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30所最优大学东亚系中国研究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以美国30所最优大学东亚系为样本,对其中国研究的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的结果显示：美国大学东亚系的研究方向,基本分为中国研究、日本研究、韩国研究、其他研究四部分,其中中国研究与日本研究在人员数量上大致相当,但中国研究有后来居上之势。学者们多在其出生地接受本科教育,但绝大多数是在美国知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又以哈佛大学培养的博士最多。东亚系的中国研究分成三大板块：古代中国研究、现当代中国研究、汉语教学与研究。     

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特征——谢元鲁教授访谈录

中国史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焦点之一。访谈中,史学界知名学者谢元鲁教授对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海外对中国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兴起于晚明;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研究特征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深层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了解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发展脉络

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是海外汉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体系开创者为著名华裔汉学家高友工,其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抒情美典理论的建构。其学生将抒情传统理论分别应用于诗歌、小说、词学及戏曲等各体文学的研究之中。港、台和新加坡学者则对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完成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而后中国抒情传统理念逐渐渗透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方法。     

新时期海外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海外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响甚大,主要表现在：第一,海外汉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散佚资料的搜集、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某些海外汉学著作本身就是极具参考价值的重要文献;第二,海外汉学促进了大陆文学评判标准的改变;第三,海外汉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拓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空间。     

郭沫若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与特色

郭沫若致力于将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对文史关系理论作了新发展。他对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在任务和宗旨、思维形式、手段方法和认识功能等方面的异同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史学与文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文学有独到深刻的历史认识和反映能力,因此历史研究应当重视运用文学史料。在史学实践上,他注重"引文入史",在历史认识上运用文艺性思维,在研究中使用文学性史料,在表述上使用文学化语言,并取得突出成就。他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有鲜明特色,为中国现代文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瞥

“文学革命”运动发轫以来,海外各国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从未间歇。海外学者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给国内学术界以很大影响,他们的研究在多种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郭沫若研究的双重"祛魅"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涉猎领域最广、社会争议最大的文化名人,是现当代中国的一个复杂存在.     

对"球形天才"的再思考--世纪之交看郭沫若研究与评价

郭沫若是２０世纪中国评价差异最大的文化名人。郭沫若评价和研究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　的学院派研究的小圈子　，而是进入到由主流、学院、商业、民间四种话语系统组成的充满张力的话语结构之中。在　“球形天才”的认识基点上对四种话语系统进行整合，解开郭沫若神奇创造力的奥秘，正是　新世纪郭沫若研究中最富价值的新空间。     

北美的明代小说翻译与研究概述

早期北美明代小说的翻译和研究受到欧洲汉学的影响。自1933年赛珍珠在美国出版第一本《水浒传》英译开始,北美对明代四大小说和其他重要作品的翻译和研究陆续达到了高潮。北美汉学家(包括在北美的华人学者)对明代小说翻译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种类和数量上,更多体现在重视版本的选取和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著,而且译者一般对所翻译的文本有长期较为深入的研究,因而很多英译本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的必备参考书。在明代小说研究方面,北美汉学家也是很重视对批评方法的理论探索,涌现了不少重要成果。通过对北美明代小说的翻译和研究的出版情况较为系统的概述,重点选介具有影响的学者的代表作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的研究兴趣和成果,以呈现北美汉学在这方面的努力探索与成就,同时也展望北美与东亚学者在这一领域更多交流合作的未来。     

海外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综述

在海外,"经济特区"(SEZs)、"特区束"(SEZ Clusters)"类特区"(Similar-SEZs)被共同视为我国特区发展战略的研究对象.特区的意义、性质、特征、特区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式与模型、特区发展问题及世界启示等都构成了研究我国经济特区的具体领域和方向.这些研究无论是对我国特区研究、特区实践,还是分析中国体制改革与经济转型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中共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是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探讨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既能深化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能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的关系提供历史的论证和学理的依据。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探讨作为政治团体的政党组织对促进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和发展的作用;二是党的部分群体和个体成员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现代学术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其他学术流派之间的关系。     

试论构建南诏、大理国史研究体系

长期以来,南诏、大理国史研究尚缺乏全面的系统性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仅以掌握的文献史料开展零星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应组建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要搭建两个研究整理平台:第一为南诏大理国史料平台,第二为南诏大理国史学术研究平台;其次在汇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南诏史论纲、大理国史论纲;最后撰写出系统完整的南诏史、大理国史,将其研究成果提高到新的学术水平。     

