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销商值得信任吗——来自创业板的证据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运用剩余收益评估模型控制IPO公司的内在价值,对我国创业板IPO过程中承销商的定价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效率不高的背景下,不完善的声誉机制无法约束承销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承销商第三方认证功能弱化,发行价格偏离内在价值,不能有效降低发行人和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承销商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发行人和承销商的利益趋同.在发行价格与抑价程度不存在显著关系的情况下,配合承销商的机会主义行为采取高报价策略争取配售份额是询价投资者的占优选择.     

询价下异质预期对IPO抑价的影响

针对IPO抑价中的有意抑价和无意抑价问题,本文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和博弈论,研究了发行人和机构投资者的同质和异质预期对IPO抑价的影响,并进行抑价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两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为规避风险和追求更高的回报,都有有意抑价的激励;当机构投资者与发行人对新股价值不存在分歧时,IPO抑价中只有有意抑价,而无无意抑价;当机构投资者与发行人对新股价值存在分歧时,分歧越大,IPO抑价越高,而抑价中有意抑价不变,无意抑价增大。     

IPO询价中的最优报价策略与净抑价

提出IPO净抑价的概念.利用统一价格份额拍卖的分析方法,在机构投资者同质且风险中性假设的前提下,以其期望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研究机构投资者在IPO事前申购总量确定情况下的最优报价策略,并推导出均衡时的IPO发行价格和IPO净抑价的表达式.最后得到了线性均衡报价策略要严格占优于非线性均衡报价策略,且机构投资者需求隐藏程度与IPO净抑价正相关以及净抑价必然存在的结论.     

投资者行为对IPO抑价影响的比较研究

运用行为博弈理论,研究了潜在需求不确定情况下,发行人、机构投资者和散户三个参与IPO主体行为对IPO抑价的影响,并对投资者性行为进行抑价比较分析。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和散户对新股及价值评估不存在分歧时,只存在有意抑价,IPO抑价相对较低;机构投资者和散户对新股及价值评估存在分歧时,既存在有意抑价,也存在无意抑价,IPO抑价较高,且投资者的分歧越大,IPO也抑价越高。最后,论文通过实例模拟为文本的结论提供了定量支撑。     

噪声申购者、市盈率管制与投资者收益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IPO抑价理论认为一级市场因定价偏低而给投资者带来了正向超额收益,但近年来基于噪声交易者参与的行为金融研究对此提出了异议.从套利的角度将新股中购者分为套利投资者和噪声申购者,采用供需分析方法,以新股上市首日的基础价值为基准,重点探讨中国现金配售制度下投资者在一级市场定价和申购过程中的收益问题,并分析市盈率管制对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现金配售制度下,新股投资者收益与中签率有关,在新股申购过程中,套利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购数量的调整进行套利活动,但此套利受噪声申购者影响而存在约束.当噪声申购量小于发行量时,数量套利有效,新股抑价发行,但投资者只能获得合理收益,此时市盈率管制对投资者收益没有影响;当噪声中购量大于发行量时,数量套利受限,新股存在定价偏高的可能,且当定价高于某一特定值(小于基础价值)时,投资者即获得负向异常收益,此时适当的市盈率管制可以起到保护投资者的作用.     

承销商与发行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测算——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本文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2005-2018年我国新股发行市场上承销商和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行了实证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承销商和发行人所掌握的信息因素对承销费用率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承销费用率的议定过程中，承销商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并使费用率平均增加0.85%；承销商信息优势随新股定价制度改革而增强，这是近些年新股发行费用率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高声誉和无政府关系背景的承销商在信息掌握上具有更多优势。降低企业发行成本需改善承销市场的信息分布，逐步减少对新股定价的过多限制。     

新股询价发行中的配售规则对IPO抑价的影响

以机构投资者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求解出了他们在两种不同询价规则,即询价前和询价后确定机构投资者IPO配售比例下的最优报价策略,进而建立了IPO定价和抑价模型.对模型的分析表明,为规避IPO申购中的“赢者诅咒”问题和追求更高的期望抑价,机构投资者有隐藏真实需求的激励.而引入供给不确定性可以阻止投资者采用极端的需求隐藏策略,从而消除确定供给情形下可能存在的部分高抑价区间,因此具有更高的询价效率.     

