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元代诗人杨维桢的古乐府观

杨维桢是元末“铁崖乐府诗派”的领袖人物,其“铁崖古乐府”名震东南,影响巨大而深远.杨维桢的古乐府认识观,主要是蕴含多方面的革新与艺术实践之中.以“与《风》《雅》并行”的诗旨,“无复旧格”的创新追求,新、旧体并用的诗体取向,为其古乐府认识观最为本质的内核.     

元代诗人的乐府观与乐府批评

元代是一个乐府诗创作非常繁荣发达的时代,顾嗣立《元诗选》所收340家元代诗人半数以上有乐府创作,同时元代的乐府批评也相当丰富,既有"题解类批评",也有"专论类批评",且各具特色。除左克明《乐府集》"题解类批评"、杨维桢于"古乐府"所持种种认识外,方回、黄景昌、吴莱、胡翰、虞集、孟昉、赵德、李孝光、周巽等人,则为其中之佼佼者。方回的乐府诗创作与乐府观、黄景昌的"古今乐府体"论、吴莱对《乐府诗集》的批评、李孝光的"古乐府"认识观、周巽的拟古乐府的创作与认识等,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对乐府批评进行关照,他们崇尚商周雅乐,揭示出在蒙元文化背景下的各自不同乐府观与批评个性,他们乐府观的核心是尊宗汉魏乐府。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明代古乐府要略

作为诗文复古运动的一部分,明代古乐府创作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色,其中以李东阳、李梦阳和李攀龙三人的创作最具代表力.李东阳古乐府句律以"三三七"为主,与后来李梦阳等大倡"真诗乃在民间"稍有不同,其创作使咏史乐府一体在古代乐府创作史中占据一重要地位.李梦阳古乐府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其"尺寸古法",继专注于咏史的西涯拟古乐府之后,在古题新创、自创新题、综合古乐府之题义、继承古乐府之句法等多个层面丰富了古乐府创作."临摹帖"、"影响剽贼"、"止规字句"等,实则是李攀龙主观设定的古乐府创作追求,其主要方法是摹仿古辞之程式和运用程式拟写.与宋元古乐府创作同当时礼乐文化建设存在或隐或显的内在关联不同,明代古乐府主要是在文人案头诗歌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层面展开的,更多地体现了明代文人在文本和诗学层面复兴古乐府的努力.这可能也正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最为重要的特性.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继取汉魏 变革古风——初盛唐乐府诗论

沿用乐府古题进行创作是初盛唐乐府诗的一大特色,所借用的古题和作品的数量都十分可观。初盛唐诗人多沿用古乐府的本意,但在因袭中又有所革新,利用这种较为自由的诗体来表现其审美情趣和人格理想。在借鉴前代乐府诗的艺术方面,初盛唐文人有意恢复乐府诗的古貌,积极创作杂言乐府,吸收汉魏乐府的语言特点及民歌口语,并借鉴汉乐府的叙事手法和表现手段。     

唐人题解与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题解类乐府诗著作,是唐代乐诗理论建构与批评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其批评史价值主要表现为:注重对本事的释解,并在古乐府创作与理论批评两个方面,均使之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以题解的形式,推动了唐代乐府诗理论的建构与批评;在乐府诗分类、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题解阐释三个方面,对郭茂倩《乐府诗集》产生着直接影响。     

李东阳《拟古乐府》新变——兼论对明清咏史乐府的开启

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作有《拟古乐府》101题101首,学界大多以古乐府评之.其实李东阳创作乐府诗的初衷、乐府诗命题与选材、诗歌的音乐性与体式,以及在时人心中的评价都清楚地表明,其拟古乐府诗的实质为新乐府,非传统意义的古乐府.名为"拟古",其实为"新".李东阳《拟古乐府》不但较唐代元白以诗讽谏天子、写当下史有进一步开拓,而且真正开启了明清乐府咏史创作的先河,乐府诗从汉到清这一发展脉络因之清晰而完整.     

刘次庄《乐府集》及其题解批评

北宋初、中期的乐府诗批评,以刘次庄的《乐府集》最为著名。刘次庄的《乐府集》与《乐府集序解》为一书二题之合刻,前者收"止于陈、隋人"的古乐府21类428首,后者的"序解"是对428首乐府诗所作的题解。刘次庄于"序解"中,不仅主张乐府诗创作应"得意外之趣"、"不以辞害意"、"不与古人同圈模",并且还以"作是诗"云云,形成了乐府诗题解论评的一种批评范式。"序解"从内容到形式,是北宋初、中期乐府诗批评渐趋成熟与完善的标志。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浅谈金宗直乐府观和《东都乐府》的特点

金宗直的乐府观和乐府诗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金宗直认为,朝鲜乐府诗不应包括利用乐府古题所创作的诗歌,乐府诗应根植于朝鲜固有的文化,在民间歌谣的基础上,作者进行再创作.金宗直乐府诗选材中的美学标准为淳朴之美与忠贞之美与和谐之美.《东都乐府》的表现技巧特点为反映的内容与表现的形式相符合,利用押韵和音节组合表达朝鲜民歌固有的节奏,运用修饰手法表达朝鲜民歌的某些结构特点,在运用汉字的同时使用本民族语言.     

