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新保守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

20世纪 8 0— 90年代 ,科技革命掀起新的高潮 ,整个西方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经济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劳动市场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都发生了剧烈变动 ,加上 80— 90年代之交 ,苏联东欧剧变、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等都标志着资本主义进入一个划时代的、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即由福特主义资本主义时代向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时代过渡。与新时代相适应的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正是上层建筑领域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范畴内各种新变化不断适应的结果。新保守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全面渗透 ,引发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危机和劳动社会危机 ,为极右翼政治思潮的泛滥提供了经济、社会土壤 ,尤其是“9·11”事件后 ,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日趋强硬 ,整个西方社会政治钟摆不断向右倾斜     

论反智主义视阈下的孔子悲剧命运

孔子这位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创立儒家学派并且四处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终不得志,只能郁郁而终,其命运可谓充满了悲剧的色彩。在春秋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反智主义日趋盛行,孔子及其所保存和推行的旧有的政治思想不能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变革的需要。而此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反智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并且对以前的“王官之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孔子学继尧舜,道承文武,其相对保守的思想及政治主张在反智主义日趋盛行,现实功利色彩渐浓的社会现实中就无足轻重。而这一点正是其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模式”的时代演绎及其“冷战”、“后冷战”国际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先后处于世界＂冷战＂、＂后冷战＂时代。中国审时度势,锐意改革进取,既为世界冷战的终结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同时也发展壮大国力,摒弃了旧有的＂中国模式＂理论话语。中国式改革使自己摆脱了苏东剧变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由此也兴起了有关＂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尽管在＂后冷战＂时代,西方国家＂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中国模式＂论的兴起仍凸显世界融解的信息。其与中国威胁论的交错杂糅,又凸显了国际背景的复杂艰辛。有鉴于此,中国学者有关＂中国模式＂的探讨更应注重与海外的学术博弈。     

冷战后引发国际冲突的新因素及我国的应对措施

冷战后 ,国际冲突较冷战时期更为活跃和频繁 ,这些从根本上源于经济利益冲突的国际冲突具有不同以往的许多新因素 ,因此我国也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应对之     

中国政治传统中反智识主义探源

从孔夫子到毛泽东，自“焚书坑儒”至“文化 革命”，文祸、语祸何以历千余年而 不绝?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作为中国政治传统中反智识主义之渊薮的法家 ，其反智识主义成分部分导源于先秦原典儒学；先秦原典儒学中微弱的反智识主义成分，由 于获得其本身底蕴丰厚的主智论资源强有力的支援，形成互动的矛盾统一体，即“体用”关 系；加之一元论和唯智论为基础的“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 使之成为文祸、语祸等愈演愈烈的根源。     

冷战后韩国对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韩美同盟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对韩国而言,韩关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政策的基轴和重心。但是冷战后在东北亚地区新秩序的形成中,韩目也不甘平庸,逐渐摆脱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增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韩美关系的变化给中国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自由自在的生命花朵——论罗蒂后哲学文化及其效应

罗蒂把欧陆后现代思潮理论和美国实用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对新实用主义进行了阐述,对未来文化形态进行描述,提出了所谓的“后哲学文化”理论,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以解释学取代认识论、以协同性诠释客观性、以弱理性替换强理性。罗蒂提出其政治信念：民主先于哲学、政治与经济平等、西方民主政治应该拒绝追寻基础等等。后哲学文化的效应早已超出哲学范围,渗透到社会、政治、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道德神话及其悖论

意识形态作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任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一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冷战后美国以“遏制”、“削弱”苏联为目的的反共产主义战略迅速转向“全球民主化”攻势,并表现于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三种意识形态政策话语。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内涵着巨大的裂痕与冲突,即存在普世价值与全球扩张主义;“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巩固国际规范、增进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中国”与“结网--对中国有条件的套住政策”;理想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双重标准四个方面的悖论,表现出美国“人权神话”、自由女神像背后的反人权、反自由的伪善嘴脸。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