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泽与人文学科的人类学转向

弗雷泽广阔的全球视野和贯通古今的知识贮备为以比较研究为特色的新人文学开辟出路径,沿着这一路径,中国学者将中国的学问传统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全球化视野相联结,逐渐走向了文学研究与人类学视野相结合的跨学科方向——文学人类学。中国文学人类学在历经十余年的开拓与发展中,逐渐形成中国文学人类学独特的文化观（文学观）,也就是将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众多无文字民族的多元活态文学提升到大传统的地位,用多重证据法来实现具体研究操作与理论建构的统一性。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凸显了人类学转向后的学术范式革新意义。     

身份问题:写作的人类性与人类的写作性

在拥挤得几无回旋余地的当今世界,族群的分野与身份越来越成为众所关注的紧要事象。这不但涉及到作为群体的人们如何相互划界以便共享或争夺资源,也影响着个体意义上的芸芸众生何以在多重交错的关系     

弗雷泽的正义理论及其镜鉴

弗雷泽的正义理论是对“正义”概念的新阐释。在她看来, 正义在规范上是一元的, 即以参与平等作为正义的元规范;在视角上是三维的, 分别是经济上的再分配、文化上的承认和政治上的代表权;这三维的正义诉求, 必须服从于参与平等支撑起来的正义规范。弗雷泽的“一元三维”正义构想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深入研究弗雷泽的理论体系, 特别是从“再分配、承认、代表权”三维正义诉求中揭示该理论的中国式镜像, 能为当代中国社会正义之建构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西方艺术人类学述论

许多人类学家认识到,艺术史能够为人类学家提供一种视野,即将艺术品视为观看的物化方式,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异的面貌。时至今日,艺术学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象牙塔中,认为艺术与日常生活无关,与民众的行为及社会的互动无关,只是一些高雅圈子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艺术的研究需要人类学的视角及养分。文章分别从后代主义思潮下的艺术人类学发展、艺术人类学理论、艺术民族志观点,概要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理论命题、艺术人类学方法论的创新实践,以及对当前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从文学到人类学——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

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可以简括为田野考察和民族志写作。长久以来对于前者关注较多,而对后者讨论较少。本文聚焦于民族志的书写层面,结合文学与人类学的内在关联,通过问答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对特定族群写“志”这一点上,人类学可被视为一种文学;反之,文学也是人类学。     

弗雷泽人类心智发展三阶段理论的思想来源与表征

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出的人类心智发展三阶段进化图式反映了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特征,汲取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以及泰勒的“文化遗存”和“人类心智同一性”观念。巫术、宗教、科学三者进化关系的探索说明宗教的起源、本质和发展问题,以此揭示人类社会进程中文明与蒙昧、理性与非理性、现在与过去的关系,探讨人类心智发展的过程与归宿。其主旨本无可厚非,但其研究方法、理论观念及对宗教和科学本质认识的缺陷,使费雷泽在这一进化图式中所表现出的疑虑和不确定性常易为人忽视,他本人为此饱受诟病,《金枝》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早期宗教功能研究述略

本文对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对宗教功能的早期研究进行了回溯,初步厘清了从菲斯泰尔·德·库朗热到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这一段时期内西方学术界关于宗教功能研究的源流,并对如涂尔干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功能主义研究者的理论和成就进行了学理上的评述。     

批判与反思——民族志求真历程分析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相应地，民族志求真历程也随着时代转换而彰显出来了。以批判和反思作为民族志走向科学道路的武器和方法，系统地阐释在批判和反思中民族志求真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民族志理论范式。     

人类学研究方法比较——以《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为例

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同等重要，研究之初其方法就已决定了成果的指向。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不仅可以作为现实研究的有效指导，其理论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反思。文章以《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二书为例，通过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研究方法异同的比较，阐述一种民族志学的新研究范式。     

