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碑志文浅议

在唐前碑志文学发展史上,庾信是继蔡邕之后的一位重要的碑志创作大家.庾信继承了蔡邕的碑文观,认为碑文的职能以记功颂德为主,且重视碑文称功颂德的等级性.在碑志文创作上庾信虽然仍守"蔡氏矩矱",但也体现出了新变.他将浓郁的悲情引入碑志文创作,并成功地在碑志文中运用了"鹤"、"松"等意象,为悲情的生发营造适合的氛围.庾信的碑志文创作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位骈体宗匠高超的骈文技巧,又善于将骈体与散体有机结合起来,使碑志文的文学性大大增强.     

欧阳修碑志文简论

宋代文坛巨匠欧阳修一生写下了大量的碑志文,这是他散文创作中不可忽略的部分,这些碑志文在内容上大都能反映出他的政治理想和为政原则,体现出其较为先进的妇女观,同时生动地透射出他卓然独立的人格道德光彩。而在形式上,则较为成功地摆脱了碑志文作为古代应用文之一的僵化模式,不少篇章写得情感深挚,语言朴实流畅,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从而显示出更强的文学色彩。     

唐代碑志文的盛世情结及书写模式——以初盛唐文本为考察中心

唐代碑志文的盛世情结起于文士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而帝唐大一统政权的发展更促进了这种思考,使得文士最终形成强烈的盛世期待心理。这在碑志创作中表现突出。具体书写模式表现为弘扬儒道精神、塑造时代典型、追求宏大壮丽的行文体式等,目的是为大一统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推进帝唐强国盛世建设。唐代碑志的盛世书写具有相当的文化构建和历史传承功能,并对后人的碑志文写作颇多影响。     

从碑志文看元好问的政治、社会价值观念

金元之际的文雄和社会、文化活动家元好问,倚借良好的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全面接受了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儒学为主的价值观念体系。政治、社会价值观是其价值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元好问的政治、社会价值观主要包括强调君权的绝对性、以民为本、仁政爱民、坚持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权理念等内容。这些思想尤为集中、突出地体现在他的碑志文创作中。通过碑志文,元好问表达了自己在政治道德方面的忠君观念、社会理念方面的民本观念、治国方略方面的德政观念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华夷同一观念。     

从碑志文看韩愈散文的“尚奇”

韩愈碑志文的创作与他的其他散文一样,都有着＂尚奇＂的特点。这种＂尚奇＂主要表现在：谋篇布局上不拘碑志常格,打破固有模式;记述墓主行迹多写奇行奇事;语言运用讲究新奇,不落俗套。     

王安石碑志文的“史汉之法”与“史汉风神”——以欧阳修碑志文为比照

欧阳修碑志文多用"史汉之法",王安石碑志文却与叙事手法复杂、笔端饱含情感的"史汉之法"保持了一定距离。王安石的心力所注,往往不在叙事的精彩,而在于议论的精警。欧阳修碑志和"史汉风神"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手法,凸显要描写的这位墓主;而王安石的方式则是通过议论,将主人公的形象提炼、深化,他并不满足于对主人公这一个人的显扬,而在于发掘他背后这一类人物的共性,继而弘扬这类人物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这正是王安石碑志不同于"史汉之法"和"史汉风神"的特殊性所在。     

论碑志文的正体与变体

碑志文源于先秦,多用于殡葬礼俗。汉以后碑志文创作兴盛,最终呈现出正体、变体两种形式,蔡邕和韩愈分别为其代表作家。碑志文正、变之间的演进合乎时代社会风气和文学发展规律,其区别在于体例格式、思想内容及写作手法的不同。正体和变体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其相互作用促进了碑志文体品位和审美要求的形成,也促进了碑志文创作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文体辩证价值。     

论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与艺术美

在韩愈的丰富散文著述中,哪些作品应该归入传记文学的范畴呢?我认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历史人物或当代人物的生平为主线,具有真实性和较强的文学性。据此,韩愈创作的“序”、“传”,如《张中丞传后序》、《太学生何蕃传》等,以及他的大量优秀的碑志,如《柳子厚墓志铭》、《曹成王碑》、《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等,都应该视为传记文学。过去,人们囿于“谀墓”的观点,往往轻视或否定韩愈的碑志。诚然,由于碑志属歌颂死者的体例,且韩愈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身的局限,其碑志中确有一些“谀墓”之文,但“非此即彼”     

韩愈碑志的文学化和散文化

韩愈的碑志散文,在体裁、内容和语言上进行了创新,将沿袭已久的应用文体、骈文体和旧程式加以文学化和散文化,写成了形象生动的传记文、如泣如诉的抒情文、理正词严的说理文,使碑志变成了文学散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张说碑志的新变

在张说现存碑志中,官修碑志为奉敕为三品以上的重臣或皇亲国戚而作,《姚崇碑》为其最为特别之作。该碑在类型化的颂美之外,采用异常简写碑主族出、世系与乡邑,不写亡妻,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暗讽姚崇的孝心等方式表达“微言大义”,使其碑志由注重实用性向偏重文学性转变。私修碑志则是应朋友、亲戚、同僚之请而作,《贞节君碣》为其早年的代表作。该碑运用小说笔法、选择典型细节等方式,使模式化的碑志逐步成为生动形象的人物传记。这些变化体现了张说“实行”“素心”的创作理念,展现出文学性、个性化的特点。     

