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新透视

对“以诗为词的定义和评价，是宋代词学的一大公案，千百年来聚讼纷纭，颇难求得一致的见解。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似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拓了新的思路。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指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知宋人已将“以诗为词”视为苏轼所代表的革新词派的显著标志，而苏轼本人亦不否认，反引为自豪，并以大量的词作实践公开弘扬他“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从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那么，何谓“以诗为词”？历来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以诗为词”就是不注重词的音…     

严羽诗学之“气象”与“兴趣”

严羽为纠正宋代诗学发展的弊端,主张学习盛唐诗歌的创作经验。他视诗歌为有灵性的鲜活生命,认为"兴趣"是诗歌的内在生命,而"气象"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基于此,严羽提出,由于盛唐之人诗歌创作有"兴趣",故其诗有"盛唐气象";而宋人创作由于没有"兴趣",故其诗无此气象。     

宋代文人与宋代女乐关系刍议

宋代文人与宋代女乐关系密切，对宋代女乐舞蹈起到了促进作用，宋代文人与宋人女乐关系内质是“才子佳人”。     

论《谷音》诸诗中的宋人格调

分别从《谷音》诗歌文本分析与宋代理学“天地之心”命题两个方面,阐述胡应麟所提出的“宋人格调”内涵,从而达到对宋末元初士人人格与诗境一种比较深入的理解。     

“格物致知”与宋代绘画

文人社会的“格物精神”使宋代绘画艺术登峰造极。宋人尚理,绘画亦重理。其中,宋之理学“格物致知”对宋代写实绘画风格的影响尤大。本文拟从“格物致知”的内涵演变论述其对宋代写实绘画的具体影响。     

论宋代的诗歌句法理论

宋代诗歌句法理论极为丰富。宋人所说“句法”含义宽泛 ,至少可析为 11种 ,但中心意思是指诗歌语言的组织方法。宋人谈句法相当普遍 ,但基本上围绕杜甫诗来讨论 ,可说是杜诗句法学。宋代句法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 ,它标志传统政治诗学向语言诗学的转变     

清代对宋代柳永词评之研究

柳永是宋代的词名家,宋人对其词评价偏于“鄙俚”一面,清人则对其词评价客观公正.从清代词话引用宋代词话这一角度分析,得出清人与宋人在柳词审美上的变化,总结出清代对柳永词评价的特点.     

宋代年谱的本义阐释

年谱在宋代兴起不是偶然的,除了史学的发达,文学的繁荣,崇尚家学、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外,更为重要的是孟子所倡“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在宋代受到重视.年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为了解谱主的生平事迹提供丰富的资料,更可贵的是还提供许多与谱主有关的其他人的信息.宋人编辑、注释名家文集,多从作品的编年入手,并进而考求作者的进退出处及时事变化,从而使“以谱证人”的写作方法在所必行.     

论宋代文言小说的篇末议论

文言小说中,在篇末附加议论的情况在唐传奇中就已经出现,这种篇末议论形式最早来自“史评”,而后为小说家所采用。宋代文言小说中的篇末议论在依循唐人之模式的基础上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议论文字冗长且具备独立文体形式;议论中的教训意味加重;议论干预故事主题。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宋人的理学文化和科举用论的制度。篇末议论的垂诫意味加重、议论干预故事主题都可以从追求“存天理、灭人欲”,“改过迁善,克己复礼”以及“治国平天下”的理学思想中寻求根源。宋人小说中的这种与唐人有着种种不同的篇末议论也与宋代科举的“试论”息息相关。     

张载的天论与气论

本文较为详细地探讨了张载哲学中的天论和气论。张载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没有仅仅停留在传统儒学的范围,而能广泛地研究并吸取自然科学的成果。他在天论中详细论证了“宣夜浑天合一说”,体现了宋人对宇宙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代表了宋代天文学的新水平。在气论中,张载所提出的“气化”学说也有不少超迈前人之处,特别其中的升降理论,在揭示宇宙奥秘的问题上,跨出了大胆的一步。对于张载自然哲学中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本文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揭示现代大学功能彰显中国大学性格——评谭志松教授著《多民族国家大学的使命:中国大学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批评有其独特的标准,为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的道德至上论;为文主张文以载道的道本文末论。根据这一标准,理学家在对屈原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充分肯定其忠君爱国精神,又批评其露才扬己、凸显君过的狂狷个性。而在评价其作品时,一方面赞扬其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知道、不求道。这使得其楚辞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特征。     

蔡正孙考论——以《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为中心

蔡正孙是宋遗民 ,也是宋末元初一位重要诗评家 ,其《诗林广记》为世所重。蔡氏还编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 ,却罕为人知。此书选唐宋千家诗人作品 ,包括自己及大量宋遗民作品 ,分标三百格 ,并加评释。此书明清以来在我国罕见流传。郭绍虞《宋诗话考》考述蔡正孙著作 ,未及此书 ;《全宋诗》广搜博采 ,亦遗是书。本文根据此书所载有关蔡正孙的材料对其加以考论。关于蔡氏的生平 ,郭绍虞《宋诗话考》仅言其为谢枋得门人、宋遗民 ,称“余无可考” ;而本文则考证出蔡氏生年及生平大略。关于蔡氏的作品 ,《全宋诗》仅辑得二首 ,本文从《唐宋千家联珠诗格》辑出五十八首 ,并据此对他的诗歌创作情况作了考察。关于蔡氏的诗学观点 ,由于《诗林广记》所载只是前人诗话 ,只能从其所选作品及所附诗话中间接体现出来 ,而《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则有蔡氏大量的评语 ,是研究其诗学观的难得材料 ,本文据此对蔡氏的诗学观点作了论述。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     

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成为宋代士风转变的时代文化大背景。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身体力行,最终归纳为“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其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成为时人学习的楷模,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     

邢恕与北宋文士

邢恕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理学人物,二程弟子,元礻右间贬谪永州。《全宋诗》收录其诗作共10首,其中6首作于湖南永州,此外又有散文1篇,题名7通,也作于永州,部分石刻真迹保留至今。文章对邢恕与北宋文士之交往略述始末,冀补史志之阙云。     

曹组曹勋父子词合论

宋代曹组、曹勋为父子词人。曹组词为俗而能雅,曹勋词则为大雅避俗。究其原因,在曹氏家庭教育环境中,曹组作为传统士人,虽仕途遭阻,心态复杂,但正统观念始终存在。曹勋的词风一方面是对父亲的反动,另一方面却又来自父亲的教育。从作词基本功与审美追求两方面来看,曹氏父子的联系在两宋众多父子词人中具有普遍意义。     

张浚与洛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南宋初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擢洛学之士,造就"小元祐"政局,为洛学的复兴吹响了号角;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倡行孝悌之说,打压洛学,使洛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秦桧专政后,张浚被贬斥,在困顿谪居期间,张浚终信洛学,著书立说,继承弘扬洛学,并引导其子张栻追随洛学。张浚对洛学的推崇使他在孝宗朝再受重用,流誉于后世,甚至掩盖其过失。     

论宋代"以诗入词"现象及其发展与成因

宋词的"以诗入词",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作为在创作上对前人诗歌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接受和借鉴,宋词的"以诗入词"手法得到了宋代词人广泛而普遍的运用,这既是古典诗歌影响宋词创作的结果,也是宋词走向雅化过程中的必然经历,更是宋代词人在创作时共同具备的主客观因素造成的.     

文字禅与宋诗的以俗为雅

文字禅在宋代的发展与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相互为用的过程：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偈颂语录世俗化的语言外壳，而文字禅在宋代的兴起与衰落和“文学”的誉扬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