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四个全面”现实运行机理的整体把握

"四个全面"作为着眼现实基础的理论创新,是了解天下,认清大势的眼界和胸怀与内涵民心所向、民情所趋的视域与情怀的有机结合,具有顶天立地的特征。具有顶天立地特质的"四个全面"不仅具有解决当下问题的工具理性,也具有追求更好发展、善政、兴国的价值理性。这个具有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统一的"四个全面"不仅具有实事求是的理论力量,而且具有改变现实的实践力量,这个改变现实的实践力量,就在于作为领导"四个全面"伟大战略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觉悟与能力,从而实现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的有机结合。在化理论为方法中懂得如何做事、化理论为德性中懂得如何做人的基础上,实现化理论为制度,进而实现可持续做事与可持续做人的有机统一,最后在实现理论创新、理论武装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推动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理论结构与现实价值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渊源,以国外发展理论的形成与演变轨迹为借鉴,以发展目的论、发展主体论、发展要义论、发展方法论为理论结构,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     

“现实抽象”概念的“康德式结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重审

"现实抽象"这一概念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流传过程,不仅成为西方左翼批判话语的"基础概念",也最能够体现其运思方式。从西美尔开始,经过索恩-雷特尔、阿多诺以及新马克思阅读学派,一直到洛茨等人,"现实抽象"实质上的理论任务要么是"再康德化马克思",要么是对康德的再马克思化。但是,基于康德的认识论结构,我们将看到,在此类"现实抽象"的理解中,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对康德进行解读,这终究陷入了一种"俯视"的思维之中。当人们转而认真审理康德对认识前提与存在前提的区分时,从交换再深入到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方式则成为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要求,这将使得我们看到主体行动与客观结构契合的真实原因。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史源流与现实发展

当代文学史料作为去今不远的精神文化积淀,它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史料之间存在着难以切割的内在关联。如果说古代文学史料是它隔代承续的一种"流",那么现代文学史料就是其前后连贯乃至一脉相承的一种"源"。而从自身的现实发展的角度考察,当代文学史料大体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曲折过程,在此期间,呈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当代"前三十年",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其史料塑形僵硬单一,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政治史料文本与文本的政治史料;在当代"后三十年",因"意识形态重构"以及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促成,它从史料的生产与存在、内容与形式,到对史料研究的思维与范式、问题与方法等,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转换与调整。     

通过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程恩富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方向——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认为国际化的中心思想是实现以我(国)为主的双向交流;应用化不仅包括理论为社会实践服务,而且包括其渗透到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中去;数学化要把数学分析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结合起来;学派化可以体现研究成果的特色,形成争鸣,有利于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和壮大。林岗立足中国的现实问题,认为在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注重其应用性、中国化和具体化问题,不断研究和解决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实践的发展所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和实践性。马艳、李韵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时代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基本路径划分为有机统一的三个层面,即内容创新、数理分析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地提出了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大卫.科兹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过程,在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成就和贡献之后,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诸多进展,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几点展望。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亚里士多德的善政之道

善政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重要范畴,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其经济社会前提是私有公用的财产制度与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其制度安排是法治之上的混合政体,其人文基础是城邦主导的德性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善政理论,为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启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层动力与生成逻辑

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必须解决好为什么大众化和怎样大众化两大问题。前者主要是搞清楚大众化发展的深层动力问题,后者则是要阐明实践生成的逻辑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实践上一般要经过化理论为理想、化理论为政策、化理论为德性三个环节。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在扩大群众利益认同、高扬理想主义旗帜、增强政策公信力、加强党员干部德性建设等方面下工夫。     

从"感觉结构"到"文化唯物主义":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批评逻辑

本文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角度分析雷蒙德·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逻辑。威廉斯以社会经验的考察为基础,研究"感觉结构"与社会意识、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关涉到"社会结构"、"文本结构"、"社会秩序"等发展动态。"感觉结构"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通过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他将"感觉结构"、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从"感觉结构"到"文化唯物主义"的演进呈现了威廉斯文化批评理论发展的总过程。     

法律中实践推理的内涵及其运行

实践推理是法律推理方法的综合指标 ,也是认识和完善法律推理的重大课题 ,具有实践性、逻辑性和方法论等特质。法律领域中的实践推理以法哲学和法律社会学为理论基础 ,以对规范的分析和判断为推理客体 ,以权利义务为思维方式的焦点 ,以体系化、安全性为评判标准。实践推理的适用对象、构成要素和运行过程是在逻辑推理和经验的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的三个方面 ,实践推理的基本范式体现为法官直觉、知识背景、逻辑结构和思维等四个部分。实践推理运行从观念中的目的开始 ,经过主体的法律思维活动 ,最终达到理想的判决结论 ,以此达到控制法官恣意的理性目的     

司法独立与法律推理

法律推理作为现代法治条件下司法制度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司法审判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方法.本文从法学的方法论角度,即从法律推理人手,揭示法律推理与司法独立的内在联系,以及如何根据法律推理这一法律特有的科学方法,来确立维护司法独立的一些有效途径.     