李白乐府诗中感事篇试探

李白的乐府诗,王世贞《艺苑卮言》称:“青莲拟古乐府,而以己意己才发之,尚沿六朝旧习,不如少陵以时事创新题也。”胡应麟《诗薮》:“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蜀道难》《远别离》等篇,出鬼入神,惝恍莫测。《兵车行》《新婚别》等作,述情陈事,恳侧如见。”这里讲李白和杜甫的乐府诗不同,李白的乐府诗用古乐府旧题,杜甫的乐府诗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像李白的《蜀道难》《远别离》都是古乐府的旧题,是拟古乐府而作。杜甫的《兵车行》《新婚别》写当时情事,题目也是新的。李白的乐府诗,有摹仿古乐府而别出新意的,有借用古乐府来感事的。前一种是摹仿,自然比不上杜甫的写当时情事;后一种借乐府旧题来感事,有写得极为深刻的,它的思想的深度和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较杜诗更为突出。前一种像《乌夜啼》,《乐府诗集》列入《西曲歌》中。李白的一篇是仿照庾信的,把两篇对比如下:     

“前乐府”及其在先秦的创作

"前乐府"是指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先秦乐府诗。现存的"前乐府",共计为133题163首,按其篇名之所示及其音乐性之特点等,大致可分为"琴曲类"、"古歌类"、"综合类"三类。"前乐府"的作者主要由官吏阶层与普通民众两大群体组成,其中,孔子因创作了15题16首"前乐府",成为先秦文学史上在诗歌数量上仅次于屈原的一位诗人。"前乐府"虽然题材内容丰富,但却绝少爱情之作。     

论陆游的歌行类乐府

歌行类乐府作为宋代成就卓著的一类乐府诗,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陆游的歌行类乐府数量居宋人之首,且题材广泛、诗风多变、立意深远,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兼具唐人风神。他的乐府歌行句式错落有致,音韵和谐悦美,善于通过独特的意象表现反映时代精神的政治隐喻、寄托微茫,于沿用、借用乐府旧题之同时赋予其新义,并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主题意蕴和艺术风格,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歌行类乐府创作大家。     

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乐府批评

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乐府诗,上起陶唐,下迄五代,是一部集大成的乐府诗总集。其5000馀首乐府诗,主要由“前乐府”与“汉唐乐府”两大类构成。在批评形式方面,《乐府诗集》集“整理类批评”、“选择类批评”、“题解类批评”、“品第类批评”、“专论类批评”于一书,是乐府诗批评在宋代进入更加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其中,最具成就者,为“专论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的分类方面,因存在着种种错误,而为后人多所指责与非议。     

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制度及对乐府诗歌创作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是乐府大规模发展、乐府诗创作兴盛的时期。在乐府发展史上,汉武帝有着极大的贡献。在他的倡导下,乐府这一不太受人重视的音乐机构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乐府制度。同时汉武帝亲身躬行,创作了大量以祭祀为中心的乐府诗。在汉武帝的带动下,有许多文人参与创作乐府诗,乐府诗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汉武帝时期的四十八首乐府诗,其主体是祭祀乐歌,与汉武帝的乐府制度以及其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相一致,还有一些是文人直抒胸臆之作和各地民歌、民谣。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论王维的乐府诗

王维现存乐府诗共103首,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在这两大类乐府诗中,又有古体乐府与近体乐府之别。王维的古体乐府,以五古、骚体与七言歌行最具代表;其近体乐府的体式之多与数量之众,连“诗圣”杜甫也难以与之并论。从新题乐府的角度而言,王维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新题乐府的诗人,并对杜甫、元结、元稹、白居易等人产生着较为直接的影响。王维乐府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大都属于“乐章”的范畴,即能入乐歌唱而成为歌诗。     

李东阳拟古乐府综论——以其创作实况、理论认识及后人批评为重点

李东阳是明代创作拟古乐府的代表诗人,其《拟古乐府》为乐府诗史上第一组大型连章体咏史之作,在明、清两朝影响深远。"因人命题,缘事立义","长短丰约,唯其所止","内取达意,外求合律",为李东阳拟古乐府理论的核心所在。时人与后人对李东阳《拟古乐府》的批评,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太涉议论";二为"不取古题"与"不咏时事"。后者的批评,违背了李东阳的创作宗旨与《拟古乐府》的咏史特性,因而乃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