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机构关联性与系统性风险贡献研究——基于尾部风险溢出网络视角

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准确地测度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以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任务.采用2010年至2019年中国32家上市金融机构数据以及宏观特征变量，通过TENET模型构建尾部风险溢出网络以度量金融机构关联性，并引入公司规模、杠杆和流动性指标，基于改进的PageRank算法提出网络-市场-账面相结合的系统性风险贡献测度思想，具体从系统整体、部门行业、机构个体三个层面对网络关联性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系统总体关联性在危机与下行时处于高位水平，尾部风险溢出网络能有效捕捉极端风险事件；2)行业内的关联性水平总体而言高于行业间的关联性水平，但在极端情况下跨行业风险溢出强度会增大；3)银行和保险机构相对证券机构而言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程度更高.     

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溢出和系统性风险贡献——基于滚动窗口动态Copula模型双时变相依视角

本文以33家上市金融机构为研究样本，利用滚动窗口动态Copula模型对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之间相依关系的时变结构与时变系数进行双时变拟合，测度了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和贡献，从宏观、行业和机构层面分析了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证券类机构贡献了最多的系统性风险，而银行类机构对整个金融系统最具有潜在威胁性；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的相依结构决定了机构风险的外溢程度，而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之间相依程度以及系统自身波动性会显著影响整个系统的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现象，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根本办法是不断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两点：第一，建立具有双时变特征的滚动窗口动态Copula模型，使模型设定和估计结果更接近真实情形；第二，从宏观、行业、机构三个层面分析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因素，这有助于从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源头进行风险防控，供监管部门决策参考。     

系统性风险: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间反馈效应

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间高度的关联性，使得系统性风险在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间具有反馈效应.本研究提出了度量系统性风险反馈效应方法，并利用中国2013年～2017年银行与实体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忽视实体经济的作用，将会造成低估银行系统性风险，实体经济不同行业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银行系统对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具有显著影响，而且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银行系统对整个经济系统的系统性风险贡献程度随着时间在变化，不一定就比实体经济的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     

新金融时代的银行风险复杂而特殊

2007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风险逐渐扩大,应引起警觉与关注。一方面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组织结构发生了问题,产品和预期变异带来银行与金融     

我国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基于极端分位数回归技术的风险度量

本文将极值理论引入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中,通过极端分位数回归技术估计我国33家上市金融机构对金融系统整体的风险贡献,并识别出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价值总资产收益率呈现明显的非正态分布特征,使用极端分位数回归技术可以更准确的度量尾部的风险联动性;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水平最高且波动变化最大,系统性风险贡献排名前十的金融机构基本为银行类机构;证券类、保险类、信托类金融机构的风险贡献水平相对较低;通过与其他研究的对比发现,考虑到极端情形下的尾部风险联动性时,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贡献上升。本文的研究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提供了实证依据。     

金融业上市公司系统性风险度量研究——基于A股数据的分析

本文选取2011—2020年度66家上市金融机构的股票数据,采用条件在险价值法（CoVaR）度量金融业上市公司系统性风险,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计算CoVaR。通过对近十年来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的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系统性风险近十年来整体在可控范围内,并通过近几年的改革逐步降低。期望本研究能为我国下一步的金融风险控制提供参考。     

从次贷、次级债危机看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2006年下半年,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和次级债风波初现端倪,2007年8月骤然引发了美国金融业乃至全球经济领域的轩然大波。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出现状况,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这场危机中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被暴露的淋漓尽致,不得不让人深思金融创新对宏观经济影响的问题。本文从次贷和次级债入手,通过对其内容、产生的背景以及当时宏观经济情况、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得出这场金融危机的产生根源。进而重申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存款保险制度、影子银行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了防范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我国于2015年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该制度能否有效降低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是关乎金融稳定的重要现实问题.以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为契机,本文基于16家上市银行2010年第四季度~2017年第二季度的面板数据,首先,将金融机构间的关联网络和金融机构市值纳入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中,进而探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其他商业银行(中、农、工、建以外的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存款保险制度主要通过影子银行渠道增加其他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强化影子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引入基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差别存款保险费率设计和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存款保险制度、影子银行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为了防范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我国于2015年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该制度能否有效降低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是关乎金融稳定的重要现实问题.以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为契机,本文基于16家上市银行2010年第四季度~2017年第二季度的面板数据,首先,将金融机构间的关联网络和金融机构市值纳入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中,进而探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其他商业银行(中、农、工、建以外的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存款保险制度主要通过影子银行渠道增加其他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强化影子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引入基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差别存款保险费率设计和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如何协调金融业发展与促进风险内控关系问题的探讨

