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狂热与集体理性——对群体中有关理性问题的经济政治学分析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理性人假设,而现实中个体行为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情况,个体行为是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混合体"。由于群体中的个体行为会有"羊群效应"等新特征,个体理性的加总不一定能得出集体理性,结合群体行为的两种极端情况:群氓狂热和集体理性,再考虑到政治和经济逻辑关系、个人偏好加总在更高层次上不能成立等特点,可以看出,群体的行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并存的特点,国家理性是集体理性在极端条件下的特例。只有集体中人数足够少,或者仅强调群体生存等低层次需求,才能实现集体理性。当代中国,在基层社会共同治理基础上才能构建、实现中国的国家理性,达到和谐社会。     

乡镇干部“策略性行为”初探：内涵与主要类型

乡镇干部的不少行为属于“策略性行为”的范畴,乡镇政府中的正式规则为“策略性行为”限定了行为的“边界”,而非正式规则则为“策略性行为”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选择的倾向。制度性说谎、责任规避和关系运作是乡镇政府中三类“策略性行为”,它们是乡镇干部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根据外在环境变化和对互动个体行为的预期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在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有必要对上述“策略性行为”的制度根源予以关注,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     

对多元价值背景中个体道德理性的检视

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道德上的困惑与迷茫。面对这样一个多元价值社会,个体需要道德理性。这种道德理性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探究、批判的精神。而这种道德理性正是以往学校道德教育中所缺失的,通过对个体道德理性进行检视以期探寻当前我国道德教育应对多元价值时代挑战的出路。     

基于竞合博弈的参与人行为特性研究

当今市场博弈参与人的行为已由过去纯粹的竞争型行为转变为竞合型行为,博弈的类型也由个体之间的博弈推展到群体之间的博弈。均衡悖论的实质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背离,在"过程理性"的推证下,完全理性人的前提假定应该被有限理性人所替代。规则的改变是现实演进的内在要求,参与人特征与博弈境域的影响应被反映在博弈规则的创新改进中。在竞合博弈的关系框架中,企业、用户、敏感竞合人、非随身策略人和替代竞争人有着各具特色的行为个性,但竞合的共性却会导致帕雷托改进。     

农业雇工合作与村庄秩序再生产——基于豫南白村的经验

农民合作是农村社会秩序研究的重要内容。理解农民合作与村庄秩序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合作背后的实践规则。研究以豫南白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化雇工为例,探究家庭理性规则何以影响村庄秩序再生产。通过对雇工过程与合作关系的考察,发现雇工组织以经济理性为合作目标,维持个体家庭的发展秩序。合作过程是雇工组织的工具化过程,即基于家庭理性形成的雇工组织成为家庭理性向村庄秩序延伸的媒介。研究认为家庭理性扩张消解村庄公共秩序再生产的社会基础,内在隐含家庭理性对村社理性的规则替代。虽然两种理性均具有整体主义和伦理内核,并非西方经济话语体系中的个体理性,但不同之处在于家庭理性是农民基于发展压力而作出的自主性调适,其实践主体和支配结果有清晰的利益边界。作为一种公共规范,村社理性服务于村庄利益共同体是维系村社稳定的秩序机制。因此,要加强基层村社组织建设和培育文明乡风,建立以村社理性为规则的公共秩序。     

最小努力(惰性)原则与慢性病预防行为选择

人们通常认为行为选择与行为是相一致的,知行具有统一性。但理性决策与理性执行并不统一,知与行存在着差距。这是由于行为决策需要理性,行为执行也需要理性,而理性是有限的。理性的有限性体现在认知有限和执行力有限两个方面。由于理性执行能力的限制,在重复性行为选择中,最小努力原则比理性原则更为有效。慢性病预防行为不足不仅仅是由于个体的认知理性存在限制,也在于个体的行动理性存在不足。同时增加个体的认知能力与行为能力是解决慢性病预防行为不足的重要思路。     

决策中标准规则的再现和L-H比率

一标准规则的创始人是冯·纽曼(Von Neuma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他们在1928——1943年之间开创、发展了标准规则的基本理论。1943年公开发表了他们的观点(见冯·纽曼和摩根斯坦1944,第一版前言。)根据他俩创立的标准规则,每位试图获取最大效用的个体的行为是“理性的”。假定个体能够比较“具有固定概率事件的组合”(p12),为了获取最大的效用,个体将遵循一套“行为标准”,这些标准被定义为具有归因X、Y、Z     

解读自然法意义上的刑法哲学——兼评陈兴良著《刑法的人性基础》

自然法是一种需要通过人类本性倾向即人的理性知识去加以发现的不成文法.自然法思想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张扬人的理性.因而,存在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和目的,并能够通过实在法使其具体化并得到补充的自然法,而这种自然法可以通过人类理性探讨予以发现或者设计,从而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达到人类道德的理想目标,这便构成了自然法意义上刑法哲学的理论基础.这样,自然意义上的刑法哲学的合理内核则是在人性分析的基础上关注超越了社会的规范性秩序的具有普遍性和自治性的刑法的一般命题和行为规则.     