IPO抑价的成因及控制策略研究

IPO抑价,是指新股发行定价存在低估现象,即新股发行定价低于新股市场价值,表现为新股发行明显低于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上市首日即能获得显著的超额回报。大量的研究发现：成熟市场的发行抑价程度低于新兴市场的新股抑价程度,这表明成熟市场的新股发行价格更接近市场价格。IPO抑价问题普遍存在于全球的股票市场,而这一问题在我国尤为明显。     

基于Sai-GA-SVR的我国IPO 制度与新股市场特征研究

针对“中国IPO 高抑价之谜”,提出了Sai-GA-SVＲ方法,从市场特征的角度来判断新股是抑价还是溢价,分析了我国1997年―2011 年不同制度下的IPO 市场特征． 研究发现: 审批制和价格管制导致了较为严重的抑价,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新股市场已表现出极大程度的溢价现象; 询价制前的新股发行价格仅仅反映公司内在价值,不能反映IPO的市场供求关系与风险水平,同时过于依赖机构投资者的询价制扭曲了制度租金的公平分配．     

基于Sai-GA-SVR的我国IPO制度与新股市场特征研究

针对“中国IPO高抑价之谜”,提出了Sai-GA-SVR方法,从市场特征的角度来判断新股是抑价还是溢价,分析了我国1997年-2011年不同制度下的IPO市场特征.研究发现:审批制和价格管制导致了较为严重的抑价,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新股市场已表现出极大程度的溢价现象;询价制前的新股发行价格仅仅反映公司内在价值,不能反映IPO的市场供求关系与风险水平,同时过于依赖机构投资者的询价制扭曲了制度租金的公平分配.     

IPO信息披露与监管的演化博弈分析

注册制下,信息披露是IPO的核心。本文构建以发行人、保荐人和监管者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IPO信息披露过程中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及其博弈均衡。结果表明：监管者强力监管所获得的激励、保荐人敷衍塞责所受到的惩罚和发行人虚假披露所受到的损失显著地影响博弈均衡;如果监管者强力监管所获得的激励足够充分,或者发行人虚假披露与保荐人失责所受到的惩罚足够严厉,那么发行人将会选择真实披露信息;此外,媒体曝光概率也显著地影响博弈均衡。因此,要提高IPO信息披露质量,就必须设计充分而有效的激励与惩罚机制。     

新股询价配给规则与IPO价格形成的进化博弈分析

针对新股询价“价高者得”的配给规则,本文提出与之相对应的“价近者得”规则,运用进化博弈理论,对询价对象群体建立单群体模仿者动态模型,分析两种规则下询价对象的报价行为和新股发行价格的形成,并采用2009年6月到2010年10月我国中小企业板市场发行的新股数据,对两种规则下询价对象的进化稳定策略进行数值分析。结果表明,当询价对象预期抑价率均值足够大时,“价高者得”规则下询价对象有高报价的倾向,而“价近者得”规则下询价对象倾向于合理报价,改变我国现行“价高者得”的新股分配规则,采取“价近者得”的规则有助于提高IPO询价效率。     

券商声誉、 制度环境与IPO公司盈余管理

基于成熟资本市场的研究表明,高声誉券商会抑制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本文以2001-2011年处于中国制度环境下的IPO公司为样本,重新考察了券商声誉与IPO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券商声誉越高,其所承销IPO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也就越高,但券商声誉与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只有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的地区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高声誉券商纵容或协助IPO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动因在于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尽管高声誉券商确实能够降低IPO公司的抑价率,但这是通过提高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途径来实现的.本文的结论表明,要使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券商声誉机制发挥作用,还需要大力提高券商机会主义行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     

