。     

日本电影《入殓师》中文化主体的博弈

《入殓师》是2009年在美国奥斯卡电影节获奖的一部日本电影,这部电影中隐含了东西方文化的博弈和冲撞,既有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表现出西方文化的强力影响。影片中东西方文化的传承和冲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个人主义”和“集体化”的冲突。日本社会长时期以来具有集体化的特点,个人一般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而存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传承“家”文化的集体化特点并没有消失,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日本企业的家族化。但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主要人物小林,却是一个没有集体文化背景的个人。其次是“罪文化”和“耻文化”的冲突。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认为,西方文化中有“原罪”的特点,日本文化中则有“羞耻”的特点,影片主人公坚持自己的理念,对抗社会和家人要他放弃的压力,坚持自己喜爱的入殓师工作,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西方“罪文化”而不是日本“耻文化”的特点。第三是有关“父亲”的宏大叙事。在有关父亲的表现上,影片在观念的深层表现出了回归日本传统“家”文化的愿望,叙述了小林父子关系从紧张到和解的过程,对“家”文化中血缘亲情关系的保持和传承表现出了非常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南海仲裁裁决之法律谬误分析——历史性权利与岩礁认定

南海仲裁裁决错误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历史性权利的关系,在岩礁认定方面也存在诸多法律谬误。第一,历史性权利源于国际习惯法,不应根据《公约》的规定来解读和切割。南海仲裁裁决依据《公约》否定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历史性权利,适用法律错误。第二,南海仲裁裁决认为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否定了菲律宾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这客观上涉及中菲海洋划界问题。依据《公约》第298条,仲裁法庭对海洋划界争端不具有管辖权。第三,仲裁法庭曲解《公约》第121条第3款,提高了完全权利岛屿的认定标准,将中国南沙各岛均认定为岩礁,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此外,在论证过程中,仲裁裁决逻辑上存在诸多矛盾。中方应运用缜密的法律分析手段为自身“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南海仲裁的立场寻求国际法上的落脚点,并积极推动对《公约》强制仲裁制度的体制性改革。     

《大气污染防治法》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控制体系的评析

对于温室气体控制是否应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调整范畴,一直都有争议。不应将温室气体控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调整范畴,这不仅是由于温室气体不属于大气污染物,也是由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决定的。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于能源生产等“上游活动”和公众生活消费等“下游活动”。我们应对其进行上堵下疏：一方面力促清洁生产,另一方面倡导低碳生活,将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结合起来,多管齐下共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没有必要将温室气体控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调整范畴。
关键词：     

“冲之鸟”岛礁属性辨析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确立了岩礁这一新规则。岩礁属于岛屿范畴,然而与岛屿不同的是,它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从“冲之鸟”的情况看,它是岩礁,因而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关于马克思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兼与宋伟先生商榷

宋伟在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论争的论争》文章中为了反驳董学文先生的论点,把“彻底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打成“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此论有很多理论上的漏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等,实践有唯心和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分。而存在主义的提出者之一的海德格尔,其政治身份乃是纳粹党高层,他希望在哲学上领导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并鼓吹用战争战胜“英美民主”和“俄罗斯共产主义”。他主张用形而上学支持争夺世界统治;他宣扬纳粹的意识形态,宣扬国家社会主义。宋伟先生主张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进行后形而上学的对话和境域融合。从理论上讲,海格尔没有资格也不配和马克思进行对话和融合。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们不会容忍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形而上学改写”。     

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

斯瓦伯在最近的著作中提出“我即我脑”这一命题。若要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阐明心、身范畴及其关系,那么单纯的“我即我脑”这个命题不但显得“褊狭”,而且会引来不必要的误解。近代以来,科学物质主义和二元论在面对心-身问题时都有其不可解的困境。对于这些困境,有必要在两面一元论、泛心论和泛体验论的基础上提出“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观念是： 任何现实实体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都是以主体-客体统一的模式存在的,人类描述意识现象的两个范畴(即心和身)是现实实体在作为体验主体的第一人称和作为被观察的客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分别呈现,由这两个视角所呈现的体验方面与物理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尔自然的相应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不应该用因果作用的概念来刻画,世界的物理方面是因果封闭的,意识本身是非因果作用的。     

类虚假新闻再批判

“类虚假新闻”不同于那种完全无中生有的全虚假新闻,它的基本内容并非来自虚构。但这种看似真实却隐藏着各种各样不完全符合原本事实的失真成分的“新闻”在受众当中产生的恶劣影响非常大。完全编造的假新闻容易被看穿,而且一旦被揭露就无人相信。而“类虚假新闻”却如同附在新闻机体上最隐蔽的病毒,人们对其不易察觉,但它却时时刻刻在不知不觉中危害着我们的新闻事业。“类虚假新闻”的表现有“非有效信息型”、“弱新闻源型”、“数字来源可疑型”、“高强原则下的‘硬伤’型”、“刻板套路型”等五花八门的类型,而其产生的根源则更是极其深远和复杂。有必要对“类虚假新闻”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批判,并在实践上加以更大规模和更彻底的围剿。     

陈樵理学思想摭鳞

陈樵是元末一位独具创见的理学大家。他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的治学路径,从六经入手,精探其理四十余年,直指淳熙以后群儒的学说与洙泗伊洛不类。他提出了“心之精神曰性”的观点,认为“心之精神曰性,神者性命之本”,指出淳熙以后的学者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洙泗伊洛之学,造成了“客意胜而经愈不明”的理论纠结。陈樵还把“理一分殊”这一命题提高到儒学之本的高度,认为淳熙以后学者（主要是朱熹）在看待“理一分殊”时,将“仁义礼智”看作成形于天地之先,把“性”看作侧隐羞恶之情,而这与洙泗伊洛之学的宗旨相左。陈樵认为,“理一分殊”是孔子之一贯,是洙泗伊洛之学的会要和根本;他还以“枳”来比喻“理一分殊”,形象而生动,使“理一分殊”的含义变得简单明了。     

