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史学是世界两大最具活力、又独立发展的支脉。其共同的理念有:一是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二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可概括出,古代史学内在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矛盾,史学在这对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并走向专业化,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社会系统。     

共时性与历时性: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

求真与否不是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而是共途。西方近代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历时性,核心内容在于探寻历史规律。中国传统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共时性,核心思想在于阐明治乱之道,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价值体系。20世纪以降,中国史学革命愈发重视规律,西方史学的自我反思却愈发轻视规律。历史过程不能脱离时空成为抽象的存在,历史认识同样不能脱离共时性与历时性而抽象存在。将中西史学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有机结合,或许有益于史学的未来发展。     

史学理论探索与命题话语权的建构

理论探索应该是中国历史学家们的不懈追求,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中国史学理论探索基本上是借助西方的理论来改造或替代自己原有的思维评判模式,从而产生了许多削足适履的不良反应。在新世纪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下,中国的历史学以及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需要的是我们自身的坚持与自信,而不是过分地对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论亦步亦趋。中国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建构和开拓中国历史学的命题话语权。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对于中国的历史学作出坚实的贡献,那么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文化学术影响力必然随之提升,任何的急于求成和邯郸学步,都不是我们推进中国历史学前进的根本之道。     

基本体系的构建与具体内容的突破——史学理论创新的两个问题

史学理论创新涉及基本体系的构建和具体内容的突破。把史学理论仅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具体运用或仅限于史学主体问题都是偏颇的 ;史学理论是对历史认识、史学主体与客体、史料、史学方法和历史编纂等方面的反思。历史时空和时代主题的变化以及史学主体的要求决定了史学理论的发展 ,而当前史学面临的问题直接推动理论内容的创新     

西方史学之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朱谦之为中心的考察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尤在史学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他早年留学日本,引介黑格尔、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并力主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探究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他深谙中西方史学发展自身的历史,认为中西史学的发展分为故事的、教训的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并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力图归纳出其中的规律。他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将现代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尤其关注社会史和经济史。朱谦之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引介、关于中西史学的论述、关于史学的任务和方法等多具真知灼见,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对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理论价值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范畴.它们既是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同时也规定着各门学科的研究类型和学术规范.目前,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对自身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科自身的深化和提高.加强史学批评范畴研究,不仅对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具有学科建设意义,而且对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具有理论价值.     

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

公共史学强调历史学家的公共责任,其所奉行的“共享解释权”和互动性思维等原则包含一种更为民主和包容的态度,对专业史学家所追求的“独立性”、“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挑战.同时因为多重身份的重叠,公共史学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在国内开展和推动公共史学必须对相关理论问题做出思考和厘正,尤其是“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概念的翻译与定义、公共史学与“官方史学”、“私人史学”之间的关系、公共史学的种类、“公共空间”和“公众社会”的有效存在,以及历史记忆与新公民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等等.     

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评论问题——访周溯源编审

本文以访谈形式,通过介绍周溯源编审个人的学术道路和他对当代史学思索的看法,希望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关注史学理论和参与史学评论。     

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新与旧的辩证

当代中国史家对后现代史学的挑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尽管人们对后现代史学观点各异 ,褒贬不一 ,但讨论热烈并逐步深化是不争的事实。其中 ,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的关系应是这一讨论中的关键论题。儒家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特色 ,如强调褒贬经世的道德理想主义、中国文字的沉重性以及政府公权力介入修史等。我们认为 ,如果将后现代史学看成是一种视角而非固定的严谨的方法 ,那么 ,在儒家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互动过程中就完全有可能达致一定层面上的互补     

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借鉴

20世纪初期,李大钊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借鉴近代西方史学思想,介绍、吸收和发展了其中进步论的历史观、非神学的历史观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观等合理因素,从而形成了他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涵盖近代众多优秀史学思想的具有鲜明个性和丰富内涵的史学理论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进步观与18、19世纪西方史学

人类历史就其本质而论是变化、发展和进步。反映了人类历史过程的本质的历史进步观因而构成了现代历史意识的基础。本文探讨历史进步观刚出现时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演化大势是由历史理论逐渐向史学理论过渡。其变迁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同时,中国学者也一直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思考。这些创获,记录着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前进的真实足迹。今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将协调发展。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在分析与借鉴中提高中国史学的理论水平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西方话语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

在古代中国,出于对官修史学种种弊端的不满,一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成为良史的标准,并对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修辞与真实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价值中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观念。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历史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但同时也使中国史学处于与西方理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形成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理论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历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即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理论的混杂性、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及其在穿越不同历史文化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为中国历史学家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创建自己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杜维运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与实践

杜维运创立了一套系统的中西史学比较理论,在实践上也做出了卓越贡献,对中国的中西史学比较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有时他的理论和实践是矛盾的,具体说来,没有完全做到全面公正.另外,有些观点前后矛盾.     

论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的融合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呈现出水乳交融的态势。历史考证中的纠谬、考异、商榷等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历史考证中蕴涵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同时,史学批评也离不开历史考证,史学批评总要涉及历史考证的问题。历史考证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以给予史学批评以学风上的滋养。     

唯物史观的普及与史学研究者理论水平的提升

朱佳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左玉河认为,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牛润珍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还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赵梅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工作,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与实证并重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百年间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以来百年间的史学理论研究,有成就、有经验,也有缺陷、有教训,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开阔了中国史学家的眼界,但存在理解不深、生搬硬套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给中国史学与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就斐然,影响深远,但一度出现"左"的偏向和公式化的问题。改革开放至今20多年的史学理论研究,思想活跃,但仍然存在深度不够、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的遗憾。对这总的史学理论发展历程予以回顾、反思,从而提出今后史学理论建设的任务,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