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权赋能: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及其实现路径

增权赋能是基层政府有效应对复杂治理环境的重要保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重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有其现实意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应遵从权能共构、增权赋能的基本思路,坚持以满足农民需求为价值导向,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重点目标,以发挥治理效能为转型方向,通过制度增权、管理增权、内部赋能、外部赋能等方式,破解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结构性难题,进而逐步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体制困境与改革路径

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既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途径。一直以来，乡镇政府服务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面临着公共服务职能转变滞后、公共服务权责不对等、内部运行机制不通畅、公共服务理念和方式落后等困境。当前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关键是要赋予乡镇政府更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权限，使乡镇政府真正承担起一级政府职责。通过拓展公共服务职能、调整内设组织机构、优化运行机制和创新供给方式等途径，不断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此外，如果要以权力下放和机构重组释放乡镇政府活力，必须要强化行政系统更高层级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与配合。     

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的功能缺失及对策

当前制约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与乡镇政府对农村经济社会秩序的监督和维护不力、在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乡镇政府功能缺失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公共服务体制、机构改革滞后、管理方式陈旧等.特别是农民自身对乡镇政府的服务诉求意识不强和诉求能力低下,造成了乡镇政府缺乏自觉、积极地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意识.因此,只有通过建立完善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创新乡镇政府管理模式、完善农民监督机制等才能弥补和加强乡镇政府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应有功能.     

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善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X市Q镇的分析

基层政府是主导乡村基层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主体。基于“强政府与强杜会”的治理理念,以X市Q镇为调研案例,以“动员—服务—互信—共治”为研究思路,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行为。研究表明,Q镇政府在推进乡村治理进程中面临着多元主体存在认知和行为偏差、政府回应与治理诉求有所失衡、治理主体的信任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立足于简政放权、价值共识、民主协商、利益聚合等因素,提出相对应的基层政府行为优化路径,旨在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效能,建构基层社会集体治理网络,促推基层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和互进互促。     

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

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府组织,乡镇政府直接承担满足民众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我国乡镇公共服务供给仍然存在职能不清、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模式单一和质量不高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政府间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均、竞争机制相对缺乏、考评机制的偏狭和民众参与不足所致,因此,应该准确定位服务型乡镇政府的治理职能、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多元治理、完善乡村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绩效监督评估制度、发挥农民需求主体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与农民主体地位的培育

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乡镇政府在“后税费时代”职能转变过程中的导航标。乡镇政府对“农民主体地位”认识不够，农民自身责任感、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强，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互动性不足等，使农民主体地位角色及作用无法得以彰显。提出乡镇政府要转变职能，加强农村民主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增强农民适应现代社会的综合能力；要明确自身定位，由“管理”乡村变为“服务”乡村，政府是主导，农民是主体；要加强农村教育培训，注重农村法制创新、建设与普及，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培育和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实现。     

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能力提升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提到新的高度并被赋予了新的要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双向运动”理论昭示了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对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从评估结果看，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区域差异，东南沿海城市治理能力明显优于西北等内陆省份；从实施现状看，地方政府治理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整体较弱，尤其是西部的大部分省份更显不足。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为导向，我国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应当以建立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秩序为终极目标，构建精神文明、社会秩序与公共服务“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将流动人口这一治理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理的重点和核心，精细实施乡村分级分类管理，并通过“三治融合”避免乡村治理内卷化。     

垃圾上移: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及其非预期后果 ——基于山东省P县的调查

伴随农村垃圾增量及其环境污染影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治理农村垃圾的主导模式。这种垃圾治理模式是城乡一体化环境服务理念在乡村基层社区的地方化实践。它依托基层政府、物业公司与村庄三方合作机制,建构了“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垃圾处理系统,并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指向,也带来了乡村环境责任感消失、城市垃圾增量及集中处理的环境非正义、乡村社会分化与权力重构等一系列非预期后果。避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提升社区农民环境参与能力和环保意识、加强垃圾治理模式的乡村生活环境切合度以及提升垃圾处理体系与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性。     