现今如何做好金融业风险的内部控制已成为每个金融机构不懈努力的方向。本文通过对金融业风险以及风险内控的阐述，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总结了在风险内控存在的今天依然频发危机的根本原因，从而在源头提出加强金融业风险内控协调金融业发展的一些思路。     

Detecting and explaining systemic risks of mortgage banks—evidence from the subprime crisis

In recent history, financial markets worldwide experienced severe turmoil due to the subprime crisis originating from the practice of US mortgage banks to securitize loans given especially to subprime borrowers. In the same crisis, several distressed banks were bailed out by states with even more banks receiving financial aids from governments. Using a unique data sample of 100 announcements of US mortgage banks between 2006 and 2009,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isolated failures of US mortgage banks caused significant contagion effects in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Conversely, especially the bailouts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led to significant positive valuation effects at rival banks. In the cross-sectional analyses, contrary to previous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n past financial crises, we find evidence for pure contagion effects following the failures of US mortgage banks. Furthermore, we analyze the reactions of the CDS spreads of several large US banks to the announcements of mortgage banks using a novel mixture copula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agion effects were limited to the stock market thus underlining the notion of an irrational response of (stock) market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from our cross-sectional and CDS data analyses in turn indicate that several of the failures of US mortgage banks during the subprime crisis caused irrational contagion in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thus justify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inally, we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contagion effects limited to the US stock market were caused by a herding of investors.     

保险业在金融系统性风险传染路径中起到“媒介”作用吗？——基于金融市场尾部风险传染路径的实证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保险业固有的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的传统认知被打破。关于保险业在金融系统性风险传染路径中的角色定位,本文从其业务特点和风险传染特点出发,首次提出"媒介"作用的猜想并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沿用当前主流研究方法,利用尾部风险的传染网络来研究其媒介作用的大小。本文选取了包括6家上市保险机构在内的34家金融机构,研究区间跨度为2011到2018年。根据金融市场数据"厚尾"和"非对称性"特征,文章首先采用AR-（GJR）GARCH-Skew-t模型对股票收益序列进行处理,然后根据Copula函数,计算尾部相依度,再通过最小生成树和阈值方法构建金融市场的风险传染网络。本文还通过构建保险业媒介中心度来探究其媒介作用的程度。实证结果表明：（1）在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网络中,保险业起到连接银行市场和证券市场的重要媒介作用;（2）保险机构中又以多元化经营的中国平安的风险传染作用最强,其次是中国人寿。（3）银行市场中的兴业银行和保险市场的联系最紧密,证券信托市场则是中信证券、广发证券等。研究明确了风险传染的路径和关键性节点,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措施提供了参考。     

隐Markov链驱动关联性和波动性的传染分析

本文将隐Markov链对波动性和相关性的驱动分析引入DCC多元GARCH,对波动和相关分析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进而考察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在主要证券市场间的传染性。研究发现,高波动高相关机制为联动性提供了一种直接的表述方式,且这一机制在危机期间处于支配地位;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具有传染性,传染期以区间的形式出现,且危机初期的市场在各机制间有较为频繁的转换,不可根据危机事件对样本进行武断地分割;同时,危机的传染在所考察的市场之间具有系统性,应对危机需要各国政策间的协调配合;另外,有证据显示美国次贷市场在2006年年中已显现出问题,有关国家贻误了深入分析和应对危机的时机。     

动态尾部金融网络结构与传染性度量

基于Lasso高维分位数回归模型,本文构建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尾部网络结构,并定义了总体网络以及行业间、行业内和金融机构间等多层金融网络的尾部风险传染度,解构其传染机制与关联特征,评估各机构双向系统重要性(接收端和发射端)。同时,本文提出了一个最优滚动窗宽选择标准方法,以优化滚动样本技术下的动态网络结构。结果表明,所有层级尾部风险传染效应(总体系统、行业间、行业内和机构间)在经济金融极端困境时期,呈现明显增强及剧烈震荡特征,2015年中国股灾期间尤甚。跨行业传染效应日益严峻,银行与保险间表现出较强关联性,房地产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间均表现出较高传染性,跨业监管值得关注。接收与发射最多尾部风险传染的金融机构仍然是银行与证券类机构。系统中超过50%的金融机构倾向于接收风险传染,一旦出现系统性冲击,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遭受重创,因此,应加强此类机构应对外界冲击的能力。此外,基于新滚动窗宽选择标准法的动态模型的估计性能明显优于传统方法。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中国金融系统的网络结构和传染机制,对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金融市场稳定性检验

