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老龄化视阈下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探索

农村互助养老是指政府倡导下的,以老年人群体之间力所能及的互帮互助和情感交流为基础,以乡土社会内部资源动员、整合和赋能为核心的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活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互助养老可以充分动员有能力、有意愿的社会成员参与养老服务,实现“互助—自助”,将“有所养”与“有所为”有机结合起来。发展农村互助养老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与制约因素,如文化传统的嬗变、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以及维持“互助”关系的限制性条件等。基于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状况,提出厘清互助服务与志愿服务的异同、把刚需问题排在第一位、加强基层组织和人才队伍建设、探索“劳—养”结合的互助模式、强化和完善家庭支持等建议。     

从"依赖养老"到"独立养老"--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观念的重要转变

当代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着严重的现实困境,主要原因是现实社会已失去了传统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独生子女父母老年保障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转变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依靠与期望的传统观念, 全社会在提倡尊老、爱老、养老的同时,还要开展对独生子女父母的教育和宣传,让他们从观念上变“依赖养老”为“独立养老”,变“依靠子女”为“依靠自己”。     

找回村社：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困境与转型

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需要创新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实现农村养老供给与养老需求的有效匹配,体现中国式农村养老——“村社养老”的独特制度优势。基于中部地区多县域的田野调查,政府通过资源输入方式支持普惠性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然而实践中养老服务空壳化现象较为突出。少数成功示范点依赖于大量资源支持,经验难以推广。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的困境源于养老服务的脱嵌,村社主体性不足,养老服务主体选择、养老服务内容及养老服务资源筹集等方面,需要不断改革完善。在乡村振兴战略和积极老龄化理念指导下,应当从农村实践出发,以村社为本,通过有效的治理举措引导与激活村社组织、激活老人自身资源,提升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与养老需求的匹配程度。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与村社集体养老应对——以浙江省H县调研为例

如何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有两种不同思路,主流思路是通过城乡统筹来一并解决城乡养老问题,最主要的主张是通过缴纳养老保险,年老时依靠养老金养老。但是,这种依靠账户养老的思路在讨论农村人口老龄化时,存在无法回应两个特别关键问题的缺陷：一是将农村老年人都当作社会负担,忽视了大多数农村老年人仍然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者的现实;二是脱离村社这个不离土的熟人社会来讨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恰当的。文章以浙江省H县村庄养老院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及村社养老的优势及内在逻辑,认为发展基于村社的集体养老,将能有效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未富先老的难题,并进一步提出国家应当用有限的财政资源大力支持不离村的农村养老政策建议。     

新农保实施背景下农村居民 养老支持力系统优化研究

政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农村居民养老支持力系统模式是缓解我国农村老人养老困境的必然选择。新农保的出台填补了政府缺位的状态,弥补了政府支持力的短板。然而,以新农保为主的政府支持力在高参保率的“泡沫”褪去之后产生了参保老人福利水平不升反降的“倒逼效应”,导致农村老人获得的来自政府的支持力水平大打折扣。其背后的机理在于新农保制度设计中关于集体经济是否参与养老支持的自愿机制设计和新农保缴费中家庭参与强制机制设计也即捆绑缴费制度。建立弹性的集体经济强制参与机制,壮大农村居民社会养老支持力;发展地方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给予家庭自愿机制下的政策经济支持,夯实家庭养老支持的基础和条件,充分发挥家庭在养老支持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我国政府应对当前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关键着力点;逐步做大财政直接支持的力度,真正起到兜底作用。     

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基于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分析

提高农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是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养老困境的有效途径。基于对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组织化是组织化的过程、结构和基础的有机统一。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运行依赖“熟人社会”环境、集体经济和基层自治的底层逻辑，政府和社会推动组织化需建立于其上。促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的关键在于建立互惠均衡、权责明确的契约关系，提高个体与组织的关联程度，激发个体的参与动机。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松散、基层自组织薄弱、服务存在单向性、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失衡制约着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农村互助养老应当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与村庄的资源禀赋相结合；重视底层逻辑建构，培育老年人自治组织；优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结构；创新互助养老运作模式，提高社会关联程度。     

