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

“学派”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虽然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派，但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学科近30年来的学术积淀，为它最终培育成为一个儿童文学学派提供了可能性。从学派培育的角度看，该学科今后应该把握和处理好理论上的借鉴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术团队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中国教育经济学主流学术群体及其演变--基于1980-2010年 CSSCI 源刊的知识图谱分析

文章以20份经济学和教育学 CSSCI 期刊从1980-2010年间所发表的4302篇论文为分析对象，对这些论文的4266位作者进行共被引分析，用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手段首次形象地展示出中国教育经济学主流学术群体及其演变过程，发现中国教育经济学在30多年的发展、演变历程中已经形成“理论分析学派”“实证分析学派”“政策分析学派”和“社会分析学派”等四个主流的学术群体。这些主流学术群体的演变及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     

张岂之与侯外庐学派

侯外庐学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典型代表,其产生与发展是当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侯外庐学派三代传承者的学术成果为对象,对侯外庐、张岂之的学术理路进行剖析。研究认为,善于组织和领导多样性统一的学术共同体,是侯外庐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学术民族化高度统一的学术道路之重要保证;《宋明理学史》的编著和出版,客观上标志着侯外庐学派顺利完成了从侯外庐为核心的第一代到张岂之为核心的第二代的传承与发展;作为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张岂之在侯外庐学派的学术思想传播、学习方法传授、人才培养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体现着面向社会现实问题而会通侯外庐学派与张岱年学派的研究范式和鲜明特色,这是当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导向和现实道路。     

争鸣与超越:“媒介环境学”学术发展研究

媒介环境学形成于20世纪末,是与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并立的传播学的第三大学术流派,因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然而,从其孕育到形成,一直存在着争鸣,特别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学派名称、学派关键人物归属等问题的争议,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新兴学派发展面临的问题,同时也使媒介环境学在争鸣中得到发展。     

潮州王门学派简述

正德嘉靖间，阳明心学风行潮州，潮州思想学术的发展进入高峰期，形成一个具有特色的学术流派。本文从队伍的构成和学术思想特点方面探讨了潮州王门学派的形成过程，并对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薛侃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特点做扼要的介绍和剖析。     

浙东学术史序

我们祖国,地域辽阔,学术文化的发展以地域为限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学术文化和众多的学术流派,这在古代交通不便等许多特殊情况下,往往如此.宋代以来各地书院林立,讲学风气大盛,从而形成众多学派,尤其是江浙一带,在宋以后,经济文化发展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不仅人才辈出,各地藏书亦为全国之冠.宋室南渡后,定都杭州,浙江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文化荟萃之邦”.浙东地区此时出现了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以陈傅良、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等.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影响下,经元明至清,在浙东遂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术流派——浙东学派.这个学派,对宋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全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有     

地方高校学派培育的必要性及应当突破的难点

将学派作为学术共同体范式并对其研究,中西方古代早已有之。但与西方学术史相比,我国历史上仅有少数朝代（或世代）能够容得下学派。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内各个学科都出现了学术共同体实践,但这种实践群体的广度和对其进行讨论的深度,却不尽如人意。人类思想的发展是与学派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学派的发展对于理论创新、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具有根本性的促进作用,且是拯救不良学术生态的最佳选择。学派形成与学科建设具有高度关联性、共构性,因此,培育和发展学派是地方高校做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凸显学术影响力和凸现重点学科建设成就的必由之路。     

神话——仪式学派的发生与发展

神话———仪式学派是神话研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影响至今还在民俗学、文学、戏剧等许多方面存在。我们对这个学派加深认识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论述了神话———仪式学派的发生和发展,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和理论特点,并说明了它的学术影响及其局限性。     

学术流派意识的学术文化意义——陈瘦竹学术文化观念的价值省思

陈瘦竹一向注重全局性的学术思考,治学“忌孤单”,表达了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一种诉求,即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领域,组织具有相当实力的研究力量,以该学术领域“国家队”的姿态进入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之中。这是特定时代社会大局的发展需要,也是国内学界一度缺乏的学派意识状况下难得的学术声音。陈瘦竹的学术实践体现了他的学派意识:包容的学术气度和学术风格。这正是学派建构需要的格局条件,而有特色、有层次、有秩序的学术布局,更是学派建构的主要优势。     

