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为官不为”现象的逻辑机理

懒庸顽劣是“为官不为”现象的集中体现,导致了怠政、懒政、误政等问题。近些年来,尽管国家反腐败的力度日益加大,社会中腐败的势头得到了有力地抑制,但是,这种“为官不为”现象却并未因此消失。从学理上来分析,“为官不为”现象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果,与政绩考核的制度设计、反腐败的广度及传统政治文化的路径依赖具有密切的关联,这也构成了其产生的逻辑机理。如将个人政绩考核与集体政绩考核辩证统一起来,在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拓宽反腐的广度,与此同时继续开创出全新的现代政治文化,这样才可有效地消除当前存在的“为官不为”现象。     

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了对领导干部群体的治理力度,党风政风明显好转,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但是,随着反“四风”的常态化,在少数党员干部中,出现了 “为官不为”的怪现象。本文从“为官不为”现象的表现入手,深入剖析 “为官不为”现象产生的多层次原因,尝试提出有效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长效机制和系统方案,以期对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和参考。     

基层官员“为官不为”的 产生机理及治理对策

“为官不为”是官员个体行政行为与其职位要求不相匹配,游走于法律底线之上和道德标准之下的一种不良政治现象。官员“为官不为”行为孽生于行政责任隐性模块内部结构发育不良,行政责任主体意识、能力、信仰等隐性模块内部结构要素的不健全,还受限于行政责任制度、体制、机制等显性维度的失灵。治理当前基层官员“为官不为”现象,必须进一步强化官员责任认知教育、加强官员理想信念教育、优化行政责任体制机制,建构行政责任隐性模块和显性模块的强内聚弱耦合结构,为“为官有为”保驾护航。     

“为官不为”行为的内容及结构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

"为官不为"是当前中国需要治理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给"为官不为"行为的解读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解框架。运用探索性研究对36名公共部门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基于扎根理论对"为官不为"行为的具体内容结构进行理论构建,来回答中国公共部门"为官不为"行为"是什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公共部门"为官不为"行为主要包括态度上的不作为、动机上的不作为和心理认知上的不作为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不仅反映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公共部门人员的实际行为表现,同时还能为未来培育和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有效作为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官当应“三不为”

史载,汉宣帝时重臣张安世,一生严以自律,为官讲究“三不为”;不为钱,不为权,不为亲。故而,颇受百姓拥戴。 那时,张安世与儿子同封候,他深感不安。于是,向汉宣帝恳求辞去俸禄,此请“不为钱”;张安世官居大司马,直接参与朝廷决策,那些由他举     

习近平治理“为官不为”思想研究

习近平指出,"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耻辱,应该予以严肃批评",并在多个场合剖析批评"为官不为",提出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加强责任追究。"为官不为"症结在于干部思想内生动力不足,干部管理监督外在压力不够。贯彻习近平治理"为官不为"思想,重在建立高效化的行政管理机制,健全制度化的惩戒约束机制,完善科学化的绩效考评机制,改进常态化的监督管理机制,强化长效化的思想引导机制。     

观念、制度与环境:“为官不为”现象衍生的内在机理

作为我国政治生态中日渐凸显的吏治难题,"为官不为"是指官员放弃或不充分履行自身岗位职责的情形,属于失职渎职的范畴。究其成因,"为官不为"现象是由特定的观念、制度和环境三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观念因素是指由于部分官员受到"权力本位"、个人利益至上等错误观念的渗透,致使他们在从政过程中迷失自我,对权力的认知发生异化。制度因素是指由于国家公务员制度中激励机制存在的失衡问题,抑制了某些官员工作的积极性,以及问责机制的缺陷可能被个人"钻空子"以逃脱监督。环境因素是指嵌入到官场生态中的官员,受到高压反腐情势、"乱为"空间的压缩、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社会舆论对官员的消极刻画等复杂环境的诱导与规制,从而策略性地选择"为官不为"。     

廉洁为官应从思想上处理好的几个辩证关系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落实四个“严格”要求,必须切实抓好思想道德建设这一基础工程。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学会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认真领会和处理好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几个关系。一、为官与为人的关系。治政先治身,这是古今为官为人遵循的规律与真谛。孟子把“修身”为人看成是封建时代为官治国的最起码的资格,从政为官之人要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执着品格、“先天下…     

