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严刑事政策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运用

从严刑事政策是从严刑事立法政策与从严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体。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严重、难以矫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和我国对待恐怖活动犯罪的态度与立法、政策倾向,需要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强对从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与运用。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在从严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增设罪名、完善罪状从而严密反恐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规范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与刑事追诉程序;在条件合适时制定统一的反恐怖法。在从严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依法司法,严格按照我国已有的反恐立法从事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作好司法解释工作;成立反恐机构,防止恐怖罪犯的交叉感染;加强反恐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累犯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立法层面走向刑事司法,并在具体的刑罚裁量中发挥其现实作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内涵在于“区别对待”,其整体从宽的刑罚倾向并不能否定其内在的从严惩罚的必要性。累犯从重处罚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法定量刑情节但同样需要呼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并在对应刑罚更为严厉性处罚的同时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的差异化内核贯彻其中,在具体的刑罚裁量中实现刑罚均衡的价值追求。     

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罚执行

刑事政策与刑罚执行具有密切联系，刑事政策指导刑罚执行，刑罚执行是刑事政策重要的实践路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有利于我们转变刑罚执行方式、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有利于纠正我国当前刑罚执行领域存在的各种弊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否定和理性反思。“严打”不仅未能有效地遏制犯罪，反而激化了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蕴含着刑罚宽和化的思想。我们应当转变观念，加强综合治理，摆脱对重刑的依赖。     

论毛泽东的刑事法学思想

毛泽东的刑事法学思想大都体现在有关刑事立法和刑事执法的路线、原则、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等宏观指导决策方面。毛泽东确立、提出、制定了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执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针和政策，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方法和刑罚制度。     

网络时代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政策与民意引导

网络时代恐怖活动犯罪呈现全球化趋势,刑事司法应对全球化恐怖活动犯罪成为应然,也是必须的选择。我国当前重刑反恐政策和民意"重刑化"倾向,弊端明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反恐合作的有效开展。刑罚裁量涉及国家对犯罪做出反应的方式是否有效和富有理性。公众舆论影响量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量刑政策也影响公众形成对社会犯罪状况、法律秩序以及公共安全的基本态度。"严打重判"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应该对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政策重新定位,并对民意加以理性引导。     

论计算机犯罪对我国刑事法之冲击

计算机犯罪作为与高科技相伴生的新型犯罪,对我国刑事法中有关计算机犯罪的罪名立法问题、犯罪主体问题、刑罚问题、刑事管辖权问题、刑事侦查工作以及刑事证据制度产生了诸多冲击。法学界应当正视面临的挑战,完善立法,以回应这些冲击。     

论酌定不起诉的程序性出罪机能——以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的关系为重点

酌定不起诉具有将刑事制度稳定性与刑事政策应变性融于一体的特性，具有包括刑法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在内的其他刑事法律制度不可替代的程序性出罪功能，是实现规模化出罪的基本刑事法律制度。大幅度提升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并使其长期稳定在合理的水准，最关键的现实方案，是从根本上解除实体规范对起诉裁量制度的不当束缚，消除违背起诉便宜原则实质精神的实体障碍。《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独立于《刑法》第37条的规定，实质意义为“根据刑事司法政策不需要判处刑罚”。“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与“定罪免刑”的公诉和裁判，所适用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实际控制标准，具有根本不同的法律属性。酌定不起诉是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的独立前置条件。轻微犯罪规模化出罪时代的刑罚替代措施，应以附加适用为原则，以不附加适用为例外，对“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应尽可能扩张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概念分析

作为概念,“宽严相济”有一个从统治方略到刑事政策的转变过程,而当下所说的"宽严相济"指的是一项刑事政策,它有着特定的权力结构背景和理论知识语境。作为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特别是在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刑事政策运行方式、保持刑罚适正性等方面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严打”的科学定位

“严打”是一种指导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在贯彻“严打”政策时,要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在发挥刑事政策有利于打击犯罪积极作用的同时,约束“严打”破坏法制的冲动;处理好“严打”政策与刑罚轻缓化政策辩证统一的关系,用“严打”的本质要求消除“严打”一极化的发展弊病;处理好贯彻“严打”政策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努力提高执法者的宪法意识、程序意识和用和谐社会理念指导司法工作的意识。     

刑罚政策合理性之研究

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判断一切事物的基本依据。作为国家刑罚权的运用策略,刑罚政策的合理性既包括实质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也包括形式合理性。刑罚政策的实质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刑罚观念的转变与刑罚制度的改革;其形式合理性则表现在刑罚政策过程即刑罚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估的科学性。     