半正式治理:乡村危机应对中的简约治理及其实践逻辑

简约主义是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逻辑,并且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引发了关于“重建简约治理”的讨论。既有研究大多基于常态情境考察简约治理传统及其当代价值,鲜有研究将视野切换至危机情境。通过考察安徽省L市H镇疫情防控中乡镇政府动员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非正式规则”和以村民理事会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的实践过程,发现乡村社会内生性治理机制及其实践在危机情境下往往呈现为一种简约主义的“半正式治理”过程,并且在乡村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正式力量”和以村民自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力量”均参与其中,共同提升了乡村社会应对危机的内生能力。这一发现对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危机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进展评析、目标定位与对策选择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和特色,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新征程上中国式农村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但仍面临诸多制约,体现在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但与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农村公共服务不断健全,但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仍有差距;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但离和美乡村的要求仍有差距;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但与治理方式务实管用的要求仍有差距。推进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就是要坚持乡村建设始终为农民而建,坚持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发展,坚持务实管用创新发展的乡村治理,坚持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农村发展活力。扎实推进新征程上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要在县域城乡融合中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科学规划乡村建设及持续提升乡村宜居水平,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完善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意蕴及优化路径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方法论导向。“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却面临自治功能遭到削弱、乡村原有传统价值体系明显衰落、法治乡村建设陷入情法两难困境等多重现实挑战。应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三治合一”的引领能力、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德治教育制度以及法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实现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者间的有机融合。通过制度供给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水平，以达到强化制度供给的目的，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缺失表现与提升路径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是农村公共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肩负着为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快速发展提供良好服务的重任。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影响着党和政府关于惠农支衣政策的落实。因此,梳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缺失表现、探讨其提升的具体路径,对加快新农村建设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基层政社权责嬗递的联动逻辑、实践样态及融合治理

基层政社权责关系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政社权责嬗递历经政府向社会尝试放权、政府向社会扩大放权、政府向社会收缩放权3个阶段。整个过程呈现出行政吸纳自治的实践样态。乡镇政府负担在行政吸纳自治的政社权责嬗递中形成，主要表现为工作任务量大和工作人员思想压力大。政策文件和网格化管理机制为乡镇政府权责扩大、社会权责缩小提供了实现载体，而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监督考核过密化和政社权责模糊化是造成权责转化、负担加重的深层逻辑。为乡镇政府减负应坚持国家社会二元合一的价值理念，在渐进解决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和监督考核过密化等体制性问题基础上，将破解政社权责模糊化作为切入口，以村民自治能力为准绳重构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体系。与此同时，通过党建引领和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融合治理方式为村民自治提质增效。     

新农村建设下的乡镇政府回应

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能否对乡村社会和广大农民的需求做出积极、敏感、负责任的回应，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效。提升乡镇政府回应能力的思路主要有：继承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树立群众观念；改革压力型行政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把握好回应指向；建立健全乡镇政府回应机制等。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关系着国家安定、人民团结、社会和谐的大局,当前我国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这是本文探索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立足点。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建设由于存在着服务理念与传统官民文化、社会建设的隐性与政绩考核指标、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与政府自利性、改善民生所需与财政资金短缺、为群众服务的要求与对上负责体制这五对冲突而陷入困境。为弥补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中服务性的缺失,需要通过树立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增加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转变基层政府的治理方式,健全基层政府的治理机制这四个方面来提升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     

新时代乡村基层民主治理困境及其现代化转型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基层组织体系得以健全完善，村民的民主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得到提高，村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信心得到增强，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但也存在传统封建思想和宗族意识阻滞村民民主意识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乡村治理主体流失，治理实践流于形式，法治意识淡薄、政治参与度低等问题。新时代要促进乡村基层民主治理主体现代化，优化党委、政府、市场、社会、村民共治的内在结构，明确县乡政府与乡村组织的职责界限和利益边界。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处理好政府与乡村主体关系，推进基层政府治理职能转型。健全法律体系，开展法治宣传，加大普法力度，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和村务公开等方面建章立制，强化民主监督。     

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评价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科学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评价比较分析,可为各地合理规划乡村治理现代化分类推进路径提供理论参考。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构建了包含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以及公共环境治理现代化 5个评估维度,36个具体指标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以 21个典型村庄为例进行了评价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其中 12个典型村庄基本实现治理现代化,其余均处于发展阶段。分指标看,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处于较高水平,而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最突出的短板,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与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相当;分村庄类型看,城郊融合类与特色保护类村庄治理短板在于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集聚提升类与拆迁撤并类村庄短板在于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各地未来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发挥优势补齐短板精准发力。     

民族地区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

民族地区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一级行政机关,承担着发展基层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重要任务,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现实的必然选择。当前,要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行政环境的特殊性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影响,通过构建完善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快民族地区乡镇公共服务重点项目建设,创新乡镇社会管理工作,加强政府公务员的教育和培训,促进民族地区法制建设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等途径,建设民族地区服务型乡镇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