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普”释义──吐蕃统治者称号意义之商榷

以土著文化的观点,以古藏文历史文献为左证,探究吐蕃统治者之称号"赞普"的实际意涵。首先,回顾1960年以来中国、日本与欧美等专家的意见,评析各家之短长,描绘了清晰的逻辑思辨理路。其次,辨识现存各文献的可信度与引用价值的优劣,并交叉分析,进而以为《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石刻对"赞普"意涵的记载,是为"神人合一"的意义,反映出其受"天命论"的影响,亦呈现大唐文明对吐蕃政治思维与官制的影响力。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吐蕃王朝宰辅拾零

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成员——藏族,是俄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民族之一,藏族在古代曾建立起一个与中原地区繁荣昌盛的唐朝同时并存的强盛的吐蕃王朝。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赤德祖丹迎娶金城公主,古代唐蕃两缔甥舅姻好,“和同为一家”,是至今汉藏两族人民津津乐道永志难忘的千古佳话。然而,除此之外,吐蕃王朝的其他史事,乃至赞普及其大、小论的情况,人们一般知之甚少,兹就不完全之收罗,稍集吐蕃历代赞普之宰辅名目如下。一、青史标名最早的吐蕃大论娘·尚囊 藏     

论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生成机制

皮亚杰认为,语言是动作内化而运演所构成图式(意义)的符码化。基于这一理论,根据"语言与意义"的分-合程度,"语言与意义"关系史可以宏观地三分为:"合一期"(未分)、"对一期"(和谐)与"分一期"(分离)。从"对一期"转变为"分一期"的两大促因是:一,异语言(方言之间)的互遇;二,异媒介(音符与形符)的互省。在希腊特定历史语境中,这两大促因均为缺项或弱项。虽然希腊人后来借用了腓尼基字母创造了文字,但该文字不过是音符的形化。这使希腊迟迟没有迈入"分一期",而是继续沉浸在"对一期"的欢欣之中。绵长"对一期"中语言与意义的"和谐关系"凝化为一种集体记忆,作为母本扩延至西方、演绎至现代,便形成了"语音中心主义"。     

从“丽”“慷慨”之新调到“理”“超然”之别调

曹魏赋论在经学式微与玄学兴起的哲学背景下,突显出其尚"丽"、重"本"、崇"理"的理论要义和创新调、守复调、开别调的理论批评视阀。在赋论史上,曹魏赋论以创新大于继承的特质开启了中古赋论的新篇章。     

“三言”“二拍”中的媒人与说媒场景

媒人是"三言"二拍"中的重要角色,他们身份各异,既有职业媒婆,也有众多其他身份者。媒人形象大都不够鲜明丰满,但在叙事方面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将媒人看做小说叙事中的"功能性"人物更为确切。"三言"二拍"中有众多不同类型的说媒场景,说媒场景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市井气息的渲染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

吐蕃建国后陆续制定的各项制度受到突厥制度的很大影响:吐蕃王朝设立的行政建制如(ru)、职官奎本、如本和贡论、囊论、喻寒波等都是效法突厥,而非仿照唐制;吐蕃实行兵民合一,以十进制编制军队,设千户、万户,制定严刑峻法,犯罪必施以重刑,对盗窃罪按盗窃之物的数倍乃至几十倍追征等,亦是源自突厥;在苯教丧葬仪规中以羊马作为献祭品同样也和突厥有一定关系.藏族传世史籍记载吐蕃法律及事业仿效突厥、回纥确有所据.     

吐蕃赞普赤达尔玛的统治及其后的简要历史

朗达玛①继任时②,吐蕃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积重难返,尤其是宗教问题更为突出,它直接威胁到吐蕃政权的根基。因此,朗达玛遣散了僧迦集团,关闭了寺庙,终止了僧侣的寄生生活,但对佛教本身未加限制。由此,招来了杀身之祸,吐蕃政权也随之解体。吐蕃政权解体后,社会上出现了宗教派别纷争的混乱局面,朗达玛的后人益希奥等人担起了整顿与复兴佛教的任务,也就是藏传佛教的后弘期。以早期史书、敦煌文献、伏藏、木简、碑刻铭文为研究依据,从新的视角,历史客观地分析,再现当时吐蕃社会的真实情况。     

论苯教在吐蕃王朝时期的地位

苯教(bon)是吐蕃的原始宗教,最初流行于象雄(zhang zhung)地区,故又称象雄苯教;后经辛饶米倭(gshenrab mi bo)改造为颇有体系的宗教,即雍仲苯教。辛绕米倭遂被尊为苯教始祖。吐蕃王族在雅隆地区兴起后,也逐渐接受了包含于象雄文明之中的苯教文化。在吐蕃早期历史上,苯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藏文文献指称,用轿子抬着吐蕃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gnyav khyi bt san po)登上王位的十二位贤人,即是苯教徒。藏文诸史大都记载了苯教在上丁二王(stod kyi sting gnyis)时期广为流传的     

简析“民众新闻”的“源—传”结构关系及其特征

在新兴媒介环境中,新闻传播学界在新闻主体论视野中,多是在"受众传者化"的意义上讨论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变革,但更为细致的分析会发现:"受众传者化"首先表现为"民众新闻"现象中"信源主体的传者化"。因而,本文以民众新闻为对象,从两大方面考察分析了信源主体与传播主体的结构变化及其基本特征:一是从民众新闻与职业新闻关系的角度考察了"源—传"关系在历史变化中呈现出来的新特征;二是从传统新闻业时代没有的、新的民众新闻现象内部考察了"源—传"关系的结构特征。这样的考察分析对于认清新兴媒介环境中新闻生产与传播的真实面目非常必要而重要。     

