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蒙对非营利组织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萨拉蒙的思想如社会起源说、政府工具理论与新治理思想对当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国内学界对萨拉蒙思想的研究还处于简要介绍层面上。一方面,由于对其思想的片面引用,产生了翻译性错误。另一方面,研究还忽略了其思想从“社会起源说”到“志愿失灵”再到“新治理”的发展轨迹。基于此,有必要从理论层面系统地透视萨拉蒙的公民社会思想,从中发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特征与趋势。并在实践层面上,阐释萨拉蒙的理论对中国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启示,从而为建构中国的公共治理模式提出建议。     

习惯理论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对卢梭习惯理论的发现、引申与反思

现代立法者与守法者之间、公民与个体之间,以及自由与权威之间常常处于二律背反的紧张关系,通过对卢梭的习惯理论的发现、引申与反思,其自主性自由价值内化的习惯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主动的个体精神,它向建构性社会规则(习俗)转化,并与活跃的、动态的公意形成辩证的关系,这构成了社会治理及其法治化雏形的理论基础。只不过卢梭过于注重习惯的道德性、乡土性,忽视了习惯的事实性、非地域性。尽管存在这些理论局限性,其新型习惯理论在当时仍然具有独特性与二元合一的超前性。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凸显及所引发的严重后果,预示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需要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其更适用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仅诠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祉,而且与社会风险理论的有着内在联系和价值的耦合。社会质量框架将社会风险的各种碎片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呈现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四类社会风险,挖掘了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空间,使社会质量视角中风险治理就有了独特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而且凸显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及关系的调整,从而构建了广泛意义上的风险治理,也正是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谋求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平衡。     

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创新及其意义

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必然前提,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起步。党的十八大以来,综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分析各种矛盾的根源,处理好国家、社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需要从理论上下功夫,而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主体更加广泛、客体更加充盈、目的突显协调的治理理论,为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过渡,形成普遍接受的治理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从治理理论看我国行政决策机制

治理理论作为现代政府行政管理的一种新兴理论,其理论所包含的“回应性”、“互动”、“公开性”、“透明度”、“法治”、“公正”、“有效”等主张对我国行政决策机制的完善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具体措施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行政决策理念、加强政府与公民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建立沟通顺畅的网络系统等。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新时代乡村治理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以实践为起点,科学揭示了社会是一个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各社会要素有机统一的活机体,具有实践性、整体性、人本性、动态性的特征.这一理论与乡村治理现实条件的动态变化、“三治结合”的系统化善治之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高度契合.乡村治理实践中,需要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指导,强化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效协同,促进乡镇政府、村两委、乡村社会力量和村民治理合力的形成,注重传统治理手段与现代化治理手段的动态对接,推动治理结构系统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多样化的实现.     

治理态理论视域下的风险社会治理#br# #br#

风险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基础理论上加以把握。可借鉴福柯治理态理论，分析基于现代性的风险社会特征，以新的角度对国家治理作宏观与动态理解，从而寻求达成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性理论。治理态理论主张现代国家治理是基于国家理性且根本目标在于规避不确定性的专业化管理领域，而作为“第二现代性”典型体现的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特征是其系统性、不确定性以及实践与知识的专门化。因此，治理态理论为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理论提供了根本性概念架构。同时我们特别需要警惕，制度僵化和过度治理由于制度、文化及技术原因正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潜在陷阱。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以“马郢计划”为例

志愿服务组织属于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志愿者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人力资源。志愿服务参与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形式。安徽省长丰县马郢社区提供了政府引入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成功案例,其成功经验可以从社会质量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本文从社会质量理论的4个条件性因素维度,对“马郢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探索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制度路径、理念路径、治理路径和技术路径。     

治理理论主要思想综述

治理理论是影响当今世界各国治道变革的主流理论,其逻辑体系包括“经济人”假设、公民参与、自组织治理、强势民主、顾客导向、市场化政府等。自组织治理是治理逻辑体系的内核,其主要特征是交换与合作、支持与制衡、互惠与信任。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黑车”治理方式探析

在政府以“堵”为首要原则治理“黑车”、“黑车”司机倾向于结成利益集团、对“黑车”司机缺乏制度保障等条件作用下,“黑车”司机难以享受国家关于保障民生的好处,政府和“黑车”司机之间社会资本不足,导致“黑车”治理更加困难。重视黑车司机本身能动性、培育能够促进政府和“黑车”司机间良性互动的中间社会团体、完善相关制度保障机制等方式是提高政府与“黑车”司机之间社会资本存量、解决“黑车”难题的根本办法。     

