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回鹘宗教信仰的历史变迁

唐代回鹘是我国现今新疆维吾尔族的直系先民.回鹘早期信仰萨满教.8世纪中期,摩尼教传入回鹘并被汗王定为"国教".840年,汗国灭亡,部族西迁, 回鹘改信佛教及其他宗教.本文对唐代回鹘宗教信仰的历史变化过程作了简述,使人们对今天维吾尔族的宗教文化以及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

8—11世纪，因大批操突厥族语言的民族部落南下，以及回鹤的西迁和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进而与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新疆的民族构成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学术界，人们一般将这一民族融合的过程称为回鹘化和伊斯兰化。是维吾尔族形成、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回鹘文活字在国内“亮相”

回鹘文活字在国内“亮相”１９８０年在我国敦煌千佛洞石窟发现的回鹘文活字全部由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维吾尔族学者从国外印刷回来，这些世界活字印刷史上的重要史料，将由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科研处介绍，敦煌出土的回鹘文（古代维吾尔文...     

新复州回鹘研究

公元十一世纪初,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中,西域出现了一个新复州圆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其地望在哪里?这个回鹘政权与宋朝及其周邻的关系如何?本文根据中外有关资料,作些粗浅的探索,错误之处,敬请同志批评指正。一、新复州回鹘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回鹘原名回纥,为今维吾尔族祖先。公元七四四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统一蒙古高原,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建牙帐于郁督军山(杭爱山脉东段),创立了回纥汗国。骨力裴罗遣使入唐,唐玄宗册封他     

百年来回鹘文文学研究回顾

维吾尔族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民族 ,历史上曾涌现出大量的文学作品 ,内容丰富 ,体裁多样。以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 ,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代 :鄂尔浑时期 (840年漠北回纥汗国灭亡以前 ) ,佛教、摩尼教、景教在回鹘中流行时期和伊斯兰教时期。本文所述仅指第二个时代。其特点有四 :1 .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佛教、摩尼教的影响 ;2 .所使用的语言为回鹘语 ,文字主要是回鹘文 (本文所述不包括用回鹘文撰写的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文学作品 ,如《福乐智慧》、《先知传》、《升天记》等 ) ,仅有少量文献用摩尼文或其它文字书写 ;3.几乎没有传世…     

古代维吾尔族经济文化类型的演变

维吾尔族经济文化类型在历史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游牧民族回鹘中的一部分于9世纪由蒙古高原迁居新疆,在继承原有农业民族经济模式的基础上适应新的环境形成了半农半牧、以农为主的混合农耕文化。其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表现为社会阶层自下而上的适应。随着经济基础的转变,产生了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变化,这影响了维吾尔族发展的轨迹,成为现代维吾尔族经济的重要历史渊源。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章简介

我区博物倌保存的《弥勒会见记》是我国唯一的一本比较完整的回鹘文写本文献。自一九五九年出土以来,一直沉睡至今。近年来,自治区博物倌古文字研究室维吾尔族古文字研究工作者斯拉菲尔·玉素甫等同志对这份珍贵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了研究。他们首先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按叶逐行进行了转写,然后又根据转写翻译成维文和汉文。转写和维文译文发表在本刊维文版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上;回鹘文原件第二章第五叶正面影印件附在本文之后。这里仅刊载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章简介和汉文译文,以供对《弥勒会见记》有兴趣的读者对照参阅。     

喀喇汗王朝时期回鹘人的农业生产情况

本文通过对保存至今的民族文字资料的分析,结合史实,从四个方面对喀喇汗王朝时期回鹘人的农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其发展的原因,期望能对维吾尔族农业经济的历史演变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回鹘文文书的特点和史料价值

回鹘文文书作为维吾尔族的珍贵历史文物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每件文书的年代距今都很久远。回鹘文宗教文书中年代比较早的是《弥勒三弥底经》，虽然诸家对其成书年代有争执，但分歧意见都超不出8－11世纪①。属于元代的经典较多，如《妙法莲花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     

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

史前时期,居住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塞人、月氏人或吐火罗人,他们属欧罗巴人种。汉唐时期,匈奴人、汉人、羌人、高车、突厥、吐蕃人等,先后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地区,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但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八九世纪及其以后,随着大批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部落南下,以及回鹘的西迁和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开始了回鹘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诸方面逐渐统一,该地区居民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最终完成。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形成了。     

论毛泽东的人民利益观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确立了党的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宗旨,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系列基本的行动准则：着重把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与代表人民的全面利益的统一;向人民负责,坚持人民标准观。同时确立了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利益的实现方式。     

