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的逻辑联系及嬗代整合

"夷夏之辨"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夷夏观念,反映了当时的夷夏关系。服事思想以"夷夏之辨"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理想化夷夏秩序。不过,这种秩序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突破,作为两种文明撞击、融会的缓冲地带,要服群体因此得到了融入华夏的历史机遇。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提出,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礼别夷夏的更大贡献是提出了区分夷夏的新标准,从而为夷狄入夏提供了理论可能,也为"大一统"思想的兴起埋下伏笔。战国时代,随着夷夏观念的衰退,"大一统"思想的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     

岛夷释

今本《尚书·禹贡》冀州:“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西汉孔安国对此解释说;“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又说:“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后人据此考订岛夷方位,有以冀州岛夷为靺鞨,地在我国东北;扬州岛夷为日本以及渤海诸岛(《史记·夏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又有以冀州岛夷为朝鲜,扬州岛夷为日本(清胡渭《禹贡锥指》卷2、卷6)。近周维衍同志发表《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则主张扬州岛夷为台     

唐玄宗多事四夷思想初探

多事四夷是唐玄宗的一贯思想,“伐叛怀服”是其思想的核心,“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是其理想境界。与“伐叛”相比,“怀服”观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更有积极意义。当然,在唐玄宗时期,也不乏多事四夷思想的反对者,韦凑、姚崇和宋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反对过唐玄宗的多事四夷思想及其实践。     

特殊的夷狄论——试析《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观

作为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夷夏之辨。《公羊传》中的夷夏之辨凸显了文化礼仪的标准。而且在继承了先秦儒家夷夏观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更为开放的精神。它不但肯定以夏化夷、变夷为夏,而且还将违背礼仪的华夏之国贬为夷狄,予以斥责。《公羊传》中的对夷狄国家的接受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复古与学西之间——论冯桂芬的行政改革思想

从清中期开始,随着盛世的过去,原本隐而不彰的朝廷弊政显山露水,比比皆是,而由此引发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内忧外患更将清政府百弊丛生的行政体制暴露无遗,于是行政改革问题成为当时士人切讥时政的锋芒所向。冯桂芬是晚清较早指摘现行行政体制弊端并提出改革方案的思想家。他认为清朝的行政体制"人无弃材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而他的改革设想也是据此展开,其中有的来自历史经验,有的出于其创见,有的取法西学,是将他所谓的"杂家"、"私臆"、"夷说"融会贯通而成的。冯桂芬的行政思想和主张切中时弊,颇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其中不少都在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改革中得到了落实。     

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辨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重兵实边,并非源于“有吞四夷之志”,而是被边事形势之所迫;重兵实边,是国家职能之所需,是明君英主之必为;唐玄宗并非“有吞四夷之志”,而是对四夷礼兵并举,志在和服四夷,乃至立盟誓约,分疆而治。唐玄宗的军事战略之失,在于军事力量不能相互制衡,而不在于重兵实边。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庄存与公羊学视域中的夷夏观析论

借助夷夏观念,晚明遗民对清政权多消极抵触,不与合作。而自清代中后期开始,士林则主动以天下为一家,放弃夷夏之防。庄存与是开启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在乾嘉复古考索的大气候下,借助对汉代公羊学"异内外"一义的探讨,将判分夷夏的标准确立为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为内核的"礼",从而将夷夏身份问题转换为君臣礼教问题,迎合了清代官方的夷夏主张,消弭了清初以来士林与官方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以全新的学术论说为弥合晚清百余年的民族矛盾提供了知识准备。     

蒲松龄并无第二夫人

<正> 在1980年的全国第一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了陈淑卿系蒲松龄的妻妾之说(见《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所载《蒲松龄与陈淑卿》一文).继而又有《关于蒲松龄的第二位夫人》一文肯定了蒲松龄确曾有一位第二夫人——“无名氏”(见《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随后,以蒲松龄与其第二夫人为题材的各种剧本、小说等文艺作品亦相继问世.自此,蒲松龄     

竹枝词的源流

竹枝词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诗体,对于唐代七言诗和宋代词的形成均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唐诗人刘禹锡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使竹枝词从民间登上了文人学士的诗坛,给诗词创作注入了一股新风。《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武陵谿洞夷歌,率多刘禹锡之词。”《新唐书·刘禹锡传》也说:“禹锡贬朗州,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作竹枝词十一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究竟是“武陵谿洞夷歌,率多刘禹锡之词”,还是刘禹锡的竹枝词学习了“武     

王勃佚诗及其兄弟关系考

《韵语阳秋》中存有王勃的两首佚诗（或其片段）：《自乡还虢》和《诫劫劝》。王勃共有兄弟十二三位之多,但有姓名可考的只有八位。王勃与诸位兄弟之间极其友爱,但根据这两首佚诗传达出的信息,王勃之弟劫、劝可能真如《韵语阳秋》的作者推测的那样曾经闹过矛盾。为了处理兄弟之间的矛盾,王勃以《倬彼我系》来宣扬家族精神;以《诫劫劝》直言劝告劫、劝;以《送劫赴太学序》号召兄弟们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最后以《自乡还虢》表达了兄弟们之间应该像花萼和花朵一样亲密相依。其增强兄弟关系,处理兄弟矛盾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论王夫之关于《诗经》中的灵性思维的思想

