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激起文化领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高涨,避难西南一隅的现代新儒家藉此而揭橥"文化抗战"之帜,复兴儒家道统思想,致力于儒家道统之接续与重构。钱穆、冯友兰、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牟宗三上承周孔、外取西学,分立学统、政统,融构现代道统论体系。分立是指改变传统道统论体系之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架构,分立学统、政统,并使之相对于道统而独立、并行。融构是指融汇西学之优长,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体系。融汇中西是重建现代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理论环节。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     

钱穆的法治新诠及其启示:以《政学私言》为中心

为应对西式流行话语和现代政治转型的挑战,钱穆立足中国传统,围绕法治问题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他的法治新诠包含三个递进层次,即普遍性的系统规则和制度、立国宪制、政体安排。钱穆强调现代中国的文明政治需要充分重视民众的自由刚健精神与国家的优良公共治理,在立国宪制中维系一种自由进取的衡平精神。基于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的保守化处理,钱穆构划了一个以贤能政治家群体为中心、尊严与效能相维制的衡平政体。其论述一方面包含了对传统礼治、法治的现代阐释与评估,另一方面引入对西方传统的别样审思,呈现出“新诠”之为新的双重指向。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正统、道统、治统——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

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是在反思批判传统儒家的正统论、道统论的基础上来思考这一问题的。王船山认为"正统"至少要包含两个原则:汉族自己统治中国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以道得天下和治天下而不能"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王船山对"道统"作出了祛魅的解释,认为道统的继任者不应局限于韩愈、朱熹等大儒所例举的圣人,任何自觉践履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和存续中华文化的人都是道统的继任者;道统具有"孤行而无待"的相对独立性,具有超越时空的"亘天垂地而不可亡"的超越性,体现了王船山对于儒者之统历久弥新的坚定信念、存续中华文化的崇高历史责任感、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感。王船山反传统儒家正统论和道统论的思想分别对于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和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祭孔与清初帝王道统形象之链接

祭孔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统的仪式化表征,自西汉以来,已转化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根源,祭孔大典成为清代前期格外引人关注的祭祀仪式;清初帝王对于孔子的祭祀,其规格、意义远远超出了以往对孔庙的祭祀仪式,特别是由于皇帝亲祀跪拜孔子的介入,对于这一跪拜祭祀模式的认可与持续,促使祭孔的信仰及其仪式具有前所未有的道统与治统合一的意义,礼如弟子的祭孔仪式则是透过身体象征来诉求统治正当性,给统治者铭刻了道统形象;确认了政权对于道统的承袭,也就是确认自我的统治正当性.     

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的虚倾——兼论中国古代的“道”、“治”矛盾

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是虚倾的。其政治理念是脱离现实政治的，在实践上是虚而不中用的。由此产生了“道统”与“治统”的矛盾。     

历史文化意识观照下的德性主体——钱穆人生价值论

本文从一、德行在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二、“德性我”的分析;三、艺术化的人生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新儒家钱穆的人生价值论进行了归纳和介绍。在钱穆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的道德实践即德行,德与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点;“立德”的途径应是提升人的生活境界,“德性我”的人生是充实并焕发出“光辉”;理想的生活就是“安乐”,是德性与自然的融合。作者认为,钱穆在历史文化意识观照下发煌的“德性主体”,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主体,它显示出了钱穆与其他新儒家的重要区别     

三统并建之再省思

牟宗三的“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说，乃是要为道德理想主义树立一立体纲维，为世界的人文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一套儒家“新外王”的理论基础。对于第三期儒学的开展来说，其纲领地位和指导意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显现出巨大的前瞻性与积极的、建构的和综合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但是，如何落实，则面临严峻的挑战。道统必须在尊重中国多民族文化同生互融的基础上进行重建;有必要批判和反省大汉族主义与儒学沙文主义。世界道统的建立，是对人类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呼唤与期待，有助于世界文明的持久和平健康地繁荣与发展。学统的建立，必须以厘清它与政统之政治之间的关系为前提，以保证学统之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学统必须独立于市场。中国民主政治的具体方案和道路，是需要全体公民与政治家共同讨论与协商才能确定的。牟宗三的“三统”说及其民主政治思想，只要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实践，具有启示作用和意义，就足够了!     

