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和阶层归属的双重变奏

教育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机制,在人们社会阶层地位的获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改变着人们的阶层归属。同时,由于阶层归属不同导致各阶层在受教育起点、受教育机会、受教育过程以及享用教育资源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进而出现了教育阶层化的倾向,这需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扩大中间阶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中间阶层实质上是一个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等各方面介于上层精英阶层和下层大众阶层之间的、具有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阶层和群体的集合.扩大中间阶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通过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鼓励创业,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等方式壮大我国的中间阶层对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作用.     

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构成特征研究

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出现的类似于一般工业化社会中的“新中间阶层”尚处于发育期．其构成特征表现为:一定的异质性;2种不同性质的利益指向;“官本位”的价值评价及权力排斥．从其社会流动特征看,内部的中、下层有可能与下层结盟;而三大主干群体——经理、专业技术人员及私营企业主阶层,则有可能会与上层缔结友好关系．     

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

农民工从其社会属性看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具有阶层流动性强、职业低质性、让会网络复制性、生活方式疏隔化等阶层特性。其社会地位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是城市社会中的“佣人”阶层、“沉默”阶层、“无根”阶层和“边缘”阶层。阻碍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问题源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障碍,因此,制度的改革、创新便成为新的问题提了出来,而市场与政府是冲击这种陈旧制度与政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     

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关系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利益、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利用2003年度GSS调 查数据,对中国城镇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阶层间关系的分析表明,在资源与机会、社会交往、社会评价、阶层认同 和职业流动上,阶层间的分化日益明显。一个和谐的社会并非一个不存在社会阶层,不存在阶层间不平等、阶 层间冲突或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控制阶层矛盾和冲突的社会。     

分配与获取：阶层地位变迁过程与逻辑

阶层地位的本质是一种具有“地位特征”的“位置”资源,阶层地位变迁是结构与行动互动下“位置”资源的“分配-获取”过程。国家、市场、社会是阶层地位变迁的结构主体,分别从权力、竞争、关系的维度对“位置”资源分配发挥配置之力。个体是行动主体,受“经济人”和“社会人”驱动在“位置”资源获取中展开行动。所嵌入经济社会的制度性安排会对结构与行动产生影响,“分配”与“获取”呈现不同张力。受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当代中国阶层地位变迁呈现不同的阶段特点。     

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基于CSS2013的实证分析

客观阶层地位是居民在社会分层中的结构位置,主观阶层认同是居民对自身所处阶层的主观态度.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3年的数据,通过相关分析和交叉分析发现,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总体上具有微弱的一致性,但在内部结构上存在差异.客观阶层地位中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呈现金字塔型,主观阶层认同呈现下偏的橄榄型,主观阶层认同具有中间化趋势.     

中国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

代际社会流动率是衡量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教育在现代社会的代际流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简称"扩招")通常被认为可增加农村地区或社会下层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强代际社会流动,从而促进社会的机会平等。但是,本文通过对全国综合调查(CGSS)数据的综合分析,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后代际间社会流动尤其是农村以及处于社会下层子弟的向上流动并未发生明显改善。高校扩招后的社会绝对流动率有所上升,但相对流动率仍保持不变。这表明,高校扩招虽然促进了整体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但并未有效提升代际间社会流动。换言之,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阶层地位获得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影响。     

宋代士人阶层向下流动原因考论

宋代社会阶层流动异常活跃，尤值得注意的是士人阶层向下流动。究其原因，核心在于多方的机会结构驱使下导致向上流动的难度提升这一客观事实。此外，宋代科举制度的两面性虽然存在，但不影响统治阶层将其作为调节资源、缓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当仕宦家族的地位仍需依靠科举考试来维持时，宋代社会的性质已然有所改变。     

征地拆迁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城郊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征地拆迁本质上是对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村各阶层间的再分配过程,它涉及到阶层间的博弈关系,必然对农村各阶层的状况、阶层流动和阶层关系产生影响,重构农村阶层结构。征地拆迁对农村各阶层的影响因各阶层的权力、土地和社会关系差异而不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的阶层实现了向上流动,而有的阶层则在经济、声望和职业地位等方面都下降了。征地拆迁中的阶层博弈既促成了精英阶层内部的利益联盟,也产生或加剧了其他阶层与农村体制精英的对立关系,农村阶层关系愈发紧张。     

