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的缺位与行政再造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出现新一轮村治主体缺位困境,表现为“无人治村”和“治村无方”的难题,潜藏着多层面的治理危机。在村庄内生乏力的情况下,行政供给思路具有可行性,但要解决村治主体与村庄社会对接的问题。洋县的选派干部制度在行政选拔和行政输入之间插入村主职干部助理环节,通过松紧有度的筛选机制、通才导向的培养机制、因能而异的流动机制建立了以组织培养为前提的村治主体再造办法。村庄社会结构的弱化和裂化、群众路线中的规则嵌入、扩大的熟人社会与关系嵌入三者共同保证了选派干部与村庄社会的有效对接。通过调动村庄内生资源、优化干群关系、改变治理方式、转换治理目标,选派干部在实现治理有效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制度的后续运行需要保证村主职干部助理的锻炼学习力度、提高产业发展的规划研判力度、强化县乡政府的统筹协调力度。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现状、挑战与对策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利用国家统计局“个体还原”数据,使用经地区购买力平价指数调整的中等收入标准,测度发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整体存在“数量增加、质量较低、空间分布不均”的特征,即2002-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比重明显提升,但是中等收入群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大部分聚集在中等收入门槛下限,内部收入差距较大,向下滑落风险较高,且中等收入群体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十四五”期间,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面临经济增速下滑、人口结构调整、技术加速迭代、抗风险能力下降等挑战,建议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区域协调战略和“扩中提质”策略、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重点施策,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和质量。     

村庄社会中的边缘阶层:生成、嬗变与影响

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经历变迁,各阶层组成部分以及所占比重相应发生了变化,农村边缘阶层为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下层位置的群体,对于解析社会结构性质与现实社会问题至关重要。传统时期农村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道德与伦理为标准,边缘阶层为在家庭与社区层面未能达到公共道德规范要求的群体,他们对主流规范有着一定的认同以及存有为共同体再接纳的空间,因此对社会秩序稳定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在经济社会快速分化的转型期,村庄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经济收入与财富多寡为标准,“新边缘阶层”主要为缺乏市场能力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少的低收入阶层,他们之所以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底层在于既无法将仪式事务办得体面又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中被动的向内收缩。“新边缘阶层”日益被主流结构强制甩出,从而积攒起负向情绪,增加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冲击的风险。为防止社会结构愈益紧张,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村庄失活与乡村振兴挑战

将村庄视作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整体，拥有“活力”意味着村庄拥有生机和内生动力，“失活”即村庄失去活力的过程及由此产生的状态。本文基于5省10村的调研发现，当前一部分村庄正呈现出活力不足或“失活”样态，由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乡村社会整体性变迁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村庄“失活”将使全方位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多重挑战。研究认为，应基于村庄失活的多重表征，把握老龄化村庄所拥有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愿景，以及老年群体所面临的生产生活难题，由此探索适应性的乡村振兴路径。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村庄精英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华中地区L村为例

村庄精英是一群内生于农村社区共同体内的不同资本拥有者,他们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个人能力和条件为支撑,以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空间为表演舞台,在村庄权力互动结构中居于承上(国家)启下(村民)的中介地位,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结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村庄精英在农村的权力结构功能的发挥.通过实地考察湖南省岳阳市L村中的村庄精英在丧礼仪式中的具体运作和所开展的工作,来探讨他们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及功能,以便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     

中国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特征及提升路径

中国要稳定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其消费潜力,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优化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的现实需要;中等收入群体虽处于中等收入行列,但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受到不利冲击后容易“掉档”,从而变为低收入群体,即“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研究发现：在各类标准下,中国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平均接近1/2;从空间层面看,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多分布于西部、中南地区;从经济层面看,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的显著特征是低财产收入、低转移收入和高经营收入、高医疗保健支出;同时,指出偏低的文化水平、过重的儿童抚养负担和医疗费用是诱发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应正确处理“稳中”与“扩中”的关系,围绕精准识别、分类施策等措施,以城市落户、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为重点,逐步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性。     

从“核心-边缘”到空间正义：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的减贫工作重心已经从脱贫攻坚转向共同富裕。聚焦乡村旅游情境,基于“核心-边缘”与空间正义理论,以江西婺源李坑村为案例,剖析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的空间非正义表征与机理,揭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模式与路径。研究发现：生产要素回流、人民主体性回归、空间秩序再建构、物质与精神双重发展是乡村旅游与共同富裕价值互嵌的底层逻辑。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问题源于地理、产业、资源、决策等多维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非均衡空间结构引发边缘群体的多元化涌现。治理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化多维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从空间结构、主体关系、治理体系三个层面构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模式,保障边缘群体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与权益的平等共享,最终实现乡村旅游地空间的区域正义、阶层正义、资源正义与权力正义。     