治化的三重世界：严复《天演论》导言探微

严译《天演论》导言为我们打开了治化的三重世界，分别指向现代政治的三个向度，即富强（事功）的、礼法（民品）的与世界秩序（文明精神）的。这三重世界在道德关切上分别是不确定（弱）的、积极的（强）与进化融会（广远）的。它们得到来自中国治体论传统的悠久思维启迪，也接纳了现代世俗文明的部分基本教义，因此生成了现代政治精神内在不可化约的多维张力。大体而言，严译西学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思想发端，对于现代文明既歆羡仰慕、啧啧称奇，也有来自文明传统审视下的犹疑不安、心有不甘，更展现出不同文明类型碰撞下的互诘和超越。这其中不仅生发出对于中外文明和国家处境的反省，更激励了文明传统精神在新世运中的生机与奋进。     

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以其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文章认为,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钱穆有关中国学术流变和时代精神的阐释,以及对文化精神和宋学精蕴的剖析,都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钱穆的通史观及其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史学界亟需一部新通史以实现“书生报国”。钱穆目睹于此,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出了自己的通史观。钱穆认为,新通史应当重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详于民族文化;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并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钱穆于抗战期间撰写出了通史之作——《国史大纲》。虽然钱穆的通史观及钱著在当时并未引起主流史学界的认可,但在今天却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辩

张君劢、钱穆两先生均为现代新儒学之重要人物,然其为学路径不同,故对中国传统政治之性质、对儒家义理转生现代政制之前景,持有大体相反的看法,而发生或隐或显之争论。张君劢认为,构建现代中国之良好政制之路是自移植西方民主,钱穆先生则以为可在儒家文明内部转生创发。由此,两人对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方案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钱穆支持,而张君劢反对。此一分歧实贯穿19世纪末以来之现代儒学发展,今日则展开为港台儒学与大陆新兴政治儒学之争。     

生命儒学的进路与德性幸福的转型——钱穆人生幸福论的意义

秉持深刻的“温情与敬意”,钱穆的新儒学呈现出“生命儒学”的进路。在生命儒学的视域中,钱穆面向社会大众阐释了中国人“现前享福的人生观”和“自求多福的幸福观”,同时又面向文化精英阐释了儒家的心性论和道德论,“孔颜之乐”“尽性安命”“通天人合内外”的论述尽显儒家德性幸福的内在超越。钱穆的人生幸福观具有将传统德性幸福向现代转型的自觉意识,是为中国现代德性幸福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君子不器”——钱穆“士”思想研究

钱穆心目中理想的"士",在政治领域,是能够练达政事,又能够上达天德的"君子";在学术领域,是能够"博学于文",又能够兼具通识与达德的"通人".士奉行"士志于道"、"君子不器"的修身处世原则.在道统、政统与学统三者的关系上,以道统为宗主,以德行领导政治与学术,力求在政治与学术中实现"君子不器"之人生大道,这是一种极高的人文理想.     

傅斯年与钱穆的交往和分歧

傅斯年与钱穆三十年代曾有来往,后因史学主张等分歧而产生矛盾。他们的交往和矛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不同学派的汇合与分离,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某些方面。梳理他们的交往和分歧,对于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牟宗三先生“三统”说探析

牟宗三先生认为道统、学统、政统三位一体,方能构成完整意义的人文世界。他欲以此疏导出中华人文的道德宗教、民主政治与知识科学的基本精神,进而倾心于家国乃至社会的整体改变。他清楚地意识到,整个社会尚未确立文明的两个基点即人性与理性,社会民众对于科学与民主的感性触及与功利期许并不能换来真正的科学精神与民主制度,通体朴素的民众愿望换来的只是科学与民主的畸变形态,其结果不但无益于中国的社会民生,甚至还有可能伤及民族的文化生命,丧失民族的精神凝聚力,从而导致整个民族在文明中的式微和缺失。     

传统与现代：民族政治的中国语境

在国家形态上,现代中国并不是典型的民族国家,立国的根基也并非彻底的社会契约论式的现代政治哲学原理,而是混合了文明传统与20世纪国家政治实践的结果,特别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影响。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民族问题实际上仍可被视为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性文化碰撞之后的一种后果,亦在今日语境下包含着对现代性危机的应对。因此,如果仅仅从民族、族群和民族主义理论视野出发,并不能完整解释当代中国的多样性与民族政治的现实,而是需要将文明传统、现代性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变量代入对于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分析之中,从而发现隐藏在民族政治背后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决定因素。     

熊十力：以经学为基础的新儒家哲学建构——以《读经示要》为中心

熊十力《读经示要》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传承传统经学,以经学为学术基础,返本开新,重建儒家道统、学统、治统,建构新儒家哲学体系,直接影响其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二代新儒家,推动当代新儒学达到高峰。在道统方面,他以《六经》为本源,《四书》《孝经》为衍流,以阐发经典常道为主,重建道统。在学统方面,他认为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科可以为六经摄尽,以六经为主,旁及诸子、道佛、西学。在治道方面,他阐发六经言治之义：仁以为体,格物为用,诚恕均平为经,随时更化为权,利用厚生本之正德,道政齐刑归于礼让,始乎以人治人,极于万物各得其所,终之以群龙无首。在境界方面,他提出学贵立志,向往圣贤境界,由下学而上达。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出一条现代化文明新路。中国式现代化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发展理念，以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续写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新版图。中国式现代化建构起中国新现代性，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中华文明的时代转型，既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又重塑了人类文明发展类型和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倡导打造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全球生命共同体，有力回应了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文明之问。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以文明多元共生加强文明交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加强文明治理、形塑人类文明格局贡献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