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观“文”:抗战前清华国学院同学的古代文学研究

清华国学院在短短四年(1925～1929)间培养出诸多学有所成的学界中坚,形成20世纪文史研究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映照着中国现代社会学术转型的历史背景。在当时"国学"语境下,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以小学和史学为主,而清华国学院的70余位同学中,只有少数同学选择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多偏"历史",所涉时代多为宋前。上述特点,是清华国学院教育培养的偏向所致,也与当时"国学"研究多关注中国历史和传统学术的文化倾向息息相关。考察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时代思潮与同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生态及其特征,管窥现代学术在"国学"场域中的展开过程,并反思学科专业化后所带来的研究误区。     

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

20年代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并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展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者们除了以《学衡》与《史地学报》为阵地之外,以国文系师生为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创办刊物、展开演讲、编辑从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针对北大国学门,东南大学国文系也计划组织“国学研究院”,但却遭到北方学者的抨击和校内新派的挖苦,由于东大不久即发生风潮,东南大学国学院最后是否真正成立也值得怀疑。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短短历程和遭遇,集中地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     

学缘所系:20世纪初厦门大学国学院的研究设想与学术传承

在中国20世纪初的学术活动中,提倡"国学"研究与兴办"国学院",成为一时之重要内容,位于东南边陲的厦门大学也领风气之先,于1926年兴办"国学院",但由于经费及相关人事问题,厦门大学国学院创立半年就宣布结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憾事.不过,"国学院"所提倡的学术研究方法、提出的研究计划,奠定了厦门大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向,一批后来者结缘"国学院"学风,着眼地域,从民俗、地理、语言、海外交通等方面入手,开创具有厦门大学特点的文科研究传统,使"国学院"余脉悠悠,代有传承.     

国学院:期待与忧思

公元2005年,论干支为乙酉,属鸡,是年文化界风平浪静,几无大事可叙.直到5月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的<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又正式宣布人大组建国学院,方如一石投于死水,引发一阵微澜,知识人纷纷加入论战之中.关于国学院的讨论,与2004年关于读经的争论大不相同.     

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

本文对近代研究“国学”的４０ 多部专著进行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个方面予以分疏,指出所谓“国学”,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融汇中,应运而生的怪物,如钱穆言：“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笔者认为,“国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更不应以“新国学”之名重新加以提倡     

“新国学”论纲(上)

“国学”是在20世纪初年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是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 起来的。章太炎在“国学”观念的建立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在 “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了“国学”这个概念,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它仍然是以中国 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术的总称。“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 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 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都没有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中。1949年之 后,“国学”这个概念只在港台和海外华文学者之间使用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出现在祖国大陆, 但直到现在,这个概念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这就在有意与无意间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研究排斥在 “国学”之外,把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凝固起来,把理应具有更大互动性能和更大发展潜力的中国 学术体系分裂成了各不相关且相互掣肘的几个板块,由此形成的学术观念也有严重的缺陷,影响着中国学 术的正常发展。本文以自己的观点简略缕述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现有“国学”      

国学研究的百年检索和宏观思考

我国近代自1903年国学得名之后通过康梁新学、章门五王．唐文治、钱基博的无锡国专和清华国学院三个支派的传承和研究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国学原义是不同于西学东渐之前的汉学的新学：国学经典多但整体缺少新思想资源,官学文化的等级人治思想滋生特权,兵家学说泛化后毁规则、坏诚信,易经八卦多迷信少科学等负面文化因素应予剔除。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我国的传统文化要与时俱选,为遏止时下社会文化的国学乱象,宜加强墨家理念的研究,普及国学中的“小学”等儒家伦理和行为规范以重建“礼仪之邦”的道德长堤。     

国学院：期待与忧思

公元2005年,论干支为乙酉,属鸡,是年文化界风平浪静,几无大事可叙。直到5月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的《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又正式宣布人大组建国学院,方如一石投于死水,引发一阵微澜,知识人纷纷加入论战之中。关于国学院的讨论,与2004年关于读经的     

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

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其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从而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其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其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其四,康有为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