马克思考察意识形态的方法论

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才能真正理解唯物史观;而要深刻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需要把握马克思考察意识形态的方法论.马克思考察意识形态运用了元批判方法和总体性考察方法.通过元批判方法,马克思去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前提的遮蔽以及对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的遮蔽,同时去除了意识形态以"普遍性的形式"对其真实本质的遮蔽;通过总体性方法,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总体化过程中,尤其是通过物质生产过程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揭示了整个社会历史运动过程的机制以及社会总体的结构,从而科学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     

现实的个人:人类解放的现实性生成

本文集中从"现实的个人"的精神性生成和现实性生成两个角度,讨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概念的生成问题.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个人的生成意味着人的解放的现实性的生成.本文基于作为现实的人的生成的环节之一的人的精神家园的非超越性,即其现实性生成之维度,在叙述自中世纪开始经由宗教改革、德国古典哲学所开启的对教会基督教的权威的消解,在经由费尔巴哈的人的类崇拜到施蒂纳的"唯一者"所结束的人的精神世界世俗化的基础上,以展现这个过程作为人的信仰--特指指向彼岸、超越性的信仰--的逐步消解,并且在施蒂纳这里实现了在虚幻中的人的非超越性生存的状况,并进一步以施蒂纳的问题为背景和切入点,结合当代的重新呼唤信仰的回归现象阐发了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对人走向现实的解放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演生、现实动力与未来挑战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程中,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演生过程、现实动力条件和未来迎接的挑战:与时俱进的"方法论"与社会主义"实践成果"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演生过程;"中国模式"与"后危机时代"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动力;"误解"马克思主义与"和平演变"道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未来挑战.只有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     

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与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当代中国被再次提出来,有其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与理论针对性,其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回击五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主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从"对话"、"问题"和"方法论"三个维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立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过程与"在场"状态.马克思主义中固化的实质是解决"民生问题",这一问题是我们检验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构造的最终原则与价值尺度.     

工具主义能实现科学方法论的自然化吗?——论规范自然主义方法论的发展前景与问题

规范自然主义的主张意味着认识论的强自然化特点.在劳丹看来这种极强的"描述性"方法论将会产生规范化的效果,但从理论的结果来看,科学方法论的自然化或经验化却往往导致取消主义或者是相对主义.为克服这种理论倾向,劳丹强调要从工具主义角度来理解科学的合理性,即把科学的手段与目标联系起来,通过假言命令的形式,方法论成为经验知识的一部分.可是,劳丹通过工具主义来实现方法论自然化和规范化的统一的努力还存在很多问题,他忽视了工具主义论证背后的认识论因素,科学哲学方法论走纯粹的工具化路线是行不通的.     

德性与制度化规则

本文从德性与制度化规则相对应的角度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认为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教化是一种原则上错误的道德建设思路 ,是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的现代表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制度化规则与道德是整合社会秩序的两种方式 ,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但它们在方法论层面上确实具有完全不同的规定性 ,应该在运行方式上把二者区分开来 ;社会秩序的整合并不能通过二者的浑然无分来实现 ,而是应该通过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的异构分立所形成的“张力构架”来实现。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亚里士多德的善政之道

善政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重要范畴,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其经济社会前提是私有公用的财产制度与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其制度安排是法治之上的混合政体,其人文基础是城邦主导的德性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善政理论,为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启示。     

试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及其现实要求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其科学性和无产阶级性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焕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开放的姿态与其他意识形态或社会思潮进行对话,实现自我扬弃,正确看待和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有的作用,使其内容和形式达到有机统一.     

论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天理”和“中庸”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考察

朱熹的忠德思想具有"正己"和"尽己"两个主要的维度,要获得"正己"和"尽己"的合理性,需借助"天理"。朱熹的"天理"内容包括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道德价值追求。离开"天理",忠德的价值和意义将丧失殆尽。"中庸"是一种道德方法论。在实践中,忠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实践智慧。"中庸"方法论贯穿在朱熹的忠德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因此,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天理"和"中庸"就构成了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从“三个代表”的视角把握“三大规律“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要求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把握规律性,就要求我们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从"三个代表"的角度来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把"三个代表"与"三个规律"联系起来考察,对于实践"三个代表"都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