巫术研究的一个误区——弗雷泽“巫术时代论”与中国的巫术研究

“巫术时代论”是 19世纪后期西方人类学古典进化论者关于巫术起源、发展规则的一个错误假设 ,该理论认为 :所有人类社会的历史都要依次经历三个智力演化阶段 ,即“巫术时代”、“宗教时代”以及“科学时代” ;巫术必须而且仅仅产生于“巫术时代” ,有史以来的诸多巫术现象则统属史前遗留。 2 0世纪 30年代以来 ,这一错误理论传入中国并开始广泛蔓延 ,近年来尤呈愈演愈烈之势。重新审视学术史上这一“公案” ,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对于严格学术规范、推进巫术文化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我者的他者性——人类学“写文化”的方法问题

人类学关于"写文化"的方法自觉,给文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研究带来重要的启迪.文章以三个研究案例的故事,说明人类学的写作概念旨在全面和整体性地把握一种文化,对于传统的文学写作和历史写作概念起到一种拓展和补充的作用.人类学在文化表现上强调多元的、互动的复杂视点,捕捉族群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这就解构了以往的权力话语和精英写作的单一性和绝对合法性,预示着文化价值观的更新所带来的再经典化问题.     

对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省思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人类学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大多是对田野调查成果的提炼、概括和升华。在田野工作的推动下,民族志文本和话语的表述方式渐趋多样性和科学性。伴随着田野工作范式的动态演变,论争始终与其相随,同时也给中国的田野工作者带来了启示。     

人类学研究的种种困惑

最近以来 ,伴随着学术界对殖民支配时期人类研究动机的批判 (Fabian 1983;Asad 1973) ,田野工作本身和把田野工作成果转写成文献形式这两个过程的诸多层面都受到了更为缜密的检验。检验的内容包括感知研究对象的认识论困惑 ,论证阐述的困惑 ,研究者、合作者和研究对象人际关系的困惑 ,以及把给人添麻烦的调查写成有潜在敏感性题目的困惑等等。     

弗雷泽对正义主体二元判定的反思及重新认知

长期以来,学界坚持了正义主体一国之内或个人或社会的假设,而弗雷泽则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式微,正义主体的一国范围现实存疑,为此她提出所有人受制约原则作为正义主体身份获得的依据。该原则有着强烈的现实适应性与理性张力,对于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保持清醒头脑,维护主权国家政治话语权和人民利益,提升国家形象有重要启示意义。     

“自我的他者化”——关于本土田野实践的思考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不二法门。在本土进行田野工作,研究者应努力使自己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但这一距离并不是要与所研究的对象疏远,而是克服"自缘身在此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窘境;是为了使自己对"熟悉"的环境保持新鲜感,以便发现新的信息习得更多的东西。当代人类学直面当下问题,全球化为人类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应当给予"民族志"以新的理解。     

汉语“民族志”溯源再议——以中国早期西南边疆民族调查为例

民族志作为一种新兴文类落地中国后,在体例上增加了族源追溯,形成了中国早期民族志特有的体例范式,体现了中国民族志表述与历史文献紧密结合的特点。笔者将这一问题纳入"汉语中国"进行讨论,认为新文类"民族史"特别是"民族志"中,可以发现"正史"与"方志"的历史观念。文章试图分析这样的历史观念如何体现在民族志溯源表述中。     

华南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实践——读《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历史民族志既是历史人类学的表述形式也是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皇帝与祖宗》一书是历史人类学在华南研究的整体性实践,研究方法上体现了结构与过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不仅呈现了华南宗族的历史主体性,同时具有区域研究的价值。     

表述“中国文化”:多元族群与多重视角——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五届年会简述

由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主办,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联合发起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五届年会于2010年6月28日—30日在绿城南宁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分别来自全国及海内外30多所高校和     

批判与反思：民族志求真的历程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相应地,民族志求真历程也随着时代转换而彰显出来。在民族志的求真历程中,需要以批判与反思作为其走向科学道路的武器和方法,并有一个科学的民族志理论范式来解决民族志品质问题。     

历史深处看法人类学——以法人类学与法史学之联系为视角

法人类学与法史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二者都重视对文化的研究,但是法人类学侧重于文化的横向比较,关注文化在具体社会中的功能与结构,是一种共时性问题的研究;法史学则从纵向来研究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种历时性问题的研究。我国应构建以规则研究为中心,以法律民族志为方法,以文化反思为目的的法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