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问责文化的构建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责任意识缺失、道德自律弱化、民主法制意识淡薄等问题普遍存在。只有从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及行为文化等方面大力构建良好的行政问责文化,才能保障行政问责制的顺利实施。     

吉林省民营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的文化反思

本文从吉林省地理文化、人文传统和社会基础的角度出发 ,反思了吉林地域文化中商品经济意识薄弱、创业观念淡漠、小富即安、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个体社会行动精神缺失等深层社会文化现象 ,并指出这是长期影响吉林省民营经济持续发展的“关节点”。     

慈善文化：慈善事业发展的原动力

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是目前我国公众的慈善意识淡漠、慈善文化缺失，因此，必须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培育慈善意识，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当今中国社会公德缺失原因分析

作为昔日的文明镜的社会公德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变色镜,其原因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弊病、时代背景局限、社会体制真空、信仰缺失、主体意识薄弱、法制观念淡漠等六个方面找到。也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公德的建设,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历史深处的透视:传统权利意识淡薄之探寻

中国传统法文化特征之一为义务观念盛行,权利意识淡漠。探究其源,当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漠视权利的义利观及压制权利意识的自然经济密切相连。近代中国虽从域外输入了西方的权利意识和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但并未对包括重视群在内的传统有太大改变。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实施行政问责制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基础。但从全国各地的实施情况看,建立真正长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仍然任重道远,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当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迫切需要解决问责意识淡薄、权责关系不清、问责程序缺失等问题。     

执政党问责文化建设探析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以提升执政能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着眼于文明建设中的政治文明建设目标,本文就执政党问责文化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明确问责文化建设存在的主体缺位、环境缺失、客体责任意识缺失、制度要素的缺失等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     

权利意识淡薄的法文化视野

权利意识是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普遍的公民权利意识会有力地推动法治化的进程。然而 ,我们面临的现实却是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缺失。究其原因 ,传统法律文化是其观念上的根源。要提高公民权利意识 ,应着力于现代法治观念的培养 ,促进我国传统法文化的现代转型。     

“灰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的冲击及其应对策略

“灰色文化”在校园内蔓延,造成了大学生价值观混乱,审美趣味滑坡,责任感缺失和政治意识淡漠。应采取推进高等学校校园先进文化建设,加强大学生社团的管理革新,普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策略来扼制“灰色文化”的蔓延,净化大学生的思想。     

新文学的人类观念与宇宙意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一个美学阐释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新文学的阶级观念,20世纪世界文化、文学发展的新格局又决定了新文学必须具备人类观念;同时,新文学在其特有的地域意识的基础上,也展示了它在继承和融会中形成的宇宙意识。在新文学的人类观念和宇宙意识的表达中,中国现代象征主义不仅以其独特的话语功能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而且也因此显现了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初见成效,但尚存在问责文化滞后、问责法律缺失等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根基,以“政府失灵”问题为研究重点,分析政府行为低效率的原因,并提出避免政府失灵的对策。在我国同样存在政府失灵、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所以公共选择理论所涉及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可以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及治道变革

运用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问责风暴盛行是当代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折射出的重要政治生态特征;问责风暴盛行的根源在于问责制法治化程度不高;同体问责薄弱、异体问责盛行为问责风暴创造了环境基础,问责法制的缺陷无法为行政问责提供制度基础,使得“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如何问”等问题冲突频频;只有促动问责权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并重点建构党内问责制,才能走出地方行政问责的当代困境。     

我国问责制的法律思考

我国关于问责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不完善,进而导致问责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通过对我国问责法律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归纳出行政机关问责制度、立法机关问责制度和司法机关问责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建构和完善问责法律制度的构想。     

村务问责:走向村务善治的责任规制机制

随着村域治理环境的变迁,传统的乡村治理理念受到了时代发展的挑战,推动村务管理向村务善治转变是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变革的内在诉求。基于"善治"理论的分析范式,村务治理的可问责性是现实村务民主治理的重要维度。在分析村务问责建制的重要实践价值的基础上,从问责主体、客体、内容和程序4个要素梳理了村务问责体系,进而以村务定责、履责、督责和追责4个环节为核心内容分析了村务问责的内在运行机制,最后揭示了从问责文化的培育、问责法规的完善、问责渠道的拓宽以及问责公开的落实等4个维度的建设和完善来保障村务问责机制的长效发展,以期通过村务问责的建制与完善来提升村务治理的民主性、有效性和持续性,从而实现村务"善治"。     

抵制学术腐败：学术期刊的责任与使命

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研究、学术出版和社会学术评价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非学术因素干扰,给正常的学术发展造成危害。学术腐败是以牺牲学术为代价的;各种形式学术评价中的腐败,是以良知的缺失与文化的损害为代价的。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不仅对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守土”和“把关”职能,而且其编辑活动“延迟选择效应”的存在也给作者的学术创作以潜在制约和影响,学术期刊应当成为一道抵制和消除学术腐败的防火墙。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反思中国化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命题的再商榷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语境下确立法律信仰的理念,必须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暗合中确立法律信仰的中国式语境,这需要明晰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力量之源和实现路径。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语境中,确立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是建立良法之治,在法律移植中实现法律的价值重建;法律信仰的力量之源并不是建立政府的权力型权威,而是建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主治＂理念;在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实现路径并不是从宗教信仰中嫁接信仰的精神动力,而是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打造人民信任的法律和政府。     

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在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视域下，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应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在实践中因为这项制度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制，而使其适用过程中产生了适用阶段标准不一、调解部门不明确、和解方式单一、赔偿标准缺乏、法律监督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     

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问题研究

党内问责制是一项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们要针对当前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和问题,通过尽快出台《党内问责条例》、树立权责对等的理念、抓准问责重点、建立科学的问责机制、理清三大关系、营造和谐的党内“问责文化”、切实推进党务公开,为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