本文立足于收益波动率的视角界定了金融市场稳定的内涵,提出了基于分位数回归的检验金融市场稳定的方法,并运用该方法对我国股票市场的稳定性做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海股票市场从不稳定状态向稳定状态发展,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较快地进入了稳定状态,该结论同时也通过了来自系统性冲击和波动率周期选取的稳健性检验,并且支持了我国政府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出台各项政策的积极效应和正面效应。     

基于CAViaR模型的沪深300股指期货隔夜风险研究

期货隔夜风险的防范历来是投资者关注的热点,本文以沪深300股指期货为研究对象,采用CAViaR模型对普通隔夜风险进行度量,同时还采用新建的CAViaR-EVT模型对极端隔夜风险进行预测,全面地分析了多头VaR和空头VaR在不同分位数的动态变化特征,最后采用Kupiec似然比检验和动态分位数检验对模型进行后测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隔夜收益序列具有右偏、无长期记忆性和尖峰厚尾等典型特征;CAViaR模型对股指期货的普通隔夜风险具有优异的预测能力,其中AS模型的预测效果最好;加入极值理论后,CAViaR-EVT模型同样能很好地刻画极端分位数下隔夜风险的动态演化过程,且其预测结果比EVT和GARCH-EVT模型要更合理。     

极端风险下中国股市的反应特征研究

投资者是否理性在金融理论中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日度交易价格数据,对中国股票市场在极端风险下的反应特征进行了统计实证研究。基于2002-2013年的数据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在极端风险下会表现出一些有趣且显著的反应特征。具体表现为:1.在股市出现极端下跌情形下,市场会由于过度反应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内表现出显著的反转特征;而在股市出现极端上涨情形下,市场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内并没有明显的反应模式;2.与熊市相比,在出现极端下跌风险下,市场在牛市中更容易出现过度反应而表现出反转特征。实证研究结果还发现,基于极端风险构建的投资交易策略要显著的优于有效市场假说的买入并持有策略。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不仅表明投资者的非理性特征,而且还表明这种非理性特征已经影响到资产的定价。     

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由于金融资产收益的条件波动率不仅是金融市场风险度量的重要指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杠杆效应。因此,本文运用能够刻画波动率杠杆效应的LGARCH(Leverage GARCH)模型对金融市场条件波动率进行建模分析,进而运用Granger-Causality检验分析了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的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区间,上海股市与周边重要股市的联系比较微弱,仅与香港股市存在一定的风险传导关系,而与东京、新加坡股市却不存在传导关系。然而,在我国股市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QFII)开放后,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明显异于对QFII开放之前和整个样本期的风险传导关系,上海股市与香港、东京、新加坡股市间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均显著增强。     

基于复杂网络的金融传染风险模型研究

随着金融创新向更广和更深层面发展,金融体系中的传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大,对此类风险进行准确度量是有效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理论,采用模拟方法对金融传染风险模型进行系统研究。首先,借鉴复杂网络的Watts级联动力学理论,构建了基于随机网络的金融传染模型,其较大的网络连通度水平不仅为传染提供更多的传播渠道,而且抵消了风险共享的能力。其次,引入Gleeson和Cahalane(2007)的分析框架,探讨了计算预期违约银行节点规模的解析模型,并对Watts模型中各种参数对系统风险的影响效应进行测度。最终,形成一个包括网络模拟方法、模型解析结论,以及网络统计分析方法等较全面的计算算法工具集合。     

基于幂风险谱和蒙特卡洛模拟的贷款优化配置模型

极端风险对于银行资产配置至关重要,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后尾部风险以惨重的代价引起了金融机构的重视,传统条件风险价值CVaR、风险价值VaR不能有效度量尾部极端风险,因此本文基于幂风险谱和蒙特卡洛模拟构建了贷款组合优化配置模型,同时控制尾部极端风险和信用风险。本文一是通过损失-X_i越大、其风险权重φ_i也就越大的思路,构建幂风险谱PSR （Power Spectral Risk）最小的目标函数对极端风险进行控制,即弥补了CVaR同等看待尾部风险、忽略风险较大的损失应予以更大权重的不足,也同时弥补了VaR仅提供某一置信水平下资产损失的最大值、无法反映一旦超过这一数值的可能损失的弊端。二是通过蒙特卡洛模拟信用等级迁移引起贷款收益的变化情景,并以信用等级迁移后贷款组合损失越大、则风险厌恶权重越大的思路构建幂风险谱PSR最小为目标函数,以贷款组合的收益大于目标收益为约束,构建贷款优化配置模型,改变了现有研究贷款配置时没有同时控制信用风险和尾部风险的不足。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模型能够实现更高的收益风险比,即在单位幂风险谱PSR下能够实现较高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