《诗经》与《圣经》中的诗歌之间具有许多契合点。王夫之的诗学观念与基督教圣经学的诗歌理念比较接近 ,其间存在着可比性。王夫之对《诗经》中的《雅》《颂》部分特别感兴趣 ,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诗经》中灵性思维的深刻认识 ,主要表现在他对《大雅》的思维模式的研究上。王夫之的诗经学研究成果丰硕 ,这得益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     

《易》学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理论支撑

“权” ,才能真正做到“执中” ,即恪守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不过与不及。为了更深入阐发《周易》处困行权思想 ,王安石还特意撰写了《九卦论》 ,对《系辞》“三陈九卦”的“第三陈”进行了分析和论说 :处困之道 ,君子之所难也。非夫智足以穷理、仁足以尽性、内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应其变者 ,其孰能无患哉 ?古之人有极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伤其身、事起而不疑其变者 ,盖有以处之也。处之之道 ,圣人尝言之矣。《易》曰 :“《履》以和行 ,《谦》以制礼 ,《复》以自知 ,《恒》以一德 ,《损》以远害 ,《益》以兴利 ,《困》…     

理论与方法：汪晖的思想史研究

从理论立场上来说，汪晖始终关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力图在充满各种悖论的现代中国思想中勾勒出复杂的现代性图景（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并将其作为反思当下的思想资源；从这一立场出发，汪晖发展出“个人同一性”和“历史同一性”的方法论，注重思想家及思想运动内部的整体性和同一性，而在此“同一性”中又着力强调其内部各种悖论性的思想因素。思想借此获得了某种活力和紧张感。汪晖的这种注重整体性和“同一性”的方法，意在使现代中国思想不仅仅作为被动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同时还要成为反思当下的思想资源。在汪晖的方法论中，渗透着他鲜明的理论立场，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学术自身上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汪晖理论立场和方法论之间的纠葛，源于作为专业研究者的汪晖和作为文化批评者乃至思想者的汪晖两种身份之间的紧张关系。     

《沧浪诗话》“王荆公体”考论

王安石晚年创作在宋代即深受推崇,但两宋所论各有侧重。北宋人强调其风格的深婉不迫,南宋人则特意强调绝句这种体裁的典范意义。严羽《沧浪诗话》以“王荆公体”来代指王安石晚年绝句,乃是立足于南宋习论。“王荆公体”的诗学渊源主要是老杜和晚唐诸家,由此导致严羽认为“王荆公体”不如唐人,这也体现出严羽诗论“宗唐贬宋”的特点。     

“联蕃制夏”抑或“以夷制夷”？——北宋前期赵宋对西北远蕃民族政策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北宋前期赵宋笼络西北远蕃牵制夏州李氏政权这一问题多有研究,主要形成了“联蕃制夏”说、“以夷制夷”说两种观点。本文认为赵宋士人虽有主张联蕃制夏,但不占多数,宋人在华夷观念的影响下大量表达的是“以夷制夷”的思想。从史实来看,赵宋在真宗咸平、景德年间和仁宗康定、庆历年间实行“以夷制夷”的主观愿望比较强烈,举措较多,且景德三年之后以持重御边为主流。赵宋对西北远蕃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与宋夏矛盾的紧张与缓和息息相关,也与宋太宗晚年形成的对外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宋代翰林侍书王著生平及其书法诸事考辨

宋太宗曾仿唐制设置过翰林侍书一职,任职者为王著。王著在当时是一位对宋初书法做出过贡献的书法家,有一定的名望。可惜的是,王著在宋以后人编著的书史性文献中地位不显,而且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对王著的生平与卒年、王著＂善于规益＂,以及王著书法的评价等问题的认识,仍有深入探讨和研究的价值。     

“探其本”与“第一义”:王国维美学之本及其现代性转型研究

王国维美学以及学术研究的主体和根本目的是探究生存的本质内涵,其探究所注重的是终极、永恒、本体的问题,所谓"探其本"、"第一义"、"世界人生之根本"、"宇宙人生之真理"、"人人所有之问题,而人人未解决之大问题",这一层面为王国维学术与美学研究的根本所在,是其本原与始基层面。王国维学术与美学的研究即是基于对存在本质的深层悟解与认知。这一存在之本在王国维不同美学板块、理念和学说中又有不同的延展和阐释。探讨王国维美学的现代性也必须从其美学之本进入,王国维美学的现代性转型正在于其美学之本的转换,即王国维美学与现代性的关联是立足于根本处、"第一义"处,是在本原与始基层面上的关联。王国维美学现代性转型的意义不仅在于美学、文学等学科方面的意义,更在于其突破传统道德伦理的视界与理路而进入生存本体层面的探究和立论,在于其立论基础的转化。这才是王国维美学现代性转型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