师承、学派及学术话语的生成——以古今中外学术传承为例

师承关系是学派形成的重要动力,进而为建构学术话语体系提供基础。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人的师承关系建立起西方最伟大的学派,同一时期,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在当代,师生间的传承规律仍然被学术界的重要学派所证实,索绪尔及弟子共同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派,胡塞尔、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师生传承形成了现象学、诠释学学派。     

黄式三对于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认识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子,浙江定海紫微人,晚清知名学者.其认为王阳明本人的学术思想卓然可立,但因为思想形式过于简略,思想态度过于自信,以至天资不足的后学流于空谈狂妄.因而不认同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斥责阳明后学的思想弊不胜言.黄式三为清代实学一脉的代表人物之一,由此可知该学派对王阳明思想的认识为阳明后学的流弊所蔽,未能认识到"敬"、"诚"是先秦儒家"礼"和"仁"的精神内核,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又是对"敬"、"诚"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正变批评在清代文学批评中的展开

清代文学正变批评主要在古典诗学与词学两大维面展开:从诗学正变批评而言,清人主要从对正变的理论阐述,对诗史、诗体正变的多样判析及对传统诗学正变批评的消解三大方面予以了展开;从词学正变批评而言,清人则主要从词体质性及词作风格特征,词作历史发展,具体历史时期的词人词作,词作艺术表现与审美效果,以及对传统词学正变批评的转替和融通等方面予以了展开。清代文学正变批评在整体上体现出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更为平正通变的批评视野,它们为我国古代文学正变批评的最终深化、融通与消解作出了贡献。     

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清代大儒焦循的治医理念

清代大儒焦循儒医兼治,他的经学著作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不但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而且尽显清代扬州学派的通学风貌;他治医主张"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他的治医理念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的通儒风采与通儒精神。     

李兆洛与嘉道经世学风

嘉道时期常州学派著名学者李兆洛不仅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和广泛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并且身体力行,在舆地方面卓有建树,在漕、盐、河等政务方面多有建言;他不仅致力于消除学术界长期以来无谓的"汉宋之争",而且还积极刊刻庄存与等清代今文经学家的著作,传播学术文化;其学术交往对于龚自珍、魏源等晚清经世派思想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转向与经世学术形成之重要风向标.     

刘师培清学史研究斠评

在近代以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系列中,刘师培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对“考证”、“汉学”等清学史中的重要概念进行辨析,对清代学术的流派进行较详细的考察,并对清代学术的得失给予了评价。本文对刘师培关于清代学术的相关论述略加疏理,期望能揭示其中的学术史价值。     

学术会通意识与邵廷采古文的经世导向

邵廷采是清初浙东学派重要成员，毕生兼治经学、史学、理学与文学，其学术具有会通儒学诸门的意识。这种学术会通意识的着力点，最终向内归于躬行践履，向外归于经世致用。邵廷采的古文理论与写作实践均基于其浓厚的学术会通意识，这使得他的古文自然具备强烈的经世导向，分别体现在其文集中经世之文的数量繁多、史传文中的褒贬意识和古文写作的学问色彩与知识化倾向等方面。     

学思札记九则

“札记体”是我国传统的优秀学术文体之一,应继承发扬;《申报》是迄今为止中国寿命最长的报纸,也是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汉语,特别是其词汇的渊薮,词汇学研究家应充分挖掘、利用;中国语言学界应重视“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汉语通语史”、“汉语方言史”这“三史”的开拓、建设,三史如果修成,则标志着中国语言学跃进到一个更高的层面,等等.     

略论郭庆藩《庄子集释》的学术成就

郭庆藩《庄子集释》10卷,是清代《庄子》考释的杰出著作。其主要成就在于：精密校订《庄子》本文,既能辨析古本异文正误,也揭示了某些前人未知的讹误；精心辑录散佚旧注,对陆德明《庄子音义》所录司马彪注多有补充；精确考释字词名物,在辨识通假字、训释疑难字及古代名物方面都有创见。在清代学术史上,诸子学是十分重要的学术分支。《庄子集释》能够代表清代《庄子》考证的最高学术水准,在清代诸子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孙子学的历史考察

中国孙子学作为中国军事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自《孙子兵法》问世以来经历了5个时期:战国至东汉末年是它的发轫期,东汉末年至北宋后期是它的拓展期,北宋后期至清前期是它的深化期,晚清以来是它的嬗变期,最近30年间是它的繁荣期。从学术思想史的立场出发,系统考察中国孙子学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对中国军事史和学术史研究来说,都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学术课题。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