治国方略与制度设计: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

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其特定的人性预设作为逻辑前提，从而构成了“法治”与“德治”两种不同的政治范式与治国方略。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是西方法治模式的简单移植，更不能是古代德治模式的原型重现，而应是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式的制度安排。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权，其重心则是依法治官；以德治国必须以德治官，其重点则是官德建设。在制度设计上，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础来约束权力的利己冲动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在价值导向上，则不能对公职人员的“经济人”行为予以肯定或提倡。从民主理论对“公共人”的价值定位和社会期待上看，公职人员作为“公共人”在应然性上必须符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标准。     

我国选举法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是保障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重要法律,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重要基础。我们的革命导师历来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马克思恩格斯把民主选举比作人民选择“社会公仆”,这些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人民;列宁认为实行民主选举、撤换公职人员和决定选举程序等是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体现,并且把民主选举和公职人员拿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民主措施提到“关系到社会的国家改造”、“会     

试论《红楼梦》的“时序”和“年龄”描写

《红楼梦》中的“时序”“年龄”描写 ,客观上确实存在着不统一现象。但这却不是作者的“失误”“疏忽”和作品的“纰漏” ,而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它是作者不为书中人物作“传记”、不为贾家作“年谱”的特殊创作方法。这种方法既使作品“历历生动” ,又是对我国优秀传统小说创作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同时 ,更是作者“象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功运用。作者的这种写法是为其表现主题、刻画人物形象服务的     

试论制度建设与反腐败斗争

制度建设在反腐败的斗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性,所以必须提高以制度反腐败的科学认识,使制度建设再次升温,制度建设与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步进行,寓制度建设于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坚持科学原则,注重制度的整体配套和协调发展。制定科学、严密的制度来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高公职人员的素质,使公职人员形成“不敢贪”的巨大压力。     

新的一年,迎接“阳光法”

“阳光法”,它规定所有的国家公职人员必须依法对其拥有财产的状况,包括财产的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指定的督查机关定期做出书面报告,借以接受监察机关的审查和监督。     

由“高薪养廉”谈我国公务员物质激励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我国政府效率低下、公职人员贪污腐化等深层次问题越来越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如何建立一个高效廉洁、职责明确的政府已成为当务之急。随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逐步推行,在遏制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腐化方面,高薪养廉的呼声再一次高涨。本文着重从经济学角度,在公务员是理性“经济人”这一人性假设的基础上,以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利用政府公务员博弈模型,对“高薪养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进一步提出公务员适度物质激励的必要性。     

公职人员的职业行为与政府形象建设

目前公职人员职业行为存在职业定位不明、职业化水平不高、职业交往不规范等问题,应通过打造良好的公职人员职业形象、牢固树立公职人员职业理念、完善公职人员职业行为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公职人员职业行为培训与考核和开展公职人员职业行为促进工作等措施予以改进。     

公共政策释义

公共政策因为必须而且只能用于解决的公共问题之“公共”,其制定者作为不同于执政党等组织的公共权威(广义而合法的政府)之“公共”,从而有别于“非公共”的政策。公共政策表现为“为”或“不为”的法律和合法的命令、方案等规范,它必须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可以被执行的。若不具备或缺少这些特点,就不成其为公共政策。     

简评陈确的丧葬观

陈确是明清之际思想界一位“畸士”其哲学思想在当时几被湮灭，其丧葬观更不为当时社会所容。但是，陈确不为现实所屈，在不断抗争的过程中中其丧葬观逐步得到完善。而其俭葬思想即令今天也有提倡的必要。     

略论朱绪曾的仕途生涯与学术追求

身为晚清政府一名官员，朱绪曾为官亲民、恤民，关心民生疾苦；面对外来侵略，主张与之作坚决的斗争，不作丝毫妥协，具有深沉的爱国情怀。同时作为一位“研经博物，闻名东南”的学者，朱绪曾一生手不释卷，且著述颇丰，其一生不懈的学习精神和学以致用的学术主旨，为后人所称道。朱绪曾为官亲民爱国，这在晚清腐朽的政治格局下是不多见的，同时在学术领域又自觉地挥舞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其经世的精神更是时代所急需的。     

为官难是好事

为官的难与易．是由国家的社会性质和统治者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里．当“官”就是做“老爷”,就意味着“发财”,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会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聊斋志异》中有对古代“官”的描写：“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则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在这样的社会里．官肯定是不难当的。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