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

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沈永宝胡适曾反复强调，他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八事”全从中国方面着想，是“就当时文艺状况而言的”。读《胡适留学日记》和《文学改良刍议》，查核《南社丛刻》，不难发现胡适的自白乃由衷之言，而所谓“当时文艺状况”主要指南社的...     

胡适儒学观述评

在儒学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具有一种表面反差。一方面,胡适对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作了严厉的批判,并坚决反对任何以儒文化为基石的现代形式的“中体西用”论;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场合特别是在国际论坛上,胡适又多次衷心地赞扬孔子和儒学,认真指出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真诚希望儒学的自由精神能在人类的将来发扬光大。由于这种反差明显而又强烈,导致当代学者对胡适文化观念的认识大相径庭,出现了结论相反的判断。如林毓生认为,胡适一贯坚持全面反孔的态度,表明他是一位“全面性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在某些场合所表示的对孔子、孟子和朱熹的尊崇,“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狡辩而已,是为了缓和他早期学说所受的压力”而“作出的修正”。而唐德刚认为,胡适对孔门儒学的肯定,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理学家”,是“儒家现代期”的“最后一人”。更多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胡适是一位“反孔非儒”的文化自由主义人士。 本文认为,胡适思想的表面反差,其实是对既定的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复杂性的反映,就其实质而言,它除了表明胡适对儒学的辩证分析的态度外,几乎没有别的意思。为了全面而又准确地认识胡适的儒学观,继而通过儒学观去把握他的中西文化观念,就应当通过其思想言论去寻找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思想是     

反抽象：胡适方法论的努力

本文试图从总体上把握胡适整个思想、学术活动的方法论问题。“反抽象”作为胡适全部思想方法的一个总特征，具有独特的内涵和重大的学术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抽象”不仅仅是思想方法，更重要是它代表了胡适寻找的一种学者精神，本文主旨也正在于此。     

胡氏家族与胡开文

徽墨胡开文，是胡适故里上庄的响亮“品牌”，今人谈起徽墨，就会自觉想起胡开文。胡开文纪念馆与胡适故居，是上庄村的两颗“明珠”。胡开文与胡适，同宗共族，血缘一脉。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情结”。这种中国文化情结不仅与其少年时期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而且为他后来“反叛”传统、走上“全盘西化”道路提供了“内驱力”。但胡适的这种“全盘西化”只是一种学术主张甚至于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其具体的学术实践。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盘西化”，毋宁说是“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更为恰当。     

陈序经、胡适全盘西化观比较研究

陈序经、胡适全盘西化观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课题。本文在对陈序经、胡适的全盘西化观分别进行历史阐述和分析评论的基础上，对丙者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认为，比较起陈序经彻底的全盘西化论，胡适只能算是折衷的全盘西化论者。“全盘西化”由于其措辞上的失当，被“现代化”所替代是历史的必然，现代化已成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主题与主旋律。     

胡适手书溯源与书写定位

胡适写字的启蒙老师是父亲胡传,不仅胡适最初的写字是胡传教的,而且其手写的《学为人诗》《原学》是胡适的启蒙教材。胡适的写字,除了受父亲以及学校的习字课训练影响以外,还受欧阳询和薛稷影响较深,少年时曾临习过《化度寺碑》《信行禅师碑》二帖。胡适在书写上严格地遵循传统知识分子习字的方式训练,具有“童子功”。胡适的字不属于“碑派”,而是“二王”脉络,属于明清知识分子追求的“趣味”风格,典雅、趣味、个性张扬,逾规,“法度”不严。胡适无意书法和书家,但他的书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胡适称得上是书法家,只是他不是那种充分学习前人而博采众长的书法家,也不是那种书体丰富多样,多变的书法家。胡适的手书以正字为主,但日记和草稿中很多字很潦草,属于自创“草书”。     

胡适传记作品的语言世界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胡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学术成就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教育等众多方面。他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山大师”①，为整个中国文化的转变，树立了新规范。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应该还是在文学方面”，因为“他是近百年来提倡‘文学改良'和推行‘白话文学'的第一人。”②胡适一生最热心倡导的是传记。他认为“模范人物的传记”，“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可以给少年人“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③因此，他常常劝别人写自传，自己也身体力行，一生写了约120万字的传记作品…     

评胡适的“人权运动”与背离“民权同盟”

