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监察专员制度研究——从法理学视角分析

人权监察专员制度.是一种非司法的权利保障机制.它是对其他的权利保护机制的一个补充性的制度.一些国家宪法中都体现出将人的自由与尊严作为最高价值的宪政精神.人权监察专员制度也许就是其宪政精神在制度上最好的体现.人权监察专员制度已经从一个抽象的宪法条文,建立起来一个活生生的制度.各国实践证明,人权监察专员制度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在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中的合理性因素

监察是治吏的利器,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激浊扬清行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尽管其实质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御用工具,但其中也蕴涵着许多启人心智的合理性因素。诸如独立监察,强化监察机构的地位和权威;重视选任,保证监察队伍的良好素质;严格管理,防止失监虚监;反监互察,制约监察权力的滥用等等,对于我国当前的监察制度和廉政制度建设仍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当代中国监察制度变迁的动力分析

纵观1949年以来中国监察体制变革的演进历程,发现系统剖析推动监察制度变革的动力是正确把握监察制度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历史制度主义主张在制度发展脉络或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制度变迁的因果链条和动力机制。依据历史制度主义这一研究范式,审视中国监察体制变革的历史进程,发现推动中国监察体制变革的动力因素多维而复杂,主要有:环境与观念变迁导向的综合性驱动;法治、高效和集中的宏观结构驱动;关键节点影响下的理性选择驱动;制度稳定与变革间的平衡性驱动;独立、合作与权威导向的利益驱动;基于"计算"和"文化"方法的行为与价值选择驱动等。     

论中国古代地方监察体制与监察权运行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地方监察体制主要有三种形式:中央授权监察体制、中央常驻监察体制和中央巡回监察体制。中央授权监察体制下,地方上监察权与行政权不分,监察权无法独立运行;中央常驻监察体制下,地方上监察权与行政权分离,但很难避免监察权地方化、行政化;中央巡回监察体制下,监察权不仅独立且不易地方化与行政化,对监察权的运行是最有利的,但是监察权滥用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古代的监察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行政监督制度,监察权的不作为、滥用是很难遏制的,美化古代监察制度而对其严重缺陷视而不见是要不得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人民监察专员制度建构分析

由于公民诉求渠道不通畅,群体上访事件经常发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妥善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完善现有公民诉求机制外,还应考虑拓展新的公民诉求途径。人民监察专员制度作为一种非司法的权利保障机制,对公民权利保护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可为公民进行利益诉求提供更多的选择平台和有效保护。西方国家已将其从一个宪法条文转变为活生生的制度,通过对西方监察专员制度的研究,可为中国构建人民监察专员制度提供许多有益经验。     

论中国古代国家监察制度的历史经验

中国古代王朝的国家监察制度 ,具有监察系统的独立性与垂直领导性 ;监察官吏的任职官小、权大、赏厚、罚重 ;监察权与检察权分离 ;监察系统内部实行互察制度 ,外部又被其他中央机构监察 ;固定监察与巡视监察相结合 ;建立谏官系统 ,实行对最高统治者的监督等若干特点。这是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封建制度的条件下的权力制衡制度。其设计的得当与运用的有效性 ,使官吏的腐败速度与皇权的滥用受到一定控制。延续二千多年的御史监察系统及其运用 ,是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重要历史经验。     

西夏监察制度探析

西夏立国之后,已备一代典章制度,就监察法制而言,在吸收和继承汉民族监察法律制度的同时,又有大量结合自身实际进行调整的内容和保留了浓厚的民族法特征,在中国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宋代监察制度弊端管见

一般认为 ,宋朝承隋唐、五代之制 ,又略为损益 ,建立有比较严密的监察制度。但如果认真剖析宋之监察体系 ,其弊端颇多 ,主要表现为 :第一 ,从机构设置上看 ,监察机构重叠 ,上下间又互不统属 ,监察职能为之分割或壅滞 ;第二 ,从监察官员的职权上看 ,受宋代职官体系中官阶与差遣分离的影响 ,出现了名为监察官而实际不司监察的情况 ,削弱了监察职能的发挥 ;第三 ,从监察官员的选任上看 ,宋循汉唐成制 ,选任一些资浅阶低的官员执行监察 ,但他们缺乏权威 ,难孚众望。下面允许我们从这几个方面陈述一下自己的管见。一首先 ,宋代中央及地方监察机构…     

论中国古代监察官员的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中,监察制度是较为健全的,其中对监察官员的管理制度尤为严格。古代监察官员的管理着重在三个方面。即强化选任标准、严格政绩考核、严惩职务犯罪。选官标准重介直、明律、有州县任职经历。考绩分为年度定期考绩和平时考察两种。职务犯罪有多种,惩处得最严厉的是失察罪、诬告罪、举非其人罪、贪赃罪等。这一系列制度值得今天研究和关注。     

汉代监察与社会运行机制述论

汉代监察体系是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运用社会思想史理论,从社会运行向度和维度两个层面论述汉代监察体系调控机制,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汉代监察制度的得失,从而为我国当代监察制度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汉代的"三独坐"与朝会监察

汉代何以形成"三独坐"机制,必须将其置于特定场合--朝会中的特定职责--监察去把握.此三者官阶品级均在中二千石的"九卿"之下,正因为他们官阶秩次并不高,却肩负朝会中重要的监察职责,故需打破常规,令他们绝席而坐,凸显其威权,以利于其监察的权威性和执法力度.尚书作为特殊权力中心之参与朝会监察,一方面是在方针政策和制度等更高层面上进行监察,而与专职监察官员有所差异;另一方面则在原有监察官员相互制约机制上形成行政中枢与专职监察官员的一种相互制约关系,形成三位一体之监察机制,从而更为有力地保证朝会在皇帝的有效监控之下按照既定礼仪和法纪进行.     