刑事司法中环境修复责任的多元化适用

在刑事司法中适用环境修复责任契合“运用司法手段修复生态环境”的政策导向,具有“惩罚犯罪和修复损害”的双重责任功能,顺应“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功能融合”的发展趋势,是符合法律责任规律的制度安排。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环境修复责任得到多元化适用,但也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困境,存在“责任性质认知困惑、责任方式适用混乱、超越司法职权边界、滋生裁量失控风险”等问题。就适用方式而言,提倡将环境修复作为量刑情节、非刑罚处罚措施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方式予以适用,并通过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等司法制度,为环境修复责任提供多元适用途径。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含义可以从“宽”、“严”和“济”三个方面来理解：“宽”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处罚更轻;“严”是指对严重犯罪更长期地、更多地适用监禁刑;“济”是指以严济宽、以宽济严。其产生的依据包含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现实依据和科学认识犯罪必然性以及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理论依据两个方面。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实体、程序以及刑事执行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我国刑事制裁体系结构反思与调整

刑事制裁体系结构是刑事制裁发挥功能的制度基础。我国整体偏重的刑事制裁体系结构存在方法相对单一、刑罚单极化结构较为封闭等问题,这与目前轻罪、法定犯、危险犯增多的犯罪化趋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实务中轻罪案件比例上升的趋势不相适应。刑事制裁体系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可从刑事制裁范围的合理圈定、刑事制裁体系的轻缓化和非监禁化、建立保安处分制度、优化非刑罚处罚方法等措施入手,建立“横向多轨,突出两极”的更具开放性的刑事制裁体系结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面临的问题之思考

宽严相济是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但是在贯彻这项刑事政策的过程中，还面临著很多问题。重刑主义的司法理念阻碍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行；贯彻宽严相济政策与实现刑罚预防功能之间存在“两难”境地：立法不明确，缺乏统一的“宽”“严”标准，宽严相济操作困难；非监禁刑执行体制不完备，宽严相济难落实。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修改法律、制定量刑基准、加强教育、侧重预防和完善非监禁刑执行机削是必要的。     

和谐社会轻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重视轻罪的妥善处置,树立宽严相济、宽缓为主的理念以及惩罚与矫正相结合、重在矫正的理念。我国现行轻罪刑事政策存在一些明显不和谐的因素,包括劳动教养制度以行政处罚之名行刑罚之实;过于倚重监禁刑,社区矫正刑太少;自由刑的执行重惩罚和隔离,轻教育改造。应当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予以完善：从立法上实行重罪和轻罪的分类;从根本上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制定保安处分性质的《违法行为矫正法》;立法上完善社区刑罚的设置,司法上和刑罚执行上提高社区刑罚的适用率;建立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构建特别立功制度之设想——破解有组织犯罪泛滥之难

要破解有组织犯罪泛滥之难,必须将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绳之以法。然而,由于有组织犯罪的隐蔽性、犯罪方式的复杂性,加之内部血腥的惩戒制度,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领导者、组织者的罪行难以查证。因此,有必要引入特别立功制度,通过减免刑罚的措施,换取有组织犯罪内部罪行较轻者提供证据,证明幕后主导者的罪行。构建这种制度是应对有组织犯罪泛滥的现实需要,是回应国际公约的应有之义,是规范司法活动的自然结果。特别立功不会伤及正义、不会危及预防,其风险可控。     

刑事政策与管制刑改革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影响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我国形成了内涵特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倡导非监禁刑的刑罚轻缓化的时代背景看,这种刑事政策给有着社会化、家庭化、人道化等特点的管制刑营造了难得的改革契机。在下一步的修改完善中,不但需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来设置管制刑,而且还应当在非监禁刑改革中依法适当扩大适用管制刑。     

论金融犯罪的刑罚设置--金融犯罪立法研究(二)

根据以预防犯罪为目的的理性刑罚观，金融犯罪的刑罚设置理念应当是“依罪设刑”。我国现行金融刑事立法规定的刑罚体系基本适应预防金融犯罪的需要，但还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个人金融犯罪的资格刑不完善，对金融犯罪单位的罚金刑规定不完善，对金融犯罪单位的处罚单一。针对问题，文章提出了“对金融犯罪个人完善资格刑”、对单位金融犯罪“完善罚金刑”和“增加解散单位的刑罚方法”的改进意见。     

论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刑事政策之贯彻与完善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是适用“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前提和基础;特殊法律规定是贯彻“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法律保障.但我国“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内容并不明确;“两少一宽”刑事政策还没有上升到立法或司法解释的高度;民族地区司法人员理论水平较低,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理解不够.有些司法人员缺乏法治观念,重刑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各地司法机关适用“两少一宽”刑事政策标准不一.为此,应增强少数民族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加强对刑事政策理论的研究,推进民族刑事政策领域的创新;加强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宣传工作;使民族刑事政策法律化,进一步明确其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