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略论——从决策和安全的角度透视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根植于预防或制止社会犯罪和维护安全的刑事政策的存在具有必要性。文章从社会决策的角度透视刑事政策;从社会安全的角度审视刑事政策;并且指出刑事政策应顾及到人类社会既存的文化情感及价值观念,符合人类社会公正合理的正义判断,从而才能达成效率与公正、有效性和正当性协调统一,使刑事政策在法治国家存在的可能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及其预防

近些年来,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频发,这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原因。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主体基本上是社会弱势群体,犯罪动机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犯罪手段比较传统,犯罪地点以公共场所为主。社会支持不足是报复社会型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传统的社会控制型刑事政策存在明显缺陷,我们应当在坚持传统刑事政策的基础上确立和推行社会支持型刑事政策,使预防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刑事政策朝着二元化方向发展。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针对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产生原因,我们应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努力消除阶层歧视、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以预防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发生。     

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

农民工从其社会属性看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具有阶层流动性强、职业低质性、让会网络复制性、生活方式疏隔化等阶层特性。其社会地位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是城市社会中的“佣人”阶层、“沉默”阶层、“无根”阶层和“边缘”阶层。阻碍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问题源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障碍,因此,制度的改革、创新便成为新的问题提了出来,而市场与政府是冲击这种陈旧制度与政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     

对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思考

面对我国目前职务犯罪多发易发严峻形势，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定位应跳出犯罪后被动反应的消极思维定式。我们应当立足于我国现阶段职务犯罪现状，以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刑事政策为统领，以积极、开放的思维方式构建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体系，着眼于主动遏制、有效遏制，着力于科学惩治，有效预防，专群结合，协同推进，以事后惩罚推动事前预防，以事前预防遏制、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实现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抑制潜在犯罪人和不稳定分子再次犯罪。     

发现底层——1990年以来中国阶层研究的进路与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社会阶层结构被打破重组,以农民、农民工、城市失业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底层社会逐渐形成,但它并未自始进入社会学阶层研究的视野。随着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底层抗争行为日益突出,孙立平等人于1990年代末提出"社会断裂"理论,这标志着底层社会正式进入阶层研究者的视域;然而,几乎所有学者都将底层社会视为上层(精英)社会形成的必然结果,止于道德化的判断和呼吁,并且迅即告别底层转向城市(中产)阶层研究。针对学界阶层研究的理论贫瘠和经验困惑,一些学者做出了重返底层的努力,他们重提"阶级范式"、面向底层社会经验,试图从中提炼出本土化的阶层概念和分析框架,以解读和回应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中的问题。?更多还原     

论无被害人犯罪及其刑事政策

无被害人犯罪是相对于有被害人犯罪而言的一种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应区分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和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在刑法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道德但法益侵害不明显;在犯罪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但社会危害性小。我们应当在对国外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科学建构我国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证有效遏制、减少无被害人犯罪。     

论新中国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

刑事政策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罚犯罪所选择的策略和措施。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严”向“宽”的成长历程。为什么我国进入21世纪以后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与宽大”刑事政策为什么会是严的起点？改革开放以后的“严打”刑事政策为什么是“严”的继续？分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在立法、司法中的体现,并讨论其历史背景,是理解新中国刑事政策的要义所在。     

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否定和理性反思。“严打”不仅未能有效地遏制犯罪，反而激化了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蕴含着刑罚宽和化的思想。我们应当转变观念，加强综合治理，摆脱对重刑的依赖。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含义可以从“宽”、“严”和“济”三个方面来理解：“宽”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处罚更轻;“严”是指对严重犯罪更长期地、更多地适用监禁刑;“济”是指以严济宽、以宽济严。其产生的依据包含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现实依据和科学认识犯罪必然性以及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理论依据两个方面。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实体、程序以及刑事执行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论轻罪刑事政策的个罪适用问题——以收买被拐卖儿童罪为视角

轻罪刑事政策是指对犯罪行为人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处理,在使犯罪行为人顺利回归社会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当下我国正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轻罪刑事政策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到收买被拐卖儿童罪,该罪的轻罪性质决定其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应当在轻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运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方式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区分对待,提高我国针对本罪的司法适用水平。     