汉字字形叙事之管窥

董乃斌先生《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刊上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一文中提及“古老的中国文字,就是为记事--叙事而产生,而进化,而成熟的”观点,并有所示例。班固汉字“六书说”中有“象事”、“象意”两项,董说也许可与之印合。董说似还可以拓展许慎“六书说”中有关“会意”等构字法的诠释思路,为汉字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故在借鉴总结前人说法的基础上,试对汉字与生俱来的象形表义、音义结合、立体叙事的特点进行粗浅解析,以回应补充董先生的观点,并说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之源远流长和植根之深厚。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实现了从历史之外回到历史之内、从抽象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的哲学革命,即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念的彻底革命,使作为“现实中的个人”一种属性的形而上学本身重新回到人身怀抱里;它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历史是指包括人所遭遇到的自然和思维在内的“人类史”。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不是以本体论或存在论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     

基于战略惯性视角下的美国大战略发展论析

冷战结束初期，基于捍卫国土安全、维持权力平衡、遏制“流氓国家”、建立民主和平、协助海外盟友等“五大支柱”，美国政府在短期内规划并实践了以维护美国“首要地位”、建构并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目标的大战略。在短期内，对大战略既定路径的遵循有助于美国实现其全球利益。从长期看，对大战略的路径依赖使其内部出现了战略惯性，其直接结果是决策精英群体难以对其中存在的缺陷进行调整和改善。对美国大战略惯性的考察可以置于组织战略惯性的视阈下进行，其产生并逐步增强的因素源于美国政府的遵守承诺、固化认知和有限理性。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美国大战略惯性得以形成并逐步深化。奥巴马政府意识到了惯性对美国大战略的掣肘，但在调整过程中却陷入困境。特朗普执政后，将“克服惯性”作为大战略转向进程的核心理念与首要要务。尽管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改革进程遭遇诸多阻力，但至今仍未停滞，且日趋深化。     

实践本体论的关系性与美

实践本体论是以自然本体论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社会本体论,即阐明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是社会实践的存在论。实践美学以实践本体论为本体论基础,把实践美学推进到新的阶段。实践是一种关系性哲学范畴,它超越了传统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视野,消解了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主体和客体、主体和主体、客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之中探讨美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使得美学成为了关于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的科学,在人对现实审美关系之中来把握美和审美,因此,美和审美就是在社会实践之中生成的关系属性和价值属性以及自由创造。实践的关系性也就是 “间性”,但是,它全面地包括“主客体间性”、“主体间性”、“客体间性”,它们全面地生成着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及其审美。     

汉魏两晋诔文述论

诔文的产生与古代的谥法有关。诔与谥,原本是给国卿与卿大夫的礼遇,后播及于士,诔文也就随之而发展。“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是诔文的基本体制。西汉诔文仅扬雄《元后诔》传世,东汉以张衡为诔文大家,三国则以曹植为其翘楚。曹植诔文不仅数量较多,且不再专注于“铭德”,而更偏好于“述哀”,有变体之功。两晋诔文以潘岳为第一,其文多笔端含情,摇曳多姿。二陆、张华等也堪称名家。经过诸人的努力,诔文成为抒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诗经》比兴循环解释现象探究“兴”的起源——以《关雎》《汉广》《樛木》三诗为例

对《诗经》的解释存在比兴循环解释的现象. 《关雎》一诗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出现了对其道德主题的三个不同解释,存在由色到礼的戏剧性叙事以及将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两种解释模型.《毛诗》《郑笺》对《汉广》的解释发生了道德主题和婚嫁主题的冲突,道德主题的强化导致了主题先行.《毛诗》解《樛木》反转葛藟攀缘樛木“比”之古义,将诗篇主题倒转为樛木主动荫蔽葛藟,完成“兴”义,成为比兴循环解释的典型. 陈奂举了《毛传》解诗用“若”、“如”、“喻”、“犹”诸字的很多例子,以证“兴而比”的关系,意在通过比兴循环解释重返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平衡关系.     

人性的生态转向：自然与社会的高度统一

人与自然危机的实质是人性危机。古今中外对人性的解读都没能克服单一片面的人的属性论,将人的存在某一方面的属性界定为人性,没有关注到外界环境对人性生成的重要作用。人性“生态化”将人性理解为人现实存在性,它由四种属性构成即自然性、社会性、实践性、价值性,四种属性之间紧密相连、环环相扣。四种属性同时受到外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人类需要从社会内部构建“善”与“大爱”的制度、文化与道德,将自然的繁荣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交流的无障碍,才能将自己真正融入自然中去,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     

连环画中刘胡兰形象建构过程的叙事考察

刘胡兰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其具有象征意义的确定形象,定型于“文革”期间的经典化。事实上,伴随着不同话语形态的显隐,刘胡兰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经过了复杂的建构过程。从“日常叙事中的少女”到“阶级叙事中的英雄”,其面目逐渐明晰,性格逐渐单一。以连环画为观照点,通过对刘胡兰形象变迁的叙事考察,可还原刘胡兰的“女英雄”形象是如何通过“取舍”和“改编”的手段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并以此揭示革命英雄叙事在统一的主流价值基调下,在“本事”和“故事”之间的较量中,所蕴含的民间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