《自由的生活》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长篇小说《自由的生活》自问世来受到了亚裔文学作品批评界广泛的关注。本文采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即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斯皮瓦克的"属下"(subaltern)理论和霍米·巴巴的"杂糅性"(hybridity)和"模拟"(mimicry)理论分析《自由的生活》中作品人物在西方主流的美国社会中挣扎奋斗,寻求了解个体身份认同和差异文化融合的可行方式。     

吐蕃时期政教关系新论

"王辛同治"是吐蕃前期政权治理的基本模式,当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吐蕃王朝后,开始学习周边民族的治理模式,建构法治与引进佛教,强化赞普集权,限制本教对政权及社会事务的干预。本教是维系吐蕃政权的法理根基,佛教是顺应当时吐蕃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文化。随着时局的变迁,统治者对"两教"有不同的偏好。对统治者来讲,宗教与自身信仰无关,是维护统治与争权夺利的工具。厘清吐蕃时期的政教关系,有助于理解西藏历史上政教关系的本质与"政教合一"的演变逻辑,从而树立正确的宗教观、历史观。     

性别表演视域下“蛇蝎美人”的“堕落”

身份不是本体论上的存在,而是一种意指实践,且身份的建构与社会文化话语密切相关。而在以幽闭且缺乏道德支撑为主要基调的黑色电影中,既有价值观被悬置,为"蛇蝎美人"的身份建构提供了多种可能。通过对经典黑色电影《双重赔偿》与新黑色电影《本能》中的"蛇蝎美人"在人物塑造与视觉呈现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前者中,"蛇蝎美人"是作为象征秩序的颠覆力量而存在,而随着后现代媒体性话语的泛滥,新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人"则成为"物化"的、男性凝视下的性表演者,进而被男权社会话语体系同化,失去了原有的颠覆力量。     

前吐蕃时代西藏西部丧葬习俗的考古发现及其特征

西藏西部前吐蕃时代的葬俗极具特点,包括了涂丹"尚红"、"覆面"、"结发"、动物殉葬、分区而葬等特点,主要体现在重视墓室营建、盛行墓葬祭祀(尤为流行动物献祭)、擅长对遗体的处理三个方面。这些特点与敦煌文献关于吐蕃本教丧葬习俗的记载相似,说明后世文献关于吐蕃时期本教丧葬习俗受到来自西部象雄等地影响的记载是可信的。     

吐蕃社会的历史演变及哲学阐释

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系统,吐蕃王朝曾对整个青藏高原、中原地区、中亚西亚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产生过重大影响。由于特殊的地域、文化、宗教等因素,吐蕃社会的历史变迁也成为国内外藏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在阐述历史的基础上,着重从社会历史、宗教及世界观角度,对吐蕃社会的兴衰进行哲学分析和阐释     

从《祖堂集》看唐五代时期的名词化标记“底”

"底、之、者"构成近代汉语名词化标记的系统,借鉴现代汉语名词化标记的概念,对《祖堂集》中三者的语法功能和分布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近代汉语助词"底"与现代汉语"的"的语法功能和意义,探讨"底"过渡为"的"的原因。     

空间批评下的“鲁镇”解读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空间已不仅仅是一个静止的建筑、景观或者"容器",空间文化实体的地位愈渐凸显。空间批评关注文学作品中空间的文化意义,以及融于空间中的民族、宗教、身份或者阶级等多维文化内涵。运用空间批评解读"鲁镇"这一在鲁迅小说中屡次出现的地理空间,不难发现,"鲁镇"即一系列封建传统统治下"生之秩序"的公共空间。本文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体空间角度出发,以"鲁镇"中的酒店、茶馆、书房和客厅为研究对象,三位一体的呈现"鲁镇"作为景观空间以外的文化定义和社会属性。     

吐蕃节度使考述

吐蕃为了对唐与周边部族作战,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联盟组织与唐代的节度使制度相结合,在唐蕃冲突地区设置了五道节度大使,专事该地区的军事、民政及对唐及周边部族的外交等事务.吐蕃五道节度大使的前后名称及其内部建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后改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吐蕃东鄙五道节度使",下设五"道"节度使,诸"道"节度使下,又设若干小节度使.该制度为吐蕃在唐蕃冲突中取得优势起了积极作用.     

论“寂”之美——日本古典文艺美学关键词“寂”的内涵与构造

"寂"(さび,sabi)是日本古典文艺美学、特别是俳谐(haikayi)美学的一个关键词和重要范畴,在日本古典俳谐论中的"寂"论及松尾芭蕉等人的俳谐创作中,"寂"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听觉上的"寂之声";第二是视觉上的"寂之色";第三是精神内涵上的"寂之心"。"寂之心"中又包含了"虚与实"、"雅与俗"、"老与少"、"不易与流行"四对范畴。"寂"体现于具体的俳谐创作中则是"寂之姿",是一种摇曳飘忽、余情余韵的"枝折"(しおり,shiori)乃至"细柔"(ほそみ,hosomi)之美,由此,"寂"概念的内在逻辑结构得以显现。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唐宋词论之“本色论”辨析

"本色论"是中国词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晚唐五代是"本色论"的奠基期,集中表现为"词为艳科"。北宋是"本色论"的争鸣期,表现为以苏轼为代表的"自是一家"之论与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别是一家"之论两条线索的争鸣。南宋是"本色论"的补充发展期,王灼、胡寅的"情性论"是对苏轼"以诗为词"论的发展,张炎的"雅正""清空"是对李清照"别是一家"论的发展。唐宋词论中的"本色论"是两条线索的不断争鸣、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