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不同群体安全感的影响——基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成为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之一,给包括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安全感均带来不利影响,成为影响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从个人微观层次分析婚姻挤压下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及婚姻挤压对不同年龄和地区的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安全感最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代差异以及地区差异。提高中国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需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各群体的生存状况,统筹解决性别失衡引起的婚姻挤压问题,从国家政策与制度创新的层面关注婚姻挤压及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问题。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调查和分析

性别失衡是男孩偏好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在人口结构中的最直接体现,同时由于“普婚制”和婚姻梯度模式的影响,性别失衡将通过婚姻挤压等方式对男女两性都产生不利影响。为了深入剖析性别失衡在个人层次的微观后果,利用安徽省JC区农村大龄男性的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对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福利受到损害,41％的人处于极度性匮乏状态,从未有过性生活;他们的平均性伴侣数量少,但类型多样,18％的人曾经为了发生性行为而付过钱,或得到过对方的钱;自慰是弥补大龄未婚男性性福利损害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替代性伴侣的作用。最后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策略提出了建议。     

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实践与政策创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课题“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成果概述

人口的性别结构是影响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性别失衡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基于重大攻关课题“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主要成果,以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实践与政策创新、人口性别结构研究为切入点,提出了研究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框架,系统分析了性别结构失衡产生的社会风险,研究了性别失衡对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等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影响,对性别失衡及其后果的综合治理进行深入系统的制度分析与战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前瞻性的政策建议,从而有效减缓和预防性别失衡及其一系列的社会人口后果,降低社会风险、有力促进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越南新娘"的权力视角分析

"越南新娘"作为存在于中国的一类数量庞大的女性移民群体,因大众媒介的广泛报道而被熟知,对于什么是"越南新娘"、如何定义与划分"越南新娘"、为什么大量的"越南新娘"仅单方向从越南流向中国等问题却缺乏深入探讨.通常认为"越南新娘"迁徙的初始动力是源于对岸邻国不断腾飞的经济的影响,但是从权力分析视角观察,发现"越南新娘"单方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越南新娘"的流动背后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也是重叠的、多层次的,"越南新娘"处于权力结构的低端,面临婚姻中的权力、中越国家间权力的差异以及父权制的国际体系的多重影响.多重权力结构造成了"越南新娘"的生存困境,最终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类似"越南新娘"的女性移民的出现.     

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婚姻挤压是指由于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我国农村婚姻挤压主要挤压的是适婚男性农民,它包括宏观层面的性别挤压、中观层面的梯度挤压和微观层面的竞争挤压等机制。其中,性别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而农村适婚女性较少被挤压;梯度挤压机制挤压的是作为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而作为婚姻市场优势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被挤压得较少;竞争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在婚姻市场低洼地带内部的婚姻市场竞争中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适婚男性,而该地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适婚男性被挤压的程度相对较低。农村适婚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最终由处于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底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承担,他们最容易成为农村找不到配偶的“光棍”。     

“合作共赢”的婚姻策略：场域交换下的村庄拆迁型赘婚

“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赘婚是我国古已有之的婚姻模式，现在已有新变化。运用场域交换理论，通过赘婚案例分析城镇化过程中由村庄征地拆迁产生的新型赘婚实践，研究发现：第一，拆迁型赘婚的主要动力在于政策下的经济性双向报酬；第二，村民首选非正式的婚姻策略来谋取拆迁利益，村庄熟悉的社会关系是其外部推力；第三，独生子女政策是村民创生赘婚来维护女性权益的结构性原因。拆迁型赘婚之所以特殊，在于它是村民在政策允许的空间下，自主选择的、利己但有一定风险的婚姻策略，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婚姻家庭产生影响的一种独特体现。     

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

越来越多的“外籍新娘”嫁入中国,“外籍新娘”出现在许多媒体和新闻报道中。学术界使用的“外籍新娘”、“跨国流动人口”、“外籍流动人口”等概念都不能准确描述因婚姻流入中国的外籍女性流而不动的情形。研究者将这类现象视为跨国婚姻或女性的跨国流动,但不能准确分析已经在中国长期定居的跨国婚姻女性人群的移民事实。笔者认为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她们已经具备了“国际移民”定义的基本特征。这些女性像所有移徙到世界任何国家的移民一样,是“跨国移民”。因相关移民法律政策缺失,这些来自亚洲国家的女性婚姻移民一直难以取得合法身份而滞留中国,成为事实上的“非正规移民”,对中国当前的移民政策提出新挑战。     

促进国际交流 治理性别失衡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已经延续了30年,从1982年的107.6到2005年的120.5,到2010年下降到117.94.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程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出生性别比失衡直接导致女性数量短缺,引起人口结构失衡,对人口规模、性别和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婚姻挤压、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等产生重大影响.     