治理理论及其评价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治理理论已经被大量介绍到我国,一时间政府治理、城市治理等概念也纷纷出现。本文考察了治理理论的渊源之后认为,其不外乎是西方民主社会的民主理论与公民社会理论的翻版,其以发达的公民社会、完善的民主制度以及健全的法治为基础而产生的多中心管理理论,并不适合我国的现状以及文化、制度等基础。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批判与构建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实质以及克服该分离的途径,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帮其提高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     

“首届社会工程理论与方法研讨会”综述

“社会工程”是一个新的学术研究的概念和范式。2006年4月初,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发起的在西安举行的我国“首届社会工程理论与方法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对“社会工程”的概念,研究的对象、方向与路径,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性和其它发达国家研究的模式特点等方面从不同的学科专业角度进行了研究探讨,并认为,提出这一新概念并推进其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导致我国教育理念和模式的战略性转变,对合理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意义重大。     

关于"社会政治"的一般理论

“社会政治”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政治社会”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 ,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观 ;而“社会政治”思想始见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后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 ,指的是无阶级社会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社会政治”理论与 1 9世纪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 ,其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提出和研究 ,对诠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探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风险是现代理性极度扩张的产物，可以看作是人类迈向风险社会历程中现代性极度膨胀的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类对自身风险认知的缺失或严重不足。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亟须面对的新常态，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整体性、平等性、自反性等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协同共治。传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三层结构”仅仅聚焦于国家内部，割裂了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配合，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要克服“有组织的不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应向“三角结构”转变，逐步改变“政府预防”的传统模式，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社区）“协同预防”的三种治理能力联动发力的新型治理模式。     

厘清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四个理论关联问题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政治判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厘清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原有社会主要矛盾、“主体需求满足”与“社会客体供给”以及发展不平衡与发展不充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正确把握它们之间的理论关联是深入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内涵以及在实践中更好地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前提。     

“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政治社会学解析——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过渡型社区”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区形态,由于其特定的过渡性、不稳定性造成了治理难题.解决这类社区的治理难题的基础在于打破城乡二元分立的思维定势,对社区政治社会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保证治理方案的创新和绩效.社会资本是与社区治理紧密相连的理论工具,传统社会资本的崩解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乏是“过渡型社区”的政治社会基本特征.重塑社会资本是实现“过渡型社区”的良善治理的有效方案,但却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政府与社会、中国适用性等方面的关系.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的视角,重点分析“过渡型社区”治理难题背后的政治社会根源,以求获得学界和社区管理者对“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重视.     

我国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

马拉松赛事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消费品，其供给过程归属城市特殊事件，其供给质量辐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领域公共治理镜像。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是多维利益博弈、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马拉松赛事供给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其供给质量受“个域”共同体限制，存在外在合乎规定性质量评定问题、放射式质量治理权力问题以及反应式逆向质量决策问题等。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应推进治理的公共善意，实现供给质量治理的“公共理性”，达成供给质量善治的“公共的善”；同时，应构建共担共治共享共赢机制，建立治理共同体，明晰治理关系，调控治理全过程，以助推马拉松赛事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共赢。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社会稳定器”理论辨析——1990年代以来中国中产阶级研究批评

中产阶级被称为“政治后卫,消费前卫”,其“社会稳定器”、“社会缓冲阀”的功能较为重要。关于“社会稳定器”的讨论出现于1990年代,经过了稳定器功能的辨析和重新认识,稳定器理论渐趋明确。稳定器理论扮演了威权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复杂的妥协关系,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多元化现实,由此衍生的文化转向正在协同稳定器理论构建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研究的定位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有密切关系：经过了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制度交易,实现以财产为基础的再分配体制。稳定器的热点讨论过去之后,中产阶级的概念、特征、功能、问题与对策等中产阶级语言系统也逐渐定型。“稳定器”理论所经历的“意识形态化”过程有可能是对已有的符号和价值重新编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稳定器理论起到的捍卫社会秩序现状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它的社会批判作用,是一种主观选择。从合法性危机的角度来看,“社会稳定器”理论显然还无法胜任中产阶级理论领域亟待解决的阶级结构位置、阶级属性和阶级认同等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