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皇二代”

后蜀皇帝孟昶的“知识产权”知多少 作为为数不多的重视文化建设的“二代”皇帝,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皇帝孟昶在促进后蜀文化事业上那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蜀左言”新解

《文选·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有"蜀左言,无文字"的称述,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古蜀人"左言"是与汉语性质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这几乎成为此前古蜀文化和古蜀语研究者的共识。现在古蜀有文字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可,而对"蜀左言"的词语结构、文献用例、构词语素含义的研究结果表明:"蜀左言"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民族语言,而是上古汉语的一个地域分支;它与上古汉语雅言并无贵贱之分,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蜀左言"与上古汉语的区别并非体现在词序和语序上,而主要在语音的声调上。     

释“蜀“、“叟”：三星堆柱目人铜面像的解谜(上)

本用新的“字考古”方法，考出“蜀““叟”字的“古”，并接合古籍中的“字资料”考证古蜀人蜀地的变迁史，并由此破解人们广泛关注的三星堆柱目人铜面像之谜。     

读咏物诗札记二题

一,杜甫绝吟海棠诗索微海棠之盛,莫盛于西蜀。杜甫居蜀八九年,诗章千四五百篇,而无一首海棠诗。最先发现这一秘密的是薛能。他在《海棠》诗“序”中说:“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工部子美于斯有之矣”(见《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二九九)。从此,它就成为历代     

树立精品意识,打造成都特色文化旅游产品

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内容丰富 ,但缺少成熟和高品味的旅游产品 ,更缺乏完美的能将蜀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展示出来的旅游产品 ,历史文化名城面临“有名无实”的尴尬。应推出以蜀风、蜀韵为核心的、高度发达的、有别于中原文化的世俗休闲文化 ,以推出特色文化旅游产品来树立自己的品牌 ,进而推出文化旅游精品 ,推动四川都市旅游能高起点、高品味、健康、有序的发展     

战国后期至秦朝四川地区民族融合的基本趋势

四川地区原是巴人、蜀人和其他一些民族聚居之地。蜀人建有蜀国,巴人建有巴国。关于巴人和蜀人的族源及其相互关系情况比较复杂,本文不加详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巴人和蜀人都是与中原民族有很大差别的少数民族。无论是传说、文献资料,还是考古发掘都可以证明这个论断。《华阳国志·蜀志》说.“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     

“意象思维”与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三星堆出土的主要器物显示出古蜀人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古蜀人的思雏以原始“意象思维”为主，这决定了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的模仿性、具体性、象征性。     

文学视野里的湖湘文化与蜀文化比较——以湘、蜀两地作家创作为例

湖湘文化与蜀文化发育、生长于相类的文化生态中,文化结构形态、艺术传统和文化精神有较大的共性.又因环境条件和历史传承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湘、蜀两地作家的创作充分反映了这种文化影响的异同性.共性——言志抒情的创作价值取向;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作品文化内涵的二元结构形态.差异——“大湖”与“盆地”的创作意识;理性思辨与感性抒写的创作思维;清新、明丽、阳刚与沉滞、冷峭、阴郁的风格色彩.     

蜀族历史经济文化初探

远古时代,“蜀”是以蚕为图腾的一个部族,源于氐羌,活动于今甘肃、青海一带,后迁徙到川西北高原,再进入成都平原,治水务农,逐渐由畜牧业进入农耕时代,生产发展,经济发达,在开创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的同时,亦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蜀文化”。     

扬雄尊孟思想浅论

扬雄尊崇孟子。他以孟子为法,力辟异端,维护儒学传统。在思想内涵上,扬雄重仁厚义,追孟继孔,并精体实践,切实履行,将孟子学说发扬光大。扬雄认为孟子与孔子不异,将孟子列入道传序列。其尊孟思想在后世引起了广泛影响。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解读《汉书·扬雄传·赞》的新思路

离蜀至京、待诏黄门、写奏"四赋"、"除郎"入仕, 这是扬雄入仕经历中的重要事件。《汉书·扬雄传》对以上经历都有记载, 但是由于叙述过于简略, 加上古代文献在传抄过程中难免发生文字上的衍脱讹误, 致使这四个事件发生的时间, 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本文认为, 系统解读《汉书·扬雄传·赞》全文, 尤其要正确理解其中"给事黄门, 与王莽、刘歆並"的含义, 是解决这一历史悬案的关键。文章以讨论"至京"时间为重点和突破口, 不仅为了解其余三个事件的时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更为解决扬雄入仕经历的悬案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变与不变:屈骚美人意象及其余影管窥

屈原作品曲折动人,部部是心灵的组曲,郁结纡轸,意象丰富而深远,他是第一个将意象思维系统化的人,一系列的"美人"题材,不仅表现对理想热烈追求的想望,语言情境结合真实与虚幻的遭遇和想象,情幻无垠,更启示宋玉《高唐》《神女》等赋的写作,汉代以后,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拟骚作家及其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与书写上,处处可见屈原作品意象思维的余影。     

杨慎对苏轼文学家族的批评

作为有明一代非常重要的巴蜀文人杨慎,学问博洽,茹涵既富,根柢盘深,方能在七子笼罩文坛之时,独立门户,有所创获.故杨慎的文学创作是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积淀,其中之一是潜在地受到蜀文化的影响.杨慎对蜀文化的发展传承展开分析,又特别是对宋代三苏的文学成就展开全面批评,其中的重点是对文风和学风的批评.     

扬雄的治学路径

扬雄治学,从辞赋到学术,都是在模拟他人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文章总结了扬雄明道崇圣宗经的治学模式,认为这个模式是扬雄对后世产生的最大影响,而且是理解扬雄学术的钥匙。      

杨慎对苏轼文学家族的批评

作为有明一代非常重要的巴蜀文人杨慎,学问博洽,茹涵既富,根柢盘深,方能在七子笼罩文坛之时,独立门户,有所创获。故杨慎的文学创作是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积淀,其中之一是潜在地受到蜀文化的影响。杨慎对蜀文化的发展传承展开分析,又特别是对宋代三苏的文学成就展开全面批评,其中的重点是对文风和学风的批评。     

扬雄《太玄》中的文学批评要素

扬雄的文学批评具有独特的体系，它建立在易学之上而又有所发展。扬雄《太玄》与《周易》有联系，亦有区别。《周易》主张二要素论，《太玄》主张三要素论。《太玄》的三要素即天地人三要素，乃阴阳二要素加上作为批评主体的人。扬雄突出了人在文学批评中的主体作用，并用它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文学批评的模式，这是扬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而且在这一点上西方各国的文学批评家尚无人能与扬雄相比。扬雄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秉持发展的前进的立场，此可以概括为发展的批评观。扬雄的文学创作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尝试的批评范式:尽可能多地涉道。在《太玄》中，扬雄还建构了四组对偶范畴。     

论扬雄《太玄·莹》中福、祸、乐思想

扬雄《太玄》把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分为思、福、祸三段,福居三段的中心地位,是《太玄》所要探讨的重点问题,在《太玄》中结合各种情况加以论述。文章分析了《莹》篇中关于福与祸、福与乐的关系问题,并与弗洛伊德以及康德有关思想进行比较。同时,通过扬雄的身世及个性,分析他产生此类思想的根源。福与祸、福与乐的关系,是《太玄》思、福、祸三段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加以专题论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扬雄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