元代维吾尔族文学家马祖常的碑志文研究

马祖常是元代著名的维吾尔族文学家,所著《石田文集》中收录有数量可观的碑志文。马祖常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行文效法秦汉散文,颇得风神韵致,其碑志文既塑造了许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为后人保留下了大量关于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史料。他的碑志文既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也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韩愈欧阳修碑志文风格比较

作为古文运动不同时代的领袖，韩愈和欧阳修同为名重当时的碑志大家，由于时代、文风、气质、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碑志文又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其中包括叙事方面的雄逸之别，抒情方面的肆醇之别，还有取材方面的奇正之别等等。通过对他们碑志文风格的比较，本文认为韩愈的碑志文开拓了碑志一体的文学功能，而欧阳修的碑志文则凸现了碑志一体的史学价值。     

张说碑志文浅说

张说是唐代文章大家,他与苏廷硕二人的文章被时人誉为"燕许大手笔"。诰颂公文和碑志文是张说文章创作最为重要的两个部分,其碑志文在对墓主一生历史的述说的过程中,在题材、章法、文体等方面皆有新的创造,显示出了高度的文学创作水平,直接影响了其后的古文家。     

苏轼传记文的特色

苏轼的传记文,是他辛勤培育的丰富多彩的文苑的角落里不很显眼的一种文体,除《方山子传》一篇外,其它一直为人们冷落。专门作综合研究的几乎没有,各种文学史也很少论及。我们认为,苏轼文苑中传记文这一文体,虽不如他的诗、词、赋以及游记等那样争奇斗艳、出类拔萃,具有浓烈的美的吸引力,但也不乏一定的艺术价值。因此,在充分挖掘苏轼诗、词、赋、游记等艺术宝藏的同时,也该顾及到他传记文这种体裁的发掘研究。苏轼在《陈公弼传》中说他“平生不为行状碑传”,这不是说他一生就不写碑传,而是说他不愿为了应酬而替别人去树碑立传。他要写碑传,一定是出于自己的内在要求,有感而发,即不是别人要他作,而是他要作。正因为如此,他一生确实很少写碑传文,     

遗山碑志文叙事艺术探析

遗山碑志文以记叙事情为依托刻画人物，每一篇碑志文都是一篇成功的人物传记。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多角度叙事手法，撷取传主个性特征的主要方面品议人物；选择典型的材料，详略得当地品题人物，叙写事情；在叙事的同时，辅之以议论，出语精警，见解独到，议论和叙述紧密结合而互相印证；选取具有奇异色彩的传说状写人物，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论苏轼创作之“真”及其创作理论

苏轼在诗、文、画作等艺术创作中,皆体现出表达真性情之特色,他重视诗人、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重视诗歌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在创作理论方面,他提出了＂常行＂与＂常理＂的问题。通过对苏轼＂真＂性情的剖析,可以发现苏轼诗、文、画作的艺术特色,及其创作理论的价值。     

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考察报告

本文报告了日前野外考察关于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的发现及其内容，论证了是碑为文成帝平生迭次南巡的全面记载和颂辞，而文成帝的南巡，是道武帝拓跋以来出身北方游牧族的北魏王朝实行民族融合──汉化战略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这个视角看，此碑所记载所赞颂的是杰出政治家拓跋浚的重大国务活动和业绩，而远不在于以前历史文献所说他的射箭过山之所谓“御射”──一位皇帝个人的膂力和武功，从而指出《魏书》和《水经注》的有关记载是失真的片面的。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的出土，为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北魏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为开发文化开发旅游，提供了新的资源；是碑碑文书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宋代墓志典故词语校释六题

宋代已进入典故词发展和使用的衰微期,但墓志文中仍有较丰富的典故词,多语典词,以传承为主。用典特别是生僻典故的使用、文字俗写讹变以及泐蚀等都会影响志文的正确释读。已整理的宋代墓志文献中,误录典故的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文献材料的有效利用和语言文字研究。具体校释宋代墓志中＂实■＂＂表■＂＂俊■＂＂捐■＂＂卒■＂等典故词语,需科学把握汉字俗变规律,深入探索典源出处,透彻理解用典之意。由此提出文字释读、典故语破解和文献校理相结合的碑志文典故词校释方法,为石刻文献整理、汉语汉字史研究提供帮助和参考。     

以事写人 形随事赋——元好问碑志文写人艺术探微

“以事写人”是元好问碑志文的重要特色。元好问碑志文结合人物主要行状事迹，选取典型事件，详略得当地品题人物。在处理与多个人物相关的事件时，采取篇与篇之间互文见异的方法取舍安排材料，不但成功地叙写了人物，而且使其碑志文史料的含量大大增加。     

欧阳修史学思想在碑志创作中的表现及其影响

欧阳修既是文坛领袖，又是著名的史学家，其深刻的史学思想以及历史编纂实践对他的散文创作，尤其是碑志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在碑志创作中自觉地运用修史的精神和具体的创作方法，体现出了以史笔为碑志的创作特色，并为后代的碑志创作开辟了新的境界，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