农村家庭养老:挑战与对策

“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 ,老年人在家中地位的变化 ,传统孝道的被歪曲 ,教育的不利致使伦理道德滑坡等因素 ,使得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老有所养”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解决这一问题 ,应采取以下对策 :建立专门的基层组织协调管理养老方面的工作 ;广泛地进行家庭养老教育 ;组织好农村老年人的社区服务 ;资助鼓励养老家庭 ;增强养老法制观念等。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再探——以山东省为例

山东省农村老龄化有如下特点:以中龄老年人为主;老年人口抚养比高于城镇;一人户老人家庭比例较高;老年人的生活来源较为单一;不少老年人的健康及自理状况堪忧。农村养老服务面临如下困境:政府缺乏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足够重视;养老服务体系处于一种残缺型福利状态;养老机构无法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难以确保老年人的医养需要。政府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中应承担如下责任:树立社会契约型的养老责任;确立政府间的财权事权责任;培育农村养老服务市场发展的责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统筹以省级为方向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责任。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农村精神养老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之际重视并发展农村精神养老,有利于促进新时代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老年人精神世界的自由全面发展,符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目前我国农村精神养老面临家庭养老支撑力度减弱、老年个体精神自养能力不足、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注度不够等困境。应统筹多方力量构建完善的“他养”体系,推进实现人文关怀;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激发个体精神“自养”;激活乡村互助文化内生动力,赋能“互养”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苏北农村老人生存状态的调查与分析——以淮安市Z村为例

对苏北农村老人的生存状态的调查发现,该村老人经济拮据,从政府和子女中得到的补助非常有限;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患慢性病的较多,不少老人存在“有病不治”的现象;老年人与子女互动少,子女的情感支持缺位。在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还不具备建立社会养老制度的情况下,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主要的养老方式。因此,倡导孝道复兴,挖掘和发挥传统孝道文化的价值,强化子女对父母的养老责任,将有助于改善农村老人生存状态,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优势视角下农村养老需要及其自组织满足

我国农村养老需要不断增加,既有的社会福利模式忽略了农村老年人及农村社会中蕴含的养老资源,对相应的养老福利制度模式的探索具有重大意义。优势视角下,农村老年人可通过自我参与的方式适度满足其养老需要。农村养老需要分为物质、公共文化、空间、情感、照料等层次并具有显著的老龄分层偏好。农村老年人协会中的老年能人以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实现老人社会支持系统的修复,通过礼物馈赠、空间再造、主体感培育和情感补遗,实现乡村养老需要公共品的内生制造与持续供给。对农村养老需要满足的自组织模式进行制度优化的方向是:以内置金融激活养老自组织造血功能;以民政资金盘活养老闲置资产,增加乡村老年社会福利空间;强化地方政府引导,创新并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积极培育并发展公共文化型老年人协会组织。     

“新农保”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研究

老农保时代,我国农村社会化养老和社区养老发育不充分,老年人主要通过自主养老和家庭养老来维持老年生活。新农保制度建立之后,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已经到了重新洗牌的关键时期。但是,目前我国农村仍然面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区养老功能缺失、社会养老功能发育不充分的窘境,造成我国农村老年人生活稳定性降低,风险性增高。因此,应通过提高社会养老保障水平,打造社区养老保障体系,继续倡导孝文化和鼓励家庭养老等途径,建立健全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构建“慈善+扶贫+产业”的新型农村养老模式