对“接受史研究”应在宽容中接受——与袁晓薇博士商榷

袁晓薇博士的论文《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和突围》分析了当今接受史研究的误区,并给出了几条"突围"的良方,值得肯定。但该文中一些观点与评述存在偏颇之处,会使读者对接受史研究的现状产生诸多误解,不利于接受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对于新兴的接受史研究来说,与其过于苛责,不如更多地予以宽容。     

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

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本文讨论当下中国文史学界,可以如何通过改变研究视野、研究立场以及研究方法,来开拓传统文史研究的新局面。作者尝试提出:第一,从周边看中国,可以改变过去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的时代和以西方为唯一镜子的时代的中国自我认识;第二,通过对海外中国学的批评和研究,了解他们与中国本土研究者在方法和思路上的差异,可以明确中国文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自觉立场;第三,提倡交错的文化史研究,可以避免研究领域和研究资料的偏狭。以上构想,也许可以拓展文史研究的新视野,追寻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新资料、新方法和新典范。     

日本江南史研究管窥——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为中心

日本的江南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史学曾经有过依据以“阶级斗争”等为代表的特定历史观来设定研究对象的情况,这种僵化的、从既有结论出发的研究难免会出现漏洞,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江南等地域为对象、尝试脱离战后历史学桎梏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意在分析中国特定地域的社会形态,吸引了多数研究者的注意。而如今,直接针对江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不多,地域研究大多成为更大的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如同战后的历史学史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地域社会史取代一般,随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对江南这一地域看法的改变,江南地域史研究也在改变。目前,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单纯细致观察某一地域状况的做法已经难以得到有意义的结论。可以说,对某一地域的研究已经成了“东亚史”等更大的研究范畴的一部分。     

“另类”留学及交流的诸多面相——近代日本外务省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华初探

20世纪20年代日本实施的“东方文化事业”启动,但随着日本国内侵华势力的膨胀导致中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该事业成为日本单方主导的对华文化事业。在此背景下，1930年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开始实施由“普通补给生”和“外务省官吏生”构成的第三种补给生制度。其中普通补给生可谓外务省最早派遣的学术型留华学生，他们以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学术为目的，并带着明确的研究课题来华留学。他们在中国各大学旁听，并以私人身份或通过学会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还开展了各类旅行活动，有些人在“七七事变”后直接参加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暴行。留学结束后，他们就职于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界，遂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日两国间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通过提交调查报告、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方式充当日本侵华的宣传者和帮凶。总之，近代日本外务省派遣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华是日本实施其侵略中国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     

“三条腿”研究方法与教育史研究

教育史研究要坚持“三条腿”的研究方法,即运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人类学方法来进行教育史研究。“三条腿”的方法和特点迎合后现代主义者的口味。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下,“三条腿”的研究方法丰富了教育史研究的史料来源途径,开拓了教育史的研究领域,更新了教育史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对象的转换,从而使教育史研究走出困境。     

路径与旨趣：近代浙江文化史研究嬗变

近代江南史研究见证并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相比上海、苏南等地,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亟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以革命与事件、结构与认同、学人与学派等研究路径为线索,回顾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关键要素,应能展望今后研究的方向：去意识形态化、突破单向度思维,以多元视角阐释近代浙江的革命群体与事件;揭示近代浙江文化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结构与心态、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进一步认知近代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的能动关系;浙江学人在近代学术流变中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学人学术思想的本意及其实践成为近代浙学重建的重要参考。运用整体视角综合事件、结构、学理,积极拓展史料与理论范式,深入发掘近代浙江文化的历史经验和内在脉络,将为探索中国原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与思想资源。     

文化自信视域下炎帝文化研究之现状、问题与策略 ——基于中国知网文献检索

改革开放以来,炎帝文化研究成就斐然,研究内容除了传统所涉炎帝文化源流、内涵、价值以及炎帝祭祀等之外,还增添了诸如炎帝文化传播、炎帝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等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视域审视当下炎帝文化研究,其存在着时代性不足、创新性不够之缺憾。新时代炎帝文化研究应围绕着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彰显与弘扬,努力提高研究的时代性创新性,直面炎帝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