锦州市居民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状况调查

宗教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能通过特定的宗教信念，对个体的观念、行为以及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宗教通过使人们对现存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角色的接受和认同，而具有维护与稳定社会现状的功能。锦州市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仰者信教的原因，主要包括个人理性思考及教义吸引；现实生活中的功利主义；生活孤独寂寞，心灵寄托；来自家庭传统等等，具有鲜明的特点。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麦克尤恩《爱无可忍》的异质性解读

麦克尤恩的小说《爱无可忍》对理性矛盾反思的隐晦书写,是作家洞察人性深处、触探个体道德底线的手段。文中重复、反讽、文本循环等叙事特征表现出叙述者面临危机时存在理性与虚妄二重基调的不确定性,使作品呈现多元异质特征,这种异质性与麦克尤恩叙事意图的矛盾性不无关联：一方面,对宏大叙事所彰显的“科学知识”“理性思辨”饱含希望,并赋予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小叙事中自我的异质性书写却又不断解构宏大叙事的必然存在,如何走出个体心灵无力面对理性存在而陷入虚妄的窘境,重构自我与社会的对话与融合成为后现代人文关怀的难题。     

音乐心理学研究新进展

音乐心理学是一门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个体音乐思维和行为的学科。音乐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体音乐活动过程中的感觉、知觉、聆听、表演、创作、记忆、分析、学习和教学等方面。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注重对音乐、社会与文化背景的相互影响以及音乐与社会心理的相互影响等方面的研究。由此而产生了音乐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音乐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音乐行为如何与它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相联系,因为任何音乐活动在本质上都是社会的,这也应该是音乐心理学所要解释的问题。音乐社会心理学研究就是考虑社会环境的作用以及文化规则对个体或群体的音乐行为的影响。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美学的研究手段,都可以作为音乐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和研究,并参考应用到音乐教育之中。音乐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音乐行为与社会环境间相互作用的学科,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科学地掌握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更好地将其应用在各个领域中。     

社会工程与政策实施的理论探析

社会工程是为了实现政策目标而对科学知识、技术、工艺的运用。它在个体行为和系统实践的双重层面上试图理性地规划与管理社会变迁。区分了社会工程的两个主要分支,并且简要的探讨了每一种方法的内在矛盾。第一种方法基于行为主义和行动理论的生物/行为主义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矛盾围绕行为主义的先验宿命论和行动理论的先验自由意志论而生。第二种方法则指向社会系统和组织的科学设计与管理。这种方法的核心矛盾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先验可控性和复杂性理论的不可控性相关。认为政策制订者、社会科学家应当摒弃对社会行为和过程工程化控制的追求,在复杂的社会系统背景下,以努力强化和系统化调节社会行动的能力取而代之。     

个体理性引发的集体非理性——解读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其产生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对它的认识也应从多角度出发。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必将有新的发现和启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二者的差异与矛盾在这场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再次得到证明———个体理性行为有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法律的微循环与法治——麦考密克论规则向个体习惯(Habit)的转化及其意义

法律规则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有一个向个体习惯(habit)转化的过程。这一转化的过程及其意义往往被法学理论界忽视。转化为个体习惯的法律规则由于获得了个体习惯的支撑而使得规则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可以实现更加稳定的社会秩序。转化为个体习惯的法律规则看似被"遗忘",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融入了个体心灵,更好地实现了规则之治。从这一标准判断,真正的法治并非"人人知晓法律,人人运用法律",而恰恰是人们在人常生活中"遗忘"了自己在运用法律。"在遗忘中实现法治"是立法规范的最高准则。法治的实现需要个人习惯这一心灵和精神状态的支持。     

跨阶层购房动因与理性逻辑——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案例分析

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出发点,对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跨阶层购房动因和逻辑进行阐释。结合两个购房案例,得出在个体主义视角下,跨阶层购房行为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以收益效用最大化为最终目的的理性选择。然而,个体的理性选择是在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的框架下进行的有限理性选择。效用最大化为跨阶层购房的个体动因,文化环境与社会结构为跨阶层购房的社会动因。个体效用最大化、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共同塑造了跨阶层购房逻辑。     

规则的官僚与官僚的规则——追求重要性的背离

理性官僚制追求制度理性,用制度来规束官僚的行为,保证官僚行为的程序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得官僚成为“规则的官僚”。但是,官僚制规则并不能完全规束官僚行为,实践中官僚常常主观地不遵照规则的约定,而是对其有所突破和改变,甚至违背官僚规则。这样就将规则变成“官僚的规则”。所以,在官僚执行规则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这种背离现象。背离的原因就是官僚对心理重要性的渴求以及重要性的丧失,官僚在重要性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就容易逆规则行事。而要改变这种背离现象就必须让重要性回归到官僚的心中。     

论群体理性与绿色营销

经济活动中群体理性倡导社会、企业和消费者三者利益的统一,尤其关注企业营销行为不损坏生态环境和消费者权益,是近年来绿色营销兴起的思想根源.但由于群体理性与个体理性选择存在矛盾以及绿色营销正的社会外在性造成的成本收益分配不均衡等原因,我国绿色营销发展程度低.因此有必要引导个体理性向群体理性转移和融合,从思想上为绿色营销扫清道路.     

试析布劳社会交换理论的知识行动论取向

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既包括微观上的交换行动,即包含了个体心理过程的个体交换行为,可以从社会交换的定义、条件、报酬等方面来探讨它们的知识行动论内涵;也包括宏观上的社会交换,这种交换包含了集体的心理过程,且被外显化为集体的规则,使行动固定化。这样的社会交换行为属于知识行动,社会交换的行动者是有知识能力的行动者,需要依据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共同理解模式的知识作为发起交换行为的依据,判定是否具有报酬。     

社会交往理性:米德的语言符号理论研究

作为20世纪美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米德的语言符号理论开辟了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米德将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符号和社会组织原则.米德认为语言的产生使得社会个体拥有了完整的自我,进而运用言语行为的交往功能将社会中的个体连结起来.语言交往使得整个社会过程进入个体的经验之中,使人类的社会交往理性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