胡适于１９２９年在上海以《新月》刊物为载体，联合罗降基、梁实秋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文章，倡导起“人权运动”，尖锐地批判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胡适等人发动的“人权运动”虽然在国民党当局镇压下只是昙花一现。但其历史意义是应当肯定的。１９３３年胡适应蔡元培等人的邀请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同盟”）并担任了“同盟”北平分会主席。但不久胡适即与“同盟”的主张发生重大分歧、公开发表与“同盟”相左的政见，以致被“同盟”除名。胡适为什么于１９２９年发动“人权运动”能够公开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并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而到１９３３年却在加入“同盟”之后又与“同盟”唱反调？笔者认为这应当从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与历史实践的矛盾中探讨原因。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在于既反对“暴力专制政治”．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自由与容忍”①，这在中国的国情中必然陷于自相矛盾，左右两难，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摇摆，并只能以失败告终。     

思想的胎孕：沪学时代的胡适

一、梅溪学堂的“优胜记略” 1904年2月，春寒料峭。在皖南通往浙江的崎岖山道上，尚不足13岁的胡适随着他的三哥，外出求学。此行的目的地是上海，在家乡已经开蒙的胡适，一意外出，寻求“新教育”。此后，胡适在上海，一共呆了六年，直到放洋赴美。其间换了四所学校：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新中国公学。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胡适史学方法论再认识

胡适史学方法论再认识张书学不管承认与否，胡适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转型时期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与一般史学家不同，他的主要贡献和影响，并不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成果上，而是在对“方法的自觉”的提倡和“科学方法”的鼓吹上。从留学美国接受实验主义哲学之日起，...     

论胡适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贡献

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有生气的时代多是勇于试验新体裁和新风格的时代”,由此,胡适以西方文学名著为范本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诸方面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的文体建设理论体系。胡适文体建设理论的指导思想和批评原则可以用“解放”和“创造”概括。胡适既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倡导者,又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积极实验者,其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胡适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思想及其活动

胡适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思想及其活动高拴来西安联大师院胡适于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即出国，直到抗战胜利后的次年１９４６年才回国。一般人对他在抗战时期的活动了解不多，加之５０年代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胡适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拼命反对中国人民...     

不“爱惜羽毛”的胡适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他问李宗仁对胡适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位胡适的弟子也同样认为“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胡适本人在1922年曾反诘道：“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在时隔二十年的1947年．他在日记里明确写下了“我不是爱惜羽毛的人”。     

关于胡适的先世与家族

关于胡适的先世与家族胡明胡适的先世移“上川明经胡氏”，“上川”即徽州绩溪县之上庄，“明经胡氏”则别于绩溪县其他胡氏宗族──所谓“绩溪诸胡”。“绩溪诸胡”中最有名气的便是世居绩溪县城华阳镇的“金紫胡”，也即是胡匡衷、胡培、胡秉虔等先贤为代表人物的经学或...     

胡适文艺思想剖析

胡适文艺思想剖析张家钊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是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当时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可谓惊俗骇世之言，由此而引起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真正伟大的变革，并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胡适提倡文学革...     

论胡适对治学方法与材料的深刻认识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所始终注重的，是治学方法。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即所有的整理国故；还是对于西方学术思想，诸如推崇赫鲁黎、达尔文的“怀疑”精神，尤其介绍杜威哲学及其思想方法等，都是如此。他的作为再造文明手段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无一不是注重于此。他所总结的治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他一生学术研究所遵循和追求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体现了胡适对此的深刻认识。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论：“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     

有关毛泽东同志早期思想的两个问题

<正> 一九一九年七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代表胡适抛出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下简称《问题》)一文,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宣战。八月,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给胡适以迎头痛击,开始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这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拟定和散发了二份《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章程》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立场上?有的同志认为,“问题研究会”是在胡适“影响下”发起成立的,“《章程》的主旨,同胡适的口号完全吻合”;《章程》所列一百四十多个问题,有的“本来就是胡适提出的”,有的与胡适的提法是“一回事”,有的比胡适提得“更具体了”;《章程》提出的“问题之研究     

胡适研究的新探索——读黄书光的《胡适教育思想研究》

近年来,“重新发现胡适”成为胡适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势。胡适在哲学、文学、历史研究领域的开风气之功已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但对胡适的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尚不多见。黄书光同志的《胡适教育思想研究》,是胡适研究领域的新探索,值得重视。 摈弃“大批判时代”割裂历史的做法,注重从时代与个人的互动中展开深入论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在评判胡适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时,作者不只是简单地笼统罗列,而是对胡适教育实践进行时代分期,让历史本身来回答胡适是一个怎样的教育家。阐述胡适任教北京大学的业绩,就十分注重他对当时北大改革贡献的分析,指出:“虽然他们(指蔡元培与胡适)并非毫无意见分歧,如:预科废止问题;但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