在公办、民营、公建民营等机构养老模式尚无法充分满足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的社会背景下,"慈善+扶贫+产业"的新型养老模式在农村地区应运而生。"慈善+扶贫+产业"的农村新型养老模式通过慈善奠基、扶贫保障、产业支撑、机构承接、需求导向等特质,链接、整合了社会、政府、市场、机构、个人等多个层面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社会和民间资本的力量。"慈善+扶贫+产业"的新型养老模式具有显著的成本和价格优势,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照护失能、失智、高龄、重病、低保、五保、贫困等需要兜底的农村困境老人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对于完善当前我国农村机构养老服务体系意义重大。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慈善+扶贫+产业"的新型农村养老模式,以适应当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现实需求:完善慈善融资渠道,实现慈善、扶贫、产业三要素与机构养老的有机结合,精确瞄准服务对象,提升机构服务能力。     

农村家庭养老与子女支持愿望——基于对山东部分农村地区的调查

家庭养老依然是现阶段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主要养老方式,并且问题的关键也依旧是如何实现作为农村家庭养老的核心和基础的经济供养。大量资料表明,作为供养者的子女具备基本的经济供养实力,但这只是子女提供经济供养的可能性,影响子女供养由可能性转为现实性的主要因素除了作为被供养的父母的自身经济实力和需求愿望外,子女的支持愿望是决定性的因素。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在面临着迁移、子女数减少等客观支持资源不足的同时,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家庭结构及文化的改变所导致的子女支持愿望不足,使得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着客观"照料资源不足"和主观支持愿望不足的双重问题。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可持续性研究

当前,家庭养老仍是我国农村社会的现实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有赖于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性降低,子女对老人责任心增强和社会支持三个维度的优化组合。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湖北宜昌城乡老年人口状况问卷抽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代与父代间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发现代际支持在父代与子代之间产生了“选择效应”,认为在现代养老模式的选择上,应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的基础养老功能,积极发展以子女代际支持为核心的家庭支持体系,进而构建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     

项目制下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体制创新研究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村老年人面临更大的养老服务压力,然而传统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存在诸多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以项目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最大程度地有效利用、管理、监督财政资金,实现高效、技术化、标准化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能够弥补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的严重不足,提高养老服务供给效率。     

农村多子女家庭养老代际交换的性别差异——基于湖北省钟祥市L村一个典型案例

在当前社会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家庭代际关系正经历着一系列变化,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状况将会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代际交换的视角通过对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个案研究并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从父母与子女间延期交换、即期交换中子女性别的差异,代际交换关系背后父母养老资源的匮乏导致的养老困境以及女儿参与养老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农村养老服务长效机制的构建

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因此构建农村养老服务长效机制尤为紧迫。但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影响、政府在养老服务建设中的职能定位存在偏差、政府财政投入不足以及财政投入结构不合理、农村现有养老服务资源的创新利用不足等,构建农村养老服务长效机制面临挑战,主要是农村的老龄工作基础薄弱、养老保障水平低、机构养老发展缓慢、多层次以及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贫困老年人养老服务严重缺失等。鉴于此,构建农村养老服务长效机制,必须优化政府职能定位并制定科学规划、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水平、制定农村居家和社区养老的支持措施、探索和创新农村适宜的机构养老模式、积极打造农村区域性日间照料和服务中心、做好农村养老服务顶层设计并积极推进医养结合、探索农村以地养老以及以房养老新举措,从而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     

山东省老年人口居家养老调查研究

自1994年以来,山东省人口老龄化速度发展很快.2007年底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300多万,占全省人口的14%以上.山东省在政策法规、社会保障、服务设施等方面对居家养老事业给予了一定的社会支持.但是,由于重视程度不够、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等原因,山东省老年人口居家养老存在缺少政策指导,社会支持系统不健全;居家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各地区居家养老事业发展不均衡;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等现象.建立居家养老社会支持的政策建议:高度重视居家养老,构建全社会支持的大系统;明确政府责任,搞好居家养老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加快社区(村、居)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重视调研,循序渐进地推进居家养老;关注并切实解决农村老年人口居家养老的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