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是《大学》次序,诚意最要"——论朱子《大学章句》"诚意"章的诠释意义

朱子<大学章句>极为重视"诚意",认为它是"自修之首",并耗尽毕生精力为之作解,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一,朱子基于性善论和工夫论立场,对诚意、自欺、自慊、慎独诸概念内涵作了独特阐发.其二,朱子具有通贯视野,将诚意与自欺、自慊、慎独诸概念贯穿起来,分别视为诚意之内核、体验、工夫,共同构成"诚意"这一有机整体.进而阐发诚意与致知、正心之知行、先后、主辅、轻重关系,展现了工夫的独立性与连续性.其三,朱子本章之解在不断突破自我的修改历程中进行,朱子长期以来只是将诚意与自欺联系,直至生命最后数年才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通贯诠释.总之,朱子紧紧围绕致知与涵养这一道德工夫对诚意作出的新诠,对"诚意"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国哲学经典的诠释亦提供了有益借鉴.     

学术史视域下的《仪礼》经文文法研究

《仪礼》的经文文法与《春秋》的"属辞比事"类似,同篇则上下相照,异篇则彼此互文,叙述修辞之中自有尊卑、轻重、详略、隆杀、吉凶、决嫌之义.这是由其内容性质决定的.《仪礼》经文体现了文、事、义三者的完美结合.郑玄的《仪礼》礼义建构的路径之一就是全面建立起《仪礼》经文文法诠释系统.此一点为魏晋南北朝经学诠释所吸收.清末礼学大儒曹元弼继顾炎武、凌廷堪、章学诚、陈澧等人之后,明确提出《仪礼》"经文例"概念,为清代礼学研究做出最后推进.重新审视《仪礼》经文文法,不仅符合礼学研究的学理,而且也是对经学研究固有传统的维护和推进.     

真知格物,必成圣贤——朱子“格物”解发覆

学界对朱子学核心范畴"格物"研讨甚多,然仍有待发之覆。朱子"格物"乃成圣之学而非知识之学,它融理性、信仰、存心、实践、境界、道德、觉悟为一体,具有深刻复杂的内涵。朱子将"决定是要做圣贤"视为格物"第一义",视"至极"为格物的落脚点,主张格物非知识化学问,而是"见得亲切自然信得及"的理性信仰之学;亦非形式化学问,而是"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的实践之学。格物不仅是"观理"之方,还是"所以明此心"的存心之法;不仅是为学之始,还是"凡圣之关"的标尺。格物无需穷尽知识,"知至只是到脱然贯通处",它遵循本末、合为、理事、贯通等原则。格物作为朱子四书学的枢纽范畴,还是朱子批判佛老的利器。从圣贤之学而非认识论的角度,方能真切把握朱子格物的蕴含,这也是理解整个宋明理学的立足点。     

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

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     

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从“格物”、“诚意”到“致知”——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致良知”的提出

对于《大学》的诠释重点,王阳明从"格物"出发,经历了从"诚意"到"致知"的转移过程,它蕴涵着"致良知"提出的内在逻辑。一心求道的王阳明,早年困惑于"格物",因为朱子"格物"夹杂的知识诉求之方式达不到终极之道;龙场悟道后的阳明重视"诚意",以"意"涉"物"、训"物"为"事",将"物"明确为人的生存情境而非客观之物,对应之"理"则为德性形态的是非之理,"格物"被纯化为通过德性涵养达到心体的绝对自明而占有终极之道;宁藩之变后的阳明提出"致(良)知",则德性涵养过程中的是非标准被明确澄清,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彻底改造也得以完成。     

孔子"君子学"发微

孔子是"君子之师",孔子之学是"君子之学".回归"君子"的原初含义,强调"位"与"德"的结合,从培养合格管理者的角度,揭示孔子"君子学"的真实意蕴;进而探讨君子之"德",把君子的道德修养作为其从事管理活动的必要前提;并立足于君子之"政",从仁义礼智信"五常德"的角度,展开儒家的"德政"思想.孔子的"君子学"对于任何时代社会管理"精英阶层"的培养、使用和管理,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邹守益的慎独说建构

邹守益通过安顿自身生命困惑与挽救时代危机建构慎独说。他早期接受朱子学思维,困惑于朱子解《大学》格物与《中庸》慎独异问题,后得到王阳明指点才知两者可以合一,从而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与王阳明以《大学》格物统摄《中庸》慎独不同,邹守益以《中庸》慎独统摄《大学》格物,这主要因为王阳明处理朱子向外穷理的弊端,邹守益处理王阳明向内格心的弊端。当时学者致良知出现落入有或无的弊端,对此邹守益重新诠释《中庸》慎独说,主张学者须在日用常行中达到独知,挽救了学者致良知危机。邹守益建构慎独说,具有保守作风,影响了江右王门后来的发展。     

美学视域下的凌廷堪礼学思想探微

有清一代,礼学和礼教备受重视,几可比拟西周。清中叶徽儒凌廷堪有丰富的礼学思想,其礼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美学特质和丰富的美学意蕴,可从三个方面呈现这一点:第一,凌廷堪礼学思想的核心是“以礼代理”,这是明末清初以来的“礼教主义”思潮的延续,礼教主义注重道德教化的感知性、情感性、切身性,强调礼教的象征性,这可从宏观上呈现凌廷堪礼学思想的美学特质;第二,立足于礼的感性呈现、礼的情性基础、礼的象征意义、礼的教化(美育)目标这几个基点,从美学方法论层面,重新结构其礼学命题,进而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呈现其礼学思想的美学意蕴;第三,通过与同时代的“宋学派”的代表人物方东树的礼学思想进行对比,进一步彰显其礼教思想中注重美学的奠基性的特质。     

