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重提——再论王国维关于“戏剧”与“戏曲”二词的区分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对“戏剧”和“戏曲”两个概念的区分是清楚明确的。“戏剧”即“古剧”,指不成熟的戏曲形态。“戏曲”即指表演形式上已达完全成熟的“以歌舞演故事”阶段     

“戏剧”考

在中国古典戏剧发展史上 ,“戏剧”一词有其原初意义和语义流变历史。这一事实却为2 0世纪的戏剧史研究者所忽略 ,因而他们关于戏曲起源的考索不能全面揭示中国古典戏剧的性质。“戏剧”与“戏”、“剧”等词一样 ,具有“扮演”与“游戏”两大意义项 ,但是 ,历来的戏剧起源研究者都关注“扮演”的意义项 ,并由此为中国戏剧溯源 ,而忽略了“游戏”的意义项。这种溯源实际上是在演绎“艺术起源于歌舞”的艺术观念。中国传统的文艺功用论 (诗教 )、 2 0世纪的救亡图存、经世致用的文化语境激励着 2 0世纪的戏曲考原者选择“歌舞说”而放弃“游戏说”。“戏剧”的“游戏”意义项正是“戏曲”概念所没有的 ,“戏剧”概念因其巨大的包容性而更能体现中国古典戏剧的艺术精神与文化形态     

王国维“戏剧”、“戏曲”内涵之我见——与冯健民先生商榷

王国维在戏曲研究中对“戏剧”和“戏曲”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分寸的。“戏剧”是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别的演剧艺术的总称 ,“真戏剧”是对我国民族戏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称呼 ,“戏曲”则是指戏剧文学中的曲词部分     

近代“朝贡制度”概念的形成——兼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的局限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讨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但中外学界一直以来就其定义、范围、作用争论不休。归根究底则由于“朝贡”作为传统经史中对外关系的知识，被近代知识体系碎片化地整合为一“朝贡制度”的“学术概念”。因此，若要解决这些争论则应先从儒家经典释出“朝贡”一词的古义及其在传统经史知识体系的位置，继而分析其在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被纳入为中国近代史的命题。最后更要透过剖析费正清“朝贡制度论”，指出这一近代转型过程如何造成“朝贡制度”研究视野狭隘、史料单一等问题，从而反思如何突破目前研究困境。     

逻辑的“虚概念”新解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在概念分类表上，都没有列入真值联结词、模态词、系词、量词这一类逻辑常项。克服这个缺陷的一条思路是重新解释“虚概念”，把“虚概念”界定为仅用于表达命题的逻辑形式而没有为其所指的对象物的概念，以确定联结词一类的逻辑常项在概念分类上的地位。     

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在大规模普查、保护与研究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大量少数民族戏剧样式以及相关的民族传统表演艺术形式。但传统学界对戏剧戏曲概念的狭义理解,致使此领域的发掘、整理、分析、研究工作尚未充分展开。在世界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族文化多样化的形势下,我们理当加强中国少数戏剧文艺理论研究,逐步构建富有远大前途的"民族戏剧学"理论研究体系。     

戏曲特征再认识--质疑《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中国戏曲》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把地方戏特征看作全部戏曲的特征,混淆了戏曲发展的文学阶段与非文学阶段的区别。元杂剧、明清传奇和欧洲传统戏剧都是文学的戏剧,地方戏是表演的戏剧。应以“舞台艺术语言”的概念取代地方戏研究中“程式”的概念。欧洲传统戏剧主要是情节的艺术,包括地方戏在内的古典戏曲则主要是语言的艺术。     

论十七年的戏剧舞台艺术

新中国十七年的戏剧舞台形成了“话剧———戏曲二元结构”的崭新戏剧文化生态,其基本特点是:话剧舞台和戏曲舞台共生互补、竞相辉映;一方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全面推行,中国话剧演剧流派初步形成;另一方面戏曲剧种百花齐放,表演艺术流派纷呈。     

齐鲁古典戏曲概说(之一)

戏剧的主要形式指戏曲、话剧、歌剧、舞剧等。戏曲,这是中国戏剧应用曲子这一文体作为剧本文词之后的称谓。话剧在中国出现仅有八十余年的历史,因此中国十九世纪以前的戏剧形式主要是戏曲。中国戏剧发展史,即中国戏曲发展史。 中国戏曲是一种高度的综合艺术,它包括了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它从起源到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其来源不止一个,其发展线索也不会是单一的。因此,可以认为中国戏曲与多种艺术形式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 上古时代出现的诗、乐、舞三为一体的各种歌舞形式;西周出现的“俳优”伎艺;秦汉出现的“百戏”等等,这些表演艺术都孕育着某些戏曲表演的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山东的诗歌、音乐、舞蹈都相当有水平。《诗经》是乐歌,有的还是舞曲。所以自产生起,便为周、鲁的太师和乐工所记录和保存。孔子就曾对其作过整理。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颂》之音。”民间流行的乐章,残存于《诗经》的《齐风》、《曹风》之中。齐国的《韶乐》曾经被孔子誉为:听过之后,竟“三月不知肉     

中国戏曲的世纪命题——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及“现代剧”的确立

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理论是在长期的戏剧实践中逐渐形成和成熟的。 2 0世纪 ,自“旧戏改革”的理论主张提出 ,经过充分的戏剧实践和理论准备之后 ,“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的理论成为中国戏剧遵循的发展道路。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是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戏曲“现代剧”的确立 ,使现代剧和历史剧共同成为中国戏曲的基本形式 ,由此开始了中国戏曲的历史新纪元。张庚戏曲现代剧的理论为中国戏曲寻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戏曲现代化的目的不仅仅在戏曲本身 ,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     

从“名家”到“名学家”

