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价值:跨文化对话的方法论反思

文化对话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可以作为一种化解国际舞台潜在矛盾的手段。文化是生活中传达身份和定位意义的继承体系,其核心是价值体系。跨文化对话是一种理解他者的诠释学尝试,要做到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是困难的,因此我们要从文化对话的方法论研究出发,要关注参与对话双方的关系、不同历史经历、作为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种族中心主义态度等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我们自身标准的历史反思与自觉、了解对方文化的各方面及其价值体系的逻辑、寻求共同理念、向对方持开放态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的哲学反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虽然业已达成了诸多学术共识,且渐次从自发走向自觉、从随意性走向规范性、从经验化走向科学化、从散在性走向系统性,但其要一改当下非此即彼的研究范式走向系统深入、圆融自足,以下几个重要的方法论不可或缺:一是在学科边界意识与学科交融意识的结合中扬弃学科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割裂互斥;二是在学术意识与问题意识的融通中消解学术话语建构与社会生活介入之间所存在的对峙性张力;三是在返本意识与开新意识的互补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具有解释学期待的研究者所朝向的视域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看法有不少分歧。本文讨论了三个前提性的问题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总结问题。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 ,作者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的歧异进行了辨析 ,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

本文认为当下的农村研究虽然成为一门“显学”,但尚未获得深厚的学理支撑。重要原因是方法论的限度。当下农村研究的主要方法是经验性研究,但也存在相当的局限:一是只见“社会”,不见“国家”;二是只见“树叶”,不见“树林”;三是只见“描述”,不见“解释”;四是只见“传统”,不见“走向”。为此需要超越经验,转换视角,特别是引入国家的视角。因为当下的农村社会已不是自然天成,离开了国家建构,就无法准确把握当下的农村,也无法作出学理性解释。     

走向21世纪的价值哲学——论21世纪价值哲学的研究方法论模式与哲学观

20世纪是价值哲学兴起的世纪。 2 0世纪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模式有实体说、属性说、关系说、系统说、解释说、观念说等多种模式 ;2 1世纪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模式仍将是多种多样的 ,现有的各种方法论模式将相互批评、相互吸收、融合为几种流派。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哲学观。 2 1世纪和 2 0世纪一样 ,价值哲学研究的哲学观仍将是多种多样的。 2 1世纪价值哲学理论要实现科学化 ,就必须有科学的哲学观———实事求是的哲学观作指导     

形态、问题与思潮: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本文着重从方法论上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形态、问题与思潮进行了探讨与思考,指出20世纪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的发生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不同层次的哲学问题,环绕这些问题形成了不同层面的哲学思潮及其互动。以问题为中心,以思潮为线索,可以较好地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之网,深入展开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     

市场经济法律价值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市场经济法律价值是现代法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要建立科学的市场经济法律价值理论 ,除了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外 ,还必须有正确的研究方法。市场经济法律价值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有 :规范—市场分析方法、文化—历史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     

建构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反思

郭齐勇认为,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一是要关注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二是要兼顾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三是要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应当超越西方一般知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自觉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予以创造性转化。     

反思“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中国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自我 ,寻求生存与发展新理念的重要课题。这种研究的主题与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直接、表面地讨论“中西哲学”知识性的“异同”或“相通” ,而是要从根本前提出发探讨与反思“中西哲学”各自的性质、特点、个性及其“长短” ;发现与评价“中西哲学”各自的人类性意义与价值 ;寻求创造人类新哲学的理论前提和思想资源。     

论研究个体发生问题的方法论原则

哲学考察个体发生主要是运用哲学方法分析个体形成和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从哲学上考察个体发生问题正确的方法论原则:一是客观性原则:考察个体主体性时必须从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出发进行考察;二是主体性原则:从主体方面理解任何“现实的个人”。     

关于中国现代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几点思考

中国现代哲学是我国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以来虽有一系列重大突破与进展,但仍有“禁区”与缺陷。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对现实应具有满腔热情地求索精神,需要特别注意哲人们萌发的新思想,不回避矛盾与争论,在论辩中发展,胆识俱足,寻求创新。     

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冯友兰于 30年代提出的“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评述哲人哲学”等方法 ,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哲学史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的统一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语文—历史的方法与批判—哲学的方法的有机统一 ;从与当时的主要哲学思潮的关系看 ,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的综合。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兼评张一兵的《无调式的辩证想象》

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进行必要的方法论反思 ,正确解决以什么方式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 ,依据什么标准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 ,依据什么来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西方思想图景中的位置等基本问题。张一兵的《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一书为国内今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方法论平台。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方法论的两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不断推进,是以方法论的检讨为根本前提的。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方法论中有两个问题尤为值得指认与解述:一是中国问题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路向厘定;一是学科互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视域融合。就前一问题而言,我们应当着力破除引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纯粹学术性范式,进而在真实而完整的意义上确立起中国问题的范式;就后一问题而言,我们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内在打通,进而将它们有机整合在一起。     

晚年梁启超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探析

晚年梁启超曾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此领域,他不仅写出一系列名篇佳作,而且对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也颇多创见。其哲学史方法论之特征约有四端:一、颇具学术史特色的撰述视角;二、近乎历史主义的态度立场;三、结合中西优长的研究理路;四、注重多角度的切入方式。其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方法论思考——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价值构建研究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实际运用,它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科学方法论。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层面上思考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意味着: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前提和基础,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是基本要求,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是根本原则,中国视野和世界视野的双向融合是必然取向。遵循上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构建才会不断完善和发展。     

近现代名辩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近现代的名辩研究,以“名辩逻辑化”为主导范式,实质上展开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框架之下.百年名辩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不容否认,但暴露出的问题也颇为明显,近二十年来更在方法论层面上引发学界的持续争论.从“据西释中”的全面理解、名辩内涵的综合研究、逻辑工具的多元运用、名辩理论与名辩实践的双重推进等方面对近现代名辩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就会发现:立足于名辩理论与名辩实践的双重推进,将有助于把近现代以来的名辩研究推向深入.     

方法论在翻译学中的应用

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应该包括理论、体制和实践这三个方面,而方法论始终贯穿这三个方面的每一个层次,它既是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体制中各个层次间关系的反映与体现。科学没有方法是不可思议的,正如它没有理论是不可思议的一样。因此,探讨翻译,不能仅仅着眼于具体的方法,而应更加重视对其宏观的研究。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建设中的三个统一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始终是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环节。本文认为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 ,主要是实现三个方面的统一 :世界意识、人类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统一 ;“返本”与“开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的统一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方东美对中国当代儒学的发展在形上学领域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从哲学基本问题审视其理论可看出,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形上学义理形态所作的理解,是将为人处事的人生观普遍化为整体存在界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是既有超越维度又有普遍的内在义涵。儒家哲学以易传哲学为儒家形上学的理想形态,《论语》则是儒家哲学的境界哲学;在道家哲学中老子哲学的形上学表征为“体用相征”四个面向。但方东美的理论体系中没有明确言及工夫论哲学,即未能指向现实的实践领域,致使儒释道的同异辩证不易清晰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