“德”“位”分合——孔孟复礼与华夏德性政制之奠定

华夏古典政制是德性政制,即道德与政制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主要体现在周礼体系中。但到春秋时期,"位""德"分离,"德"失去了自身的根据,于是必须为"德"另寻根据。孔子将周礼之义概括为"敬",以敬区分礼仪与礼义,并在礼上加"仁",以"爱人"为"仁"。孔子既以仁德基于内在心性,于是相对于"位""德"合一来说,孔子的"位""德"仍然是分离的。孟子于礼下加让,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孟子区分了现实世界中实有之位与依据每一人之德行所应有之位,前者孟子称之为"人爵",后者称之为"天爵"。理想的秩序是"人爵"应以"天爵"为依据。由此,孟子重新恢复了"位""德"合一,只是将原来的以"位"定"德"颠倒为以"德"定"位",从而将王朝政典建基于人心。孟子由此推导出新型的"德""位"合一的政治原则——仁政。汉代察举制即是本于孟子之学以"德"定"位"的政治制度,由此奠定了华夏二千年德性政制的基本格局。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修身之道与治国之道的统一——古代行政管理经验的总结之作:《大学衍义》与《大学衍义补》

儒家学说以为,如何造就完美人格,对于社会的领袖人物与精英人物至关重要。《大学》一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但这至多只是提供了一种道德原则和实用知识的理论"间架"(朱熹语),如何"填补"和充实这一理论"间架",则是留给后世儒者的任务。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两部书集古代政府行政管理经验之大成,被当时及后世称为"帝王之学",是帝王以及各级官员的必读书。     

论《老子》中自然的意蕴

《老子》中的自然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主要体现在:自然在其历史的起点上是名词性概念,是对人类早期文明所形成的无为的生活状态的描绘,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道",成为万物的本源以及万物按照无为的原则生存与运行的规律。如果把"道"作为真理的话,自然则是指引"道"生成、运行、发展的绝对真理。作为绝对真理的自然在其外化和现"象"的过程中又变成了一个动词性概念。其含义是:在伦理阶段,自然保持着道的素朴的真理本性;在教化阶段,自然之"道"异化为"德"与"无德";在道德阶段,自然之道回复其至善的本性,最终达到"道"德"与自然的和谐。     

破解千古"桃花源"之谜——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即湖南的古梅山峒区

<桃花源记>并非纯虚构之作,它是以湖南古梅山峒及其傩坛"桃源洞"为原型,由陶渊明曾祖父陶侃任武冈令时的见闻及结合当时的一些笔记小说素材,所创作的一篇寄托了陶渊明对东晋黑暗社会现实不满的文学作品.<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桃花源"并非指一个具体的自然村落,而是指整个古梅山峒区.     

道教“无为”管理思想的运用——以宋元时期为例

道教"无为"管理思想在具体运用时,往往走向无所作为或者激进有为,而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以宋元时期的宋徽宗、王安石、丘处机为例,分析不同的管理模式,归纳出以"无为"之心行"有为"之事的观点,它不但切合"无为"思想的本意,也符合"无不为"的基本行事原则.     

论量词“束”和“捆”的语义性质

量词"束"和"捆"在过程性上存在着差异.从起点看,"束"用于较细的长条物,"捆"用于较粗的长奈物;从途径看,"束"为束缚而成,"捆"为捆绑而成;从终点看,"束"的集合体为细长状,"捆"的集合体为粗大状."束"和"捆"的差异虽然在本质上是共时的,但也和语言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     

快乐的儒家精神--废名《菱荡》中的意象新解

“菱荡”和“聋子”是《菱荡》的两个关键性意象,“菱荡”代表着世俗、实用,“聋子”代表着“封闭”、快乐,二者共同体现着废名的追求和乐的精神世界。《菱荡》并非一般田园牧歌,作者的用意在自我修为,这与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一脉相承。     

“和”为性情之德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和”为性情之德的形上学批判

"和"是王船山和合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宇宙万物"和"的实现,其形上学基础为"太和","太和"之气乃是构成宇宙之质料因;"天命"乃是宇宙万物之和的动力因。天人相绍,为宇宙万物得以"和"创造了条件。人在宇宙中的主宰地位,决定了人能"继天立极","继"使人之性情之德得以完成。     

朱熹德性之学的“和谐”指向

伦理思想研究中常从"品质"维度来诠释德性的价值,朱熹德性之学超越传统德性"品质"论,把德性价值指向为"和谐".在德性生发上,朱熹认为"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德性表征为预定的"和谐"性;在德性内容上,朱熹以"生意"释"仁"德,德性内容具有和谐本质;在德性成就上,朱熹认为通过"理一分殊"和"格物穷理"可以达致"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和谐境界;在德性的践行上,朱熹以"明德者,……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指出"仁"德施及万物才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谐秩序才能建立,凸显了德性实践品性的和谐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