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比较研究

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制度,但这两种制度都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所以它们属于同类制度。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有许多相同点,同时也有重要的差异。监察专员制度已经得到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用,它的成功对于中国信访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唐代监察制度探析

秦代之后,监察制度不断完善。到唐代,监察制度已基本完备,不仅监察机构和职责分工更细,而且监察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和全面。唐代监察制度为此后中国历代监察制度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只能是封建专制皇权的附庸和工具。     

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起源刍议

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制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自上而下的“监察制度” ;一是自下而上的“言谏制度”。它与国家政权是相辅相成的。先秦时期 ,虽然在官职的设置上、制度的设计上和具体的实践中 ,已经有了丰富的监察和谏诤活动的史料记载 ,但正式的制度化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形成。先秦时期只是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形成的萌芽期 ,而正是以此为源泉 ,秦汉时期才能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立的监察制度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注重对监察权性质的研究

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共同实现反腐败的制度目标,由此必然产生二者共同行使监察权的问题。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可以把中国特色监察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党的执政权延伸出来的政治权力性质的监察权,这种监察权的正当性来自于党管干部原则;另一部分是需要借助于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的国家监察权,这种监察权需要纳入由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国家权力运行体系以及法律监督权的运行秩序中。基于监察权的性质和功能,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在组织领导体制上虽然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对同级人大负责,但在具体运行机制上不需要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而应向上级监察机构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结构,而是通过抓住党员干部及在国家机关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这条主线来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体系中各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人事监督权,从而构成反腐败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反腐败机制的运行效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创制的中国特色监察权不仅可以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权,而且可以进一步优化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运行效果,形成反腐败工作的新格局。     

明清监察制度之比较

明清时期监察制度在中国的监察制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监察机构一脉相承,都具有范围极广的监察权力,但在具体细节上又有所不同。明清监察体制虽然都汲取了之前朝代的经验与教训,但仍有监察范围不明确、监察职能重合和皇权过盛三大弊端。     

宋代知县、县令监察制度述论

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中,县级政权具有基石的作用,而县级政权的正常运转又离不开健全的县级监察制度。通过监察,统治者可以更好地控制县官,并得到民心。宋代统治者对县级政权建立了多渠道严密的监察制度体系,从制度上制约县级长官权力的行使。县级监察制度具有严密性、针对性和限制性等特点,它对今天的县级政权建设不无参考价值。但宋代县级监察制度也有明显的不足和教训,也值得我们今天引以为戒。     

当前国有企业效能监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效能监察是国有企业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的重要途径和有力抓手。当前国有企业效能监察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领导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不完善;工作偏重结果,疏于过程监督;成果评审不规范,激励机制不健全;流程操作不落实。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认识到位,领导到位;组织协调,形成合力;综合分析,确定内容;抓住重点,分步实施;加强检查,严格奖惩;完善制度,强化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工作实效,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国有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推动作用。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律师帮助权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组织重塑和权属调整将全面整合反腐资源,建立起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从而全面打击腐败行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但是,当下对于此次改革的文件内容仍相对原则化,很多具体制度的设计方向在相应文件中均未涵涉,尤其未对被调查对象权益保护的相关问题如律师辩护权的内容有所关切。而为保障国家监察在法治轨道下运行,避免相应公权力滥用,对于律师辩护权在改革背景下的新定位,尤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帮助权在新体系下的存焉与否、位置如何、制度设计都已成为亟待回应的问题。不论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性质与任务等宏观视角出发,还是从保障人权、推动程序正义、制约公权力等具体理念出发,新的国家监察体制的职务犯罪体系均应吸纳律师帮助权,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修正,在明确介入时间、确定权力内容、完善救济机制的基础上,将律师帮助权落到实处,最终实现改革的社会效果、政策目标和理论意义的和谐统一。     

宋代台谏合流论

一宋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文武百官的控制 ,非常重视监察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宋代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和谏院 ,简称台谏。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 ,分置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官职。谏官组织机构至宋仁宗时始从中书省、门下省独立出来 ,称“谏院”。宋代中央监察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其变化之大 ,莫过于台谏逐渐合流为一。宋以前 ,御史的弹劾和谏官的谏诤 ,区别是很大的。谏诤对象为人君 ,弹劾对象则为文武百官 ;谏诤对事 ,弹劾对人 ;弹劾具有司法性质的强制力 ,谏诤没有约束力 ,只是对皇帝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