"国学"一词,源于日本江户与明治时代,指的是通过对日本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的研究与表彰,以反对长时期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与佛学。19世纪末以来,中国几代学人借用"国学"一词,对传统思想与学术重新估定重新诠释。人们或重先秦诸子之学,或重不同时代儒家之学,或重历代在野之学,或重民间通俗之学,构造了各具特色的学术体系。重视对古代文化遗产与外来文化资源作理性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有利于新文化的创造,更能使民族自觉、民族自信立足于特别坚实有力的学术文化基础之上。但是,政客们以倡导"国学"相标榜,则别有所图;一些学人假借"国学"以排外,企图重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秩序。他们在"国学"研究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回顾一百多年来"国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历程,当有助于了解今日"国学"重新活跃的背景及其未来可能的路向。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国学”原义断裂、跨语际挪移与流变性转换考察

"国学"这个语词经历了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日本返回中国的一个跨语际移植,以及从古至今的语义断裂及其流变性转换的历程,国学概念史可谓交织于历时性与共时性、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在晚清之前其义一直是指国家的教育机构及其制度。日本人使用"国学"词始于江户时代,指日本固有之传统学问。近代"国学"概念主要可分为三种用法: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以国学为传统文化的简称;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体系。新时期国学存在于全球化语境之中,在全球多元文化中进行重新定位,呈现出开放性、期待性与未来性特征,它融传承与创新于一体。     

国学的新理解——易、儒、禅、道的三句真言

拂去西学的遮蔽,拭去“封建”、“落后”的尘埃,重新发现自己国学的价值和魅力,重新定位国学的自我身份,就是重新发现中华民族自我,发现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这是自我文化觉醒的表征。国学博大精深,群儒诠释纷纭,为便于把握,兹将易、儒、禅、道各自概括为三句真言:“生生之谓易”,“保合太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明心见性”,“无为宗体本”,“顿悟成佛”;“无为而治”,“有无相生”,“道法自然”。     

拟“四十自述”：2008年的“国学功课”

从所出之书、所发之文、所开之会、所编之作四个方面集中展现个人2008年的“国学功课”，显示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对于国学在当代社会的普及与提高所起的作用，同时为“当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普通人文本”。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邀请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先生为导师,以指导专题研究并共同治院,又先后延聘李济、马衡、赵万里、丁文江、林志钧等著名学者为讲师以讲授专门学科。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共计招收七十余位学子,培养出五十余位在现当代国学研究领域取得相当成就的学者,其教育成绩堪称一时之"神话"。为了打造高端学术平台,承继老清华国学院的优良学统和辉煌历史,2009年11月,清华大学决定恢复成立国学研究院,建立起直属学校的跨学科研究机构。     

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述论

关于晚年的梁启超为什么会放弃政治活动,同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一职,学术界歧义纷陈。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不仅是晚年梁启超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清华国学院研究中绕不开的命题之一。本文的研究,从史料的实证出发,力图建立一个长时段的视野,从梁启超与清华学校之间由来以久的历史关系与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后思想上和心态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两个维度,梳理和阐释梁启超走向清华园的心路历程,并从中观察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生态的复杂性。     

论儒家文化的命运──纪念“五四”80周年

９０年代是学术的时代，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就是标志之一。但“国学”一词却颇使人费解。古代学术有汉学宋学，但并未特名之曰“国学”，因为那时中国向以“天下”自称，如果一定要仿照今人的作法，则可强名之为“天下学”。鸦片战争爆发，方知天外有大，“天下”原本只是一国。今国门已被打开缺口，“国将不国”，于是将这“国”字寄托在文化学术中，“国学”便成了学者的救国之举。这样，国学研究一开始就被局限在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内（主要又是儒家伦理文化）。国学研究除了对象的规定性外，还有对于研究对象的态度的规定，国学大师钱穆有言…     

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整理国故运动走向衰歇,"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则主张"国学"与"国故学"是两回事,只有取消"国学"才能安顿"国故学";更有人连"国故学"一起否定;又有人觉得"国学"一名可以接受.这些现象说明"国学"是当时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     

国学的大众化现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国学重新成为高频使用的词语,不仅超出学术讨论的范围,还渗透到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个一度被认为是高深、晦涩的文化,竟在市井平民中赢得一席之地,并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热潮.本文试图从国学在大众范围兴起的原因入手,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存在的弊端、揭示国学的大众化现象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