中国古代有“辩者”之称，无“名学”之名。传统知识分类体系有“名家”之位，无“名学家”之说。“名家”如何在近代学科分类中演变为“名学”和“名学家”？随着晚清分科体系的建立和大量新名词、新概念的涌入，一系列学科新名词，如化学、计学、名学等被创制生成。词缀“学”在指称学术思想之外成为了具有近代学科意义的学科名称的后缀。在此背景下，“名学”成为了一门学科（discipline）。从“名家”到“名学家”并非自然直接的过渡，除了需要“名学”转接外，还需要“家”这一新词缀。此外，“名学家”一词的创制还与近代汉语在构词上通过附加类词缀构造新词以及汉语的词汇化现象有关。     

“三大戏剧体系”的缘起、衍变及其争论

“三大戏剧体系”说源自1962年黄佐临的《漫谈“戏剧观”》中提出的“三种戏剧观”,此后孙惠柱先后提出过两个版本的“三大戏剧体系”,当前又逐步转向聚焦梅兰芳体系,引申出对京剧艺术表演体系、古典戏曲表演美学、戏曲表演体系等的讨论。理清“三大戏剧体系”的缘起、衍变及其论争,有助于深化对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梅兰芳与中国戏曲美学关系等问题的理解。     

觉世与救心: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及其“过渡”性质

清代末年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转折期,而梁启超无疑是这一历史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参与、主导了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在戏曲创作领域,梁启超对清末戏曲的改良工作也有独特的贡献。尽管从创作水准上讲,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并无过高的文学成就,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新旧两个世界转型的时代产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戏曲改良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标举的觉世、救心的戏曲宗旨代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强音,它的新旧交织、中西杂糅的过渡性质,也为中国戏曲(戏剧)的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论清代中叶中国戏曲文化主体的转移

十八世纪,虽然带着统治阶层精神特征的大一统文化精神渐渐失去了凝聚力,但地域性的民间文化却很快兴盛起来。在戏曲领域,受到社会上层欣赏与扶持的昆腔因不断“雅化”而衰落了,而带着民间乡土俚俗气息的“乱弹”诸腔即地方戏,虽屡受禁抑却发展起来。在这个动荡的世纪里,中国戏曲的文化主体发生了转移:由古典戏曲时代的戏剧文学主体转向近代地方戏时代的声腔表演艺术主体。以梆子腔的繁荣为主要标志,宣告了古典戏曲时代的结束,从而开始了中国戏曲史上的近代地方戏时代。     

扬州八怪与戏剧曲艺关系考论

扬州八怪是清代中叶出现的一批有个性的书画家。他们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还得力于与戏剧、曲艺等表演艺术的“打通”。八怪重要成员几乎都与戏曲不无关系。本文主要探讨八怪与戏剧、曲艺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八怪的艺术成就产生的影响。     

狄德罗“理想的范本”与中国戏曲“传家的衣钵”——重温朱光潜关于“演员的矛盾”的论述

客观地说,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还是"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都不能完全代表西方戏剧传统。西方戏剧观从亚里士多德、卡斯特尔维屈罗、狄德罗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耶荷德,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当年与朱光潜争论的人对此显然是不甚明了的。而朱光潜恰恰是在西方戏剧的宏阔视野下看到了在近代并非主流的狄德罗演剧观与中国戏曲的神似性,而不是像其他讨论者那样将话剧与戏曲混为一谈。事实上,中国传统戏曲演员正是狄德罗的理想演员,每出戏不同的"理想的范本"正是中国传统戏曲"传家的衣钵"。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     

中西日互动中“博爱”译名的流变

中国古代虽有“博爱”一词,但与西方伦理学中的Philanthropy差异较大.古代“博爱”概念模糊,泛泛而爱,平等意识不明显.而Philanthropy指平等地爱一切人,内涵明确.虽然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曾将Philanthropy 译为“博爱”,但非主流译法,且随着第一次中西交流的中止而夭折.明治中后期日本学者发掘凸显了“博爱”的平等意识,使其成为与Philanthropy吻合的新名.日译“博爱”在清末传入中国且影响了Philanthropy在中国的厘定.中国近代学人由于知识背景等不同,对“博爱”和Philanthropy认识不尽相同.康有为等人以韩愈“博爱为仁”为基点来接受西方Philanthropy之学,使“博爱”对译Philanthropy在清末民初最终定型.但中国近代“博爱”新旧杂糅,意域广阔,并不等同于日译名.这一译名的流变,折射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近代的缓慢转型.     

试论新戏曲的“专业分工创作方式”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生产(包括其创作与演出)基本上是由其主演者所主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即开始筹划戏曲改革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众多原本和戏曲没有太多联系的新文艺工作者被调入戏曲界,着手改造传统戏曲,创造新戏曲。于是,形成于近代欧洲、在戏改运动前已被新文艺工作者用于话剧和新歌剧创作的"专业分工创作方式",被引进了戏曲界。自此,在戏曲的创作中,编剧、导演、音乐、表演和舞美各行之间开始形成清楚、严格的分工;编剧、导演、音乐和舞美的职能加强,主演者不再主导艺术生产。结果,由此而产生的新戏曲,在戏剧文学、舞台艺术和美学风格上,均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戏曲的形态和特征;而"专业分工创作方式"的运用及新戏曲的形态和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具体表现。     

汉语“是”的形而上学之谜——“是”为什么发展为判断词?

汉语“是” ,像英语“tobe”一样 ,不是一个普通的词 ,而是集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本在”(“事实求是”之“是” ,类似“道”的概念 )、“存在”(判断 )、“存在者”(体现为指代词 )三义于一身的语言形式。“是”从产生起就有判断性 ,它发展为判断词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