承销商变更对股权再融资的影响:理论与实证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SEO)时是否更换承销商的决策问题以及承销商变更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表现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当承销商和发行公司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即在首次公开发行(IPO)时,不同资产质量的公司都能获得高声誉承销商承销;而当发行公司和承销商对彼此状况了解更为深入,即SEO时,高声誉承销商能识别不同公司的资产质量,出于对自身声誉的维护,不再承销低资产质量的公司,此时低资产质量的公司只能选择低声誉的承销商.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相符合,实证发现:相对于质量好的公司,质量差的公司在SEO时被迫更换承销商的概率更高.更换组公司与未更换组公司在IPO时雇佣的承销商声誉没有显著差别,而更换组公司在SEO时雇佣的承销商声誉明显较差.进一步探究承销商变更对公司市场表现的影响时,发现相较于更换了IPO承销商的公司,未更换承销商的公司在SEO时能够获取更低的折扣率和更高的长期股票回报率,这一结果在多种测试下都是稳健的.     

基于BSV模型及其扩展的IPO价格形成机制

本文通过引入行为金融学中投资者心态模型,讨论了在目前我国IPO询价机制下广大中小投资者行为对IPO价格形成的影响.本文借鉴BSV模型,结合我国的实际,建立了中小投资者的基本心态模型与扩展心态模型.在此基础上,分别讨论了两种模型下中小投资者对IPO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得出了基于两种心态模型下的IPO价格表达式,从理论上剖析了基于我国中小投资者心态模型的IPO价格形成机理,以期对发行人和承销商确定较合理的IPO价格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积极意义.     

IPO市场中风险投资家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在IPO市场中,由于风险投资家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事前信息不对称,导致风险资本退出过程中普遍存在逆向选择问题,而声誉的激励效应和监督机制的惩罚效应可以减轻和规避此类问题.运用演化博弈理论与方法,研究了具有有限理性的不同类型风险投资家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策略选择的互动机制,探讨了声誉的激励效应和监督机制的惩罚效应对不同风险投资家的有效性,及其如何引导和制约风险投资家的策略选择,并给出了相关建议,为解决风险投资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bidding in IPOs

Despite their theoretical efficiency in selling shares to the public, auctions are not the preferred mechanisms i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 Chemmanur and Liu (2006) and Sherman (2005) provide a rational explanation for this puzzle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issuers are not only interested in the offering proceeds, but also the secondary market price, and thus try to induce investors to produc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PO. In this paper, we report the results of an experimental study set up to test the basic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reasoning. Our findings strongly support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 If the issuer has some discretion in setting the offering price (as with bookbuilding or fixed-price offerings), he can maintain investors’ propensity to produce information by appropriately adjusting the offering price even if information costs are high. In auctions, however, high information costs inevitably result in a low propensity to produce information as investors bid too competitively to recover the costs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Our results provide experimental support for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 that an auction is not the preferable offering mechanism for young and risky IPO firms because, while there is strong demand for information about such firms, the costs of producing this information are high.     

基于声誉及信息操纵考虑的基金经理持股策略演化博弈研究

基金经理运用声誉及信息操纵来获得超额利润的现象频发已严重阻碍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明晰其中的博弈演化机理以减少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的发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数理模型从声誉及信息操纵两个维度研究了基金经理持股策略演化博弈过程。研究发现,如果非明星基金经理树立声誉的净收益大于市场平均收益,那么经过长期演化博弈,具有有限理性的明星基金经理选择继续维护声誉策略,非明星基金经理选择建立声誉策略。当强势明星基金经理信息操纵的收益小于信息操纵的成本时,无论外部投资者是否监督,有限理性的强势明星基金经理均会选择如实披露信息的策略。当外部投资者监督的收益小于监督的成本时,外部投资者选择不监督策略;当外部投资者监督的收益大于监督的成本时,外部投资者的策略选择依赖于强势明星基金经理的策略选择,强势明星基金经理选择信息操纵策略的概率越大,外部投资者越可能选择监督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