浅析中国“中间阶层”的阶层意识及其社会功能

通过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对中国两种类型的中间阶层的阶层意识及其社会功能的影响,探讨中国中间阶层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水平较高;阶层的上向流动,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鼓励就近市民化,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中国社会分层背景下的教育功能变化

当前教育功能从原有的促进循环到了引发阶层身份复制。教育功能的变化是中国社会阶层化和社会结构趋于断裂的结果。现阶段中国阶层分化日渐清晰、总体性精英阶层已经形成,教育不公和精致编码的运用增进了阶层之间的“屏蔽”,同时由于目前社会流动标准转向文化资本的多寡,上位阶层因此将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纷纷投入教育领域,弱势阶层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阻滞下层子弟向上流动。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教育将成为阶层身份复制的场所。     

新时期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地位及其保障

新时期农民工阶层的地位保障和提升问题尤显突出。阶层地位的评价分析涉及政治地位、社会经济地位和自我评价等不同维度。目前农民工的政治地位体现为一种国家意志,实际政治权利仍有待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处于较低层次,同时对应着较低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农民工的阶层地位还呈现明显的结构差异和群体差异。应对新的社会矛盾,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农民工阶层,从民主参与、权益保护、素质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舆论等多个维度提升其阶层地位。     

中国社会流动状况及变迁的解释逻辑探究 ——基于对阶层固化命题的批判

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优化阶层结构和改善阶层关系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他们提升阶层地位和改善阶层状况的重要形式。阶层固化命题主要包含社会流动、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三个维度的内容,该命题的合理之处在于反映了中国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是在事实归纳和理论建构等方面却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以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为背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核心特征是制度性阻碍作用弱化和能动性促动作用增强。关注并激发个人能动性、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是保障社会流动畅通合理的关键,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优化职责体系,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关于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分析

教育在阶级、阶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运用历史事件方法,着重讨论了在我国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教育文凭资格对人们流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产生了很大影响,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教育标准在改革过程中经历了由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再向正规高等教育逐步强化的过程。     

教育、职业与阶层的三维代际流动研究

基于CGSS(2017)数据,以比较流动的方法描述教育、职业和阶层这三个指标的代际流动水平,并揭示各关键变量对代际阶层流动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我国整体的代际流动现状以短距离向上流动为主;教育规模扩张未能有效提升代际流动水平,但能促进代际流动的内部均衡化,缩小内部差距;代际流动现状中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表现为：农村地区、西部和中部区域的子代更容易实现较长距离的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不均衡性也更为突出;城市地区和东部区域的子代较难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差距较小、分布较为均衡。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是开放性的,教育这一自致性因素仍是底层群体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通道,但高校和社会也需要有所行动。     

村庄社会中的边缘阶层:生成、嬗变与影响

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经历变迁,各阶层组成部分以及所占比重相应发生了变化,农村边缘阶层为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下层位置的群体,对于解析社会结构性质与现实社会问题至关重要。传统时期农村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道德与伦理为标准,边缘阶层为在家庭与社区层面未能达到公共道德规范要求的群体,他们对主流规范有着一定的认同以及存有为共同体再接纳的空间,因此对社会秩序稳定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在经济社会快速分化的转型期,村庄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经济收入与财富多寡为标准,“新边缘阶层”主要为缺乏市场能力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少的低收入阶层,他们之所以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底层在于既无法将仪式事务办得体面又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中被动的向内收缩。“新边缘阶层”日益被主流结构强制甩出,从而积攒起负向情绪,增加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冲击的风险。为防止社会结构愈益紧张,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浅析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垂直流动

近代早期英国出现了频繁、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频繁的社会垂直流动既表现在非绅士阶层人士跻身绅士阶层、社会下层人士跻身中间阶层，在阶层的层级次序中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也表现在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向下社会流动。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主要表现在社会垂直流动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之中、向上社会流动大于向下社会流动、大贵族的地位相对稳定。频繁、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影响着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的进程。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绅士阶层的分化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尤其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科举制度是士绅阶层存在的支柱,而科举制度的停废,意味着其原有阶层流动的渠道不再畅通,于是绅士便分流到新式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绅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发生了空前的变动。但是,作为统治中国社会特权等级阶层的绅士地位和身份的变化对清末民初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