毛泽东人民观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人民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萌生、形成与成熟、完善与发展三个重要阶段。从19101921年,是毛泽东人民观的萌生时期,其“民本”色彩非常明显,并开始向群众史观转变,人民民主思想初具雏形。从党的建立到抗战胜利,毛泽东人民观形成并成熟,具体表现在：人民概念开始形成,形成了牢固的群众观点,实践中实行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提出了必须领导群众和教育群众的思想。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人民观体系开始成熟。他提出了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形成了完备的群众路线理论,以及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的思想,提出了人民民主理论。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毛泽东人民观继续完善与发展。深入挖掘毛泽东人民观的当代价值,具有重大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滇西北怒江流域巴尼人研究述评

滇西北怒江流域的巴尼人自20世纪50年代被识别为白族支系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巴尼人建国前后的社会发展水平、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展开了诸多探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自此之后,关于巴尼人的研究并未随着巴尼人社会历史变迁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对巴尼人的研究状况进行述评,有助于对巴尼人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论儒家的人治主义

人治主义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质 ,它以人为核心 ,强调“为政在人” ,主张“施仁政”、“尊贤使能” ,其特点是“为政以德”。就其重视人的素质在政治中的作用而言 ,是有重要价值的 ,但人治毕竟是一种官本位 ,归根到底是以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尤其是儒家关于“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分野的政治偏见 ,更显示出了这种人治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毛泽东民生思想及其现代意蕴

民生问题是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问题,民生问题解决的好坏,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影响着群众的人心向背、社会发展速度。毛泽东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民生思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都强调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的民生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对现代民生问题的改善具有重要价值,对中国现代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民生视野的“重庆实践”

民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民生不局限于当前所需要解决的诸如教育、劳动、就业、医疗、住房等问题,更涵盖了与之关联的人们生存与发展所应当具有的权利,乃至于价值层面的公平正义,即“作为权利的民生”和“作为价值的民生”。近年来,重庆市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探索出了一条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以民生助发展、以民生促和谐、以制度保民生、以幸福感测民生,或许是重庆民生实践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西夏孝观念研究--以《圣立义海》为中心

本文以《圣立义海》为中心,对西夏的孝观念进行了简略考察。研究发现:西夏人民赋予孝以崇高的地位和广博的含义,其核心是“孝顺父母”,但非常强调父母对子女的“爱”,落脚点在子女上,而中原之孝着眼点在父母。西夏之孝在伦理规范的系统化、条理化方面不如中原,但在对亲情的强调、人类原初情感的体现方面则有胜出之处。西夏人民有着善良、淳朴的美好亲情。     

人心管理: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

所谓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的管理,其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的行为的管理;二是对人心的管理.行为管理主要依靠制度强制,人心管理主要依靠道德教化.综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的社会管理基本上都是以人心管理为主,以行为管理为辅,亦即“德主刑辅”.统治者们期望通过道德礼俗的教化作用,提高人们的内在修养,从而凝聚人心,规范行为.这种特殊的社会管理方式也造就了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秩序,即“礼俗社会”或“伦理社会”.可是,人心似乎并非完全受制于社会道德,同时还要受制于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可以说是一切社会管理的基础,它引导着人们是最终“向善”还是“向恶”.所以,人们的需求满足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人心能否凝聚,行为是否规范.因此,强化人心管理,除了需要进行道德教化之外,还必须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毛泽东民生思想探析

毛泽东一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民生的概念,但在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民生思想,其中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是改善民生、造福民生的基本政治前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民生思想的核心;大力发展经济为改善民生、造福民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事业是改善民生、造福民生的重要举措。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关注民生、改善民生,这对现阶段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论守法的成本与效益

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法治国家,可以有多种具体设计供选择.其中,判断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于制定法的被遵守和实现,这也是立法的目的和落脚点.如果制定法不能使守法主体从中受益,那么立法以后人们就不会按照法的指引行事,法律就要被架空.所以,守法的成本和效益问题是守法主体能否从根本上自觉接受法的指引的内在动力.当守法的法定效益和边际效益之和大于守法的综合成本时,人们便在行为选择上产生适法偏好,制定法就会得到尊重和实现;当守法成本大于守法效益,即守法无效率或者呈负效益时,人们在行为上就表现出逆则倾向.保证守法的正效益,不仅需要在立法之时自觉设计,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多做授权性立法,更要在执法和司法环节时刻做好守法的成本和效益之间的衡平,既确保静态的制定法规范中的守法效益大于成本,还要在法的遵守与实现的动态过程中确保守法行为不致于出现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