苏南乡村精英迁居城市的原因及其对原居村庄的影响

乡村社会中精英群体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对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已有的很多研究都是把乡村精英固定在乡村社会当中进行研究,而忽视了精英的流动现象。本研究即是以苏南地区普遍出现的乡村精英迁居城市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导致乡村精英离村进城的原因和由此带来的对他们原居村庄的各方面的影响,以期加深我们对于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丰富乡村社会精英研究的内容。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动员型组织的日常化:农村老年人协会的运作逻辑与演变路径——基于湖北W村老年人协会的个案研究

如何满足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将构成中国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由外部资源促进内部发展”是老年人协会建立与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乡村社会复杂多元的制度环境,老年人协会依靠村庄动员形成了制度化的动员型组织结构,表现为结构增生、功能外溢和规则妥协。制度化成本和组织内在张力导致老年人协会逐步走向日常化。日常化意味着老年人协会真正融入村庄的社会网络和文化传统,成为村庄秩序和文化传统的守护者和担纲者。国家在扶持和推广农村老年人协会时,需要从文化建设和乡村建设的战略着眼,鼓励和尊重老年人协会自发探索的积极性,形成“低成本、高福利”的老年人协会建设模式。     

农村集体地权界定的治理逻辑及其路径分化——基于珠三角地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比较案例研究

农村集体地权的界定和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尝试在“产权的社会视角”基础上做进一步拓展,以阐明当代中国农村集体地权界定实践的理论逻辑。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两个相邻制造业重镇推行村级工业园改造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基层村庄主导的多元化产权形式”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单一化产权形式”两种地权界定结果差异的比较案例分析,本文认为,首先,地方政府与基层村庄围绕集体土地产权界定的博弈结果受到国家治理结构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地方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下,集体地权的界定结果取决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并通过呼吁机制发挥作用。其次,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正式制度的调整形塑村庄治理结构,由此强化或削弱基层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最终对集体地权界定结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东部发达地区应该更加尊重村集体和村民的土地权益,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合作开展土地开发的新机制。     

资源下乡、私人关系与村庄秩序——以T村绿化工程承包权竞争为例

从村庄内部的视角,以T村村民与村支书竞争村庄绿化工程的承包权为案例,通过对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的“自己人/外人”区隔,考察当前“项目制”资源下乡背景下,乡村精英在公共项目竞标中的行动逻辑及其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对乡村干部缺乏有效的权力约束,当前农村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呈现出“私人关系化”的明显倾向;公共资源的事务竞争常常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人事斗争,最终往往为打败对方双方都采取了非理性的争夺手段;这种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行为逻辑引发了一系列矛盾纠纷,导致村庄一步步走向失序。构建合理而有效的基层权力约束及其公共资源分配机制,是村庄承接下乡资源并且避免意外社会后果的基础条件。     

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秦甘滇三村的案例分析

村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与“领路人”,在基层村庄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以秦、甘、滇三个典型村的实际案例为对象,将村干部角色凝练为应然理想角色、资源汲取角色与宗族势力角色三种类型,并分析村干部角色对村政双向联动、政府资源驱使与宗族权威依赖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当村干部扮演应然理想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村政双向联动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高效;当村干部扮演资源汲取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政府资源驱使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低效;当村干部扮演宗族势力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宗族权威依赖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无效。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应然理想角色功能,在利用好村庄内生性社会资源的同时重塑干群关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小微权力的监察机制,在推进村政双向联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最终目标。     

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探析

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促进中国社会结构走向合理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步骤。分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现状,论述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并提出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合理对策。     

基层治理中的利益网络化运作

内容：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因要素市场化与利益集聚不断冲击着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基层治理中呈现的“内卷化”与合法性危机成为主要问题。然而农村社区治理主体所产生的变异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治理矛盾和冲突,其原因在于“富人治村”或者说灰色力量的渗透是有其村庄治理的运作策略,他们的行动策略也会构建一定的治理结构。富人和灰色力量通过利益网络化的策略进入村庄治理结构,在获得村庄治理主体位置的时候又反过来通过利益网络支配村庄治理格局。利益网络化运作是一种双向流动的过程,既是富人得以维持其地位的支撑结构,同时也是他们得以支配村庄的工具。     

声望资本：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的一个解释视角

对皖北Y村的调查显示,获得声望资本是村庄能人“当村干部”的内生动力。声望是稀缺的象征符号资源,对声望的追求源于人们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理需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样态,声望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并扩展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的影响力。运用“文化网络-公共身份-声望资本”分析框架,阐释村集体经济“空白村”和人口严重流失的“空心村”,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这一问题。结果表明,文化网络为声望资本的生产、累积和展示提供了载体平台,村庄能人深受乡村文化网络的影响,具有维持村落社会声望的内在需要。公共身份是声望资本生成的重要机制,担任村干部,便获得了由国家和村民双重承认的“公共身份证”,可为村庄能人扩展声望资本提供“位置资源”,有利于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扩大影响力,提升社会地位。声望追求能够强化村干部的公共属性,为乡村发展与治理提供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