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创造主名称在汉译《圣经》中的符号嬗变

基督宗教源自对一位人格化和超越一切的造物主的信仰。在基督宗教于汉语世界的传布以及《圣经》的汉译历程中,该造物主名号的汉语符号再现经历了一系列本土化嬗变。透过这一系列嬗变,我们可以认识到,基督宗教信仰符号的汉语化所体现的不仅是符号与翻译的问题,更是宗教与社会权力问题。     

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它的完成者是 19世纪初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出现 ,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的新教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     

经典翻译研究与跨文化交流——兼评任东升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圣经》是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之一,作为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分支的圣经汉译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任东升的专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体现出强烈的跨文化意识,该书把圣经汉译活动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进行跨学科、多方位、多角度的学术透视,自成系统,多有洞见,具有相当的原创性和一定的权威性。本文认为翻译的长远目标在于差异被理解,而不是要消灭差异;经典翻译者和研究者不仅需要渊博的知识,而且要有强烈的跨文化意识,在文化互动中寻找契合点。     

从圣经《旧约》诗集的三个汉译本看翻译标准

翻译中很多标准都对译本提出了"忠实"的要求。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忠实"标准在内容、语言和文体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的详细界说,与圣经翻译原则有内在的契合。圣经文学的经典地位要求圣经翻译也必须再现其文学价值。对圣经《旧约》诗集三个汉译本的文体对比分析发现,与其它两个译本相比,《和合本》内容忠实,语言通顺畅达,文辞古雅优美,基本上达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标准的较高要求,具有独立的翻译文学价值。     

文学革命时期的汉译圣经接受——以胡适、陈独秀为中心

官话圣经诞生的时间远远早于“五四”文学革命，却没有对后者产生重大影响。胡适、陈独秀等人有限地对圣经加以肯定，并未把这些译本当作推广新文体的手段。官话圣经的传播缺少来自知识界的推动，又受到了非基督教运动这样的历史事件影响。     

文化差异与英文圣经词汇汉译中的空缺初探

圣经词汇汉译中词汇空缺的原因主要因生活经验、文化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宗教信仰的不同所致。可以音译法、移植法、意译法、创新译法来解决圣经词汇在指称意义与语用意义的空缺时的翻译问题。     

关于英语中《圣经》词汇的泛化及其汉译

英语《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不少关于人物、地点、事物的名称泛化产生了普通用法和意义,从而大大丰富了英语的表现力。对于英语中这些有关《圣经》的词汇的真正理解和适当的翻译必须基于对《圣经》文化的熟悉和了解。本文归纳了《圣经》词汇泛化的表现并讨论了其汉译的方法。     

文化差异与英文圣经词汇汉译中的空缺初探

圣经词汇汉译中词汇空缺的原因主要因生活经验、文化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宗教信仰的不同所致。可以音译法、移植法、意译法、创新译法来解决圣经词汇在指称意义与语用意义的空缺时的翻译问题。     

关于圣经中人名汉译的一点思考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在西方社会有着其它文艺作品所无法比拟的重要地位。圣经中的人名汉译淡化性别,译法独特,在翻译实践中需要将其与其他的人名翻译方法区别对待,比较鉴别。     

简议进入文化网格的圣经汉译

《圣经》翻译研究是世界范围(包括中国在内)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以勒弗维尔的"网格"概念为切入点,分析文化因素对圣经汉译本特别是唐代景教本、马礼逊译本以及官话本圣经的重要作用。     

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土进程中的权威建构与《圣经》汉译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布离不开基督宗教权威在汉语世界中的建构。而基督宗教权威的建构实际上意味着来自异域的《圣经》符号资本如何与汉语进行“象征性运作”,也就是说基督宗教权威的确立是与《圣经》汉译紧密相联的。《圣经》汉译历经千余年,已然在中国文化变迁中构成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并以文化资本的形式作用于基督宗教权威的建构。     

女性主义和《圣经》翻译——解析女性主义翻译观

女性主义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阐释《圣经》,以“中性”或“两性兼顾语言”方式翻译《圣经》。文章论述了女性主义者对《圣经》翻译的几种修正方法,由此解析女性主义翻译观。     

中餐菜谱的翻译原则

在中外交流中,中华饮食文化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各国餐饮和文化的巨大差异,翻译中文菜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笔者从中餐菜名入手,结合翻译目的论,提出了中餐菜谱英语翻译中的一些问题和应遵循的求实、简洁、音译和增补等基本原则。     

中国译学的传承与创新——张柏然译学思想研究

在传承方面,张柏然最早呼吁立足本土语言文化建设“中国译学”,运用理论形态、特殊性与普遍性、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支持这一立场,结合其阐释学思考和对中国知识论断裂现状的观察,提出了传统译论“范畴的视域融合”和“体系的整合建构”的继承方法论。在创新方面,张柏然指明了传统译论的现代化转换、借鉴西方译学学派和顺应时代翻译新潮的中国译学创新路径。张柏然的译学思想引领了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准确研判了外译研究、翻译数字化和实业化研究等趋势,其“中和”和“诗性”智慧所带来的学科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值得继承和发扬。     

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主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这些相似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矛盾,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     

厘清中西译学源流，构建中国译学体系——张柏然比较译学观探析

张柏然以西方翻译理论为参照,探析中国翻译理论的民族特点。他的比较译学研究主要围绕追溯中西译学根源、梳理译学现代发展、打造中国特色译学理论三个方面展开,旨在通过辩证地吸收西方译学研究成果,实现中国翻译理论现代化,为构建普遍翻译学作出贡献。张柏然在构建中国译学的理据探索和论证中,体现出少有的开创性、前瞻性和世界性。他的比较译学理论始终把握和放眼中西译学理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强调古今参照,中西融通,不仅打造“民族特色”,更为普通翻译学贡献“中国智慧”。     

《圣经》汉译与文化资本

《圣经》作为基督宗教的原典,其翻译是伴随着该宗教在中国的传布而发展的。在有据可考的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圣经》汉译已经形成为强大的文化资本,进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共生、相融。透过《圣经》汉译文化资本化的分析,可以为《圣经》汉译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并对《圣经》汉译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法律英语的历时演变及其翻译标准

以案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其语言特征的形成有其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拉丁语、法语以及盎格鲁—萨克逊语的共同影响使法律英语成为特别风格的职业语言。虽然现代法律英语有着不断简化的发展趋势,但它仍旧是高度专业化、具有专门特征的英语文体。文章通过对法律英语历时演变的主体特征的历史解读,透视其法律语言的规约性、严谨性、专业性以及去个性化特征,这些特征使得法律英语的翻译须遵循“忠实、精确、统一、简洁”这四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