涉黑犯罪惩治对策比较研究

涉黑犯罪的严重破坏性已为国际社会所充分关注并受到各国立法与司法重视.国际社会通用的“有组织犯罪”包括黑社会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各国惩治有组织犯罪对策的比较研究表明,为有效遏制不断蔓延的涉黑犯罪态势,我国应在明确反黑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完善刑事立法、便宜刑事司法、加强区际与国际司法协作等方面有所作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意义——从“严打”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演变角度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遏制快速增长的犯罪率,我国提出了"严打"刑事政策,不仅未取得明显效果,反而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其实质就是对纷繁复杂的刑事犯罪情况区别对待,既要做到有力打击,震慑犯罪;又要做到宽严相济,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可罚性阶层的确立——一种刑法刑事政策化进路

在一个宏大的刑法刑事政策化语境下,可罚性阶层的运用无疑是其中一条现实可行的进路。可罚性在刑法之内可以起到联结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桥梁作用,能够有效地缓和犯罪论与刑罚论的紧张关系,平衡罪与刑的矛盾和脱节;在刑法之外可以起到刑法与刑事政策的沟通节点的效果,减轻刑法与刑事政策不同步性所造成的立法与司法损耗,是立法者根据某种刑法以外的公共政策目的例外地设置的犯罪成立要素。有鉴于此,应该赋予其犯罪论体系范畴的地位,作为有责性之后的独立阶层。这对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效果、控制刑事责任的范围、实现刑事政策的目的追求,具有积极的意义。     

干部“破格提拔”中的阶层固化现象———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

近些年来阶层固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威胁，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稳定。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近期被公众频繁质疑的干部“破格提拔”中也逐渐呈现出阶层固化的倾向。笔者针对现阶段“破格提拔”中的阶层固化现象,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对“破格提拔”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社会变迁与生活机会:1977年以来的生命历程研究

改革开放作为"大事件"改变了不同群体和个体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机会,也增强了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不确定性。政策鼓励推动了社会结构开放,社会流动的增加促进家庭境遇的好转,而产生了人们对社会的积极认知;而现阶段人们的焦虑感则源于阶层固化和经济发展的缓化。社会的发展应该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强化人们对生活的预期,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犯罪构成模式改革

犯罪构成模式是立法者根据不同的危害行为而规定的犯罪成立类型。根据法益侵害的有无、法益侵害的程度、法益侵害的范围和法益侵害的状态,可以把犯罪构成模式分为即成式犯罪构成模式、纵深式犯罪构成模式、多维式犯罪构成模式和企行式犯罪构成模式。犯罪构成模式不仅影响和决定犯罪圈的大小和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而且彰显着不同的刑事政策价值取向,表明国家对不同行为的刑事政策态度。从犯罪构成模式的刑事政策功能的角度看,中国现行刑事立法中的犯罪构成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犯罪构成标准过高导致犯罪圈狭小;法益保护滞后致使刑法的犯罪预防功能减弱;犯罪构成模式设置不当致使刑事法网厉而不严。基于刑事政策的目的性,中国犯罪构成模式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对侵害重大法益的犯罪设置即成式或者企行式犯罪构成模式;对常见多发犯罪设置多维式犯罪构成模式;逐渐减少纵深式犯罪构成模式的数量。     

论犯罪的价值及其刑事政策意义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由此决定犯罪具有破坏作用,这也是犯罪的主要负效应所在。换言之,犯罪是无价值的。除此之外,犯罪也有特定的、积极的作用。犯罪作为一种“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犯罪的积极功能尽管是一种次要的功能,但也应该进行深入研究。正确认识犯罪的价值直接关系刑事政策的设计及刑事政策观的确立     

“魔”“道”较量未有期——刑事政策实施话语下的“重庆打黑”

“重庆打黑”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的一次刺激涌动,如果以“小心求证”的谨慎对之进行审视不难发现,重庆打黑体现着公民参与、实用主义及社会资本与国家刑事政策实施之间的密切关联,它们关联着构成了刑事政策实施的动力,亦关联着为打黑开辟了制度通道。由此视角,实现了“打黑”与“反腐”的有效结合,重视刑事政策实施中刚性手段运用和拓宽社会力量在刑事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就是刑事政策实施话语下中国反黑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自由刑执行的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对于犯罪的惩治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结合,以求得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从刑罚理论角度观察,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和“宽”都有其理论根基,宽严相济是我国自由刑执行的导向性刑事政策。应该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完善我国的自由刑执行。     

从压力控制到社会支持:仇恨犯罪的治理转型

在当前仇恨犯罪频发、犯罪风险高涨及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往源自"压力维稳"的"压力控制"政策愈发不适应犯罪治理的新形势。借助底层视角分析仇恨犯罪,底层抗拒构成了仇恨犯罪频发的深层社会原因;化解底层抗拒的社会支持政策应获得高度重视,从压力控制到社会支持构成了仇恨犯罪治理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