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顶层设计:政策演变与展望 ——基于2004—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回顾

乡村旅游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以2004—2020年发布的17个中央"一号文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一号文件"中乡村旅游政策的供给演进路径与关键内容.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政策的供给演进路径总体呈现"起步阶段-缓慢推进阶段-快速推进阶段"的变化趋势.政策核心内容在于乡村旅游的资本政策支持、乡村旅游的发展载体、乡村旅游的发展形式和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这些政策内容,实时指出了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纲领性,为中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路径.未来乡村旅游政策将着力于继续加大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支持、重视和鼓励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重视乡村旅游发展形式创新、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四项工作.     

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智理属性、顶层设计与探索实践

在我国,乡村数字治理具有新时代的智理属性,既是中国特色数字化智能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也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是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包括了乡村数字治理的政务体系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规则建设,以及乡村数字治理对经济社会民生的推动这三项内容。乡村数字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表现。其中,初显轮廓的浙江模式、湖北实践和贵州经验,分别代表了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数字治理探索的实践样本,值得进一步的跟踪观察和分析研究。     

农村信息化发展顶层设计:政策回顾与前瞻

基于2004—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信息化政策进行回顾与前瞻。中央政府对农村信息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力度不断增强,形成"速度-广度-质量"三位一体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框架,农业信息化建设由单一技术提升向推进全程信息化的技术综合集成转变,以"两个体系、一站一园、综合示范"为抓手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由乡村教育、医疗和金融的信息化发展入手逐步推进"在线城乡一体化"。未来政策可重点着力于以下方面:一是加快实现农村宽带网络全覆盖,推进提速降费;二是健全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提高农民信息素养;三是推进农业物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四是建立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支撑体系;五是提升乡村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和互联网金融的应用率;六是支持智慧村务建设,推进乡村社区数字化治理。     

新时代乡村治理新体系之“新”在何处——基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比较分析

通过梳理1978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中乡村治理之历史演变,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探索、确立、完善、法制化推进、再创新,最后建立体系的过程。乡村治理新体系是针对目前乡村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如民主实践不健全、民主结构不完整、治理技术化倾向及其致使的制度内卷化困境等,而提出的具有实践针对性与制度反思性的战略规划。而作为其核心的三治结合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化的制度实践机制,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对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升级、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村干部职业化:时代特征与实践逻辑

村干部职业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乡村治理现代化视角剖析江西省Z村干部职业化现象发现,在前提保障、边界划分、内核体现和外在延伸的进程中,村干部职业化表现出办公设备现代化、责任分工明晰化、岗位职务专业化、业务执行规范化等时代特征,是三重实践逻辑共同导引的结果.结果表明:从自下而上逻辑看,乡村社会结构变迁造就村干部职业化新格局;从自上而下逻辑看,乡村定位转型迎来村干部职业化新机遇;从横向逻辑看,社会认知转变缔造村干部职业化新态势.针对当前村干部职业化面临的制度缺位、错位、异位等问题,应深入夯实制度、优化制度、规范制度,持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村干部职业化:时代特征与实践逻辑

村干部职业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乡村治理现代化视角剖析江西省Z村干部职业化现象发现,在前提保障、边界划分、内核体现和外在延伸的进程中,村干部职业化表现出办公设备现代化、责任分工明晰化、岗位职务专业化、业务执行规范化等时代特征,是三重实践逻辑共同导引的结果.结果表明:从自下而上逻辑看,乡村社会结构变迁造就村干部职业化新格局;从自上而下逻辑看,乡村定位转型迎来村干部职业化新机遇;从横向逻辑看,社会认知转变缔造村干部职业化新态势.针对当前村干部职业化面临的制度缺位、错位、异位等问题,应深入夯实制度、优化制度、规范制度,持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新型大学农业推广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与实践——以安徽农业大学为例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赋予高等农业院校的历史使命.新型大学农业推广模式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我国的大学农业推广与美国、印度等国外的模式不同,但随着开展大学农业推广的国内高校越来越多,推广成效也越来越被社会认可.安徽农业大学立足安徽县域乡村振兴需求,构建"一站一盟一中心"大学农业推广服务模式,为地方高等农业院校更好地服务县域乡村振兴、推动校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贫困县乡村学前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进展与地方实践——以贵州省为例

以贵州省为典型个案,通过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访谈法对贫困县乡村学前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地方性实践动态进行了梳理,结合其需求目标与具体任务的分析,得出结论:在研究方法上,需注重文献调研与实地访谈调查相结合,注重运用量的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在研究视角和内容上,需从脱贫攻坚的视角转向后脱贫攻坚的视角审视贫困县乡村学前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进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政策执行的基本要素及其关系模型建构、优化路径、推进策略与保障机制;在研究队伍的建设与发展上,亟需扩大乡村学前教育研究队伍的规模和来源途径,形成跨区域合作与共享、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研究队伍。     

从列宁《怎么办？》看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政治基础。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领导、科学划分央地权责、抓好地方干部建设、加强央地合作联系四个方面,为正确处理我国的央地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是我国首要的政治关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为了建构良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应时刻注意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中央对地方的统率领导,形成中央和地方权力配置的动态平衡;同时,要抓好地方干部队伍建设,明确央地工作职责,强化央地交流联系。     

赋能式治理: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以川南林镇为例CSSCI

基于川南林镇的治理创新实践,结合授权赋能理论,从结构赋能、心理赋能与领导赋能三个维度阐述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基层政府通过结构赋能即优化治理模式、重塑治理方式、创新治理理念和打造治理平台,为其实现有效治理提供制度支撑;通过心理赋能,将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有机结合,以增强各主体的效能感及其参与治理的内在动机;通过领导赋能,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以促进其自主能动性的发挥。应从优化治理结构、强化治理激励、增强治理能力等维度进一步促进基层政府有效治理。     

从“数据”到“数治”: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技术与政策的逻辑

数字乡村建设是当前乡村建设的新趋势,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技术快速发展与政策滞后的挑战,需要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和政策改革。通过对东部Z省乡村的近距离观察,以实地田野为主探讨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和“数治”,以及技术逻辑和政策逻辑的有效协同逻辑。从技术与政策的张力出发,分析了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所面临的理论和操作层面的问题:技术主导导致政策无法及时适应,形成“数字嵌入失衡”,政策滞后限制了技术的发挥;在操作层面,管理与服务、数量与质量、进度与实效的平衡成为关键问题。由此,提出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强调技术与政策的协同发展、政府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以及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双重任务。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兴形态,正经历着不断迭代的阶段,为更好地抓住数字化改革的机遇,需要关注乡村实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与政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要强调技术逻辑与政策逻辑的有效融合,特别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需要充分考虑技术与政策的协同演变,政府政策响应速度的提升亦至关重要。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反思与新常态——对38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分析

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社会治理到底应在哪些方面对已有社会管理实践经验予以继承和超越却较少有人系统回答。为此,以全国38个社会管理创新试点为样本,运用文本挖掘和文献分析法,发现社会管理创新集中在价值理念、社会资源整合机制和政府职能整合机制三方面,在行政化推动、项目化运作、网格化管理、机构规模扩大、创新均衡性等方面问题突出。这些经验和问题是社会治理进入新常态的动力和提升方向。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进入实践创新的新常态,要正确界定和处理国家与社会的角色及关系,有效规避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的均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