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思考

目前,我国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由此带来性犯罪现象增加、婚姻挤压、拜金主义思想等各种社会问题,究其原因,除了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和妇女地位的不平等外,还有科技手段的滥用。应该树立先进的社会性别意识,禁止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这样,才能切实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     

亚洲视野下中国性别不平等态势、后果与治理——“性别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

"性别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期间,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就性别不平等态势、社会后果与挑战、公共政策与治理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会议认为:在亚洲部分国家,性别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女性在生存和发展方面难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男孩偏好、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缺乏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均会加剧性别失衡,加重婚姻挤压程度,增加被迫失婚男性的数量,进而挑战现有的婚姻家庭形式,对社会稳定形成隐患;性别平等中"性"的多元化讨论正在成为新的关注点,从性别视角关注性与公共健康成为一种趋势。会议促进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拓展了性别研究的领域与手段,为进一步开展性别失衡治理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婚姻挤压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基于对贵州省六县(市) 822名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调查,分析比较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婚姻挤压的社会支持状况,并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主观幸福感不容乐观;与同龄已婚男青年相比,未婚男青年的情感性社会支持得分显著偏低;年龄、文化程度及父母健在情况与未婚男青年的婚姻挤压密切相关;婚姻挤压、社会支持(情感与工具)及横向社会比较均对大龄未婚男青年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提出应高度重视性别的严重失衡,加大脱贫攻坚中的精准识别力度,提高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     

蒙古族婚姻形态的宗法性初探

宗法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 ,对蒙古族婚姻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当今学术界尚无从宗法角度对此进行研究的文章。蒙古族进入阶级社会后 ,受到宗法思想的影响 ,形成了收继婚、抢婚制、世代婚、等级婚、入赘婚、买卖婚、抱斧婚等名目繁多的宗法性婚姻形态。在蒙古族历史上 ,宗法性婚姻缔结必须遵循的原则有父母主婚的原则、服从神权的原则和族外婚原则。蒙古族宗法性婚姻形态形成的原因 ,是由生活环境和历史传统、宗教和其他民族影响所造成的     

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

性别比失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人口问题,“光棍”现象将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界的人口流动增多,跨国婚姻逐渐盛行,正在成为伴随性别比失衡和“光棍”问题而出现的一个显著社会现象。特殊的婚姻形成方式使得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不同于一般婚姻家庭。本文基于对福建省松溪县的17对中国、柬埔寨跨国婚姻中的夫妻进行的深度访谈,分析了中柬跨国婚姻的夫妻关系,着重探究了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相互制衡,本土丈夫在夫妻权力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社会文化规范的形塑和夫妻双方所占有的物质和情感资源的价值和稀缺性的差异是影响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的主要因素。     

未婚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的调查研究

以紧张-失范理论为基础,使用2009年福建省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在中国因性别失衡而导致的宏观性婚姻挤压背景下,研究个体层面的成婚期望和感知的婚姻挤压如何影响未婚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通过一般线性(OLS)回归模型的研究表明,婚姻挤压并不直接作用于未婚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只有当其成婚期望高且感受到婚姻挤压时,才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心理失范;改进了婚姻挤压给未婚男性会带来直接负面影响的主流观点。     

性别失衡微观治理模式的比较与分析——基于三个县"关爱女孩行动"的案例研究

以公共治理理论的五要素为框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河南A县、安徽B县和浙江C县三个典型县的性别失衡治理案例进行研究,归纳出三县的治理模式,分析模式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A县是一种通过行政资源将“条块”关联的层级治理模式;B县是一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双向互动的网络治理模式;C县是一种上下松散的悬浮型治理模式。并针对微观层面的性别失衡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宁波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分析

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宁波市的数据,分析宁波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状,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社会、政策和技术视角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产生的根源,并建议从营造性别平等和关爱女性的社会氛围、政府政策要注意“去性别化”和“去区域化”、稳步放宽二胎的生育政策、开展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地方立法、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监控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论中国早期的婚姻形态

近年来 ,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者依然遵循着摩尔根假定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进化模式 ,认为中国婚姻形态也必定经历了“乱婚”及“血缘婚”阶段 ,硬造中国古代的婚姻史体系。事实上 ,婚姻形态是具体的多样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早期两性结合方式 ,“乱婚”和“血缘婚”并不是人类婚姻史上一个普遍存在的阶段。因而 ,中国婚姻史有必要重新构建自己的体系     

一种新的婚俗──“跑婚”

一种新的婚俗──“跑婚”林德雄“跑婚”，这是八十年代初以来出现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的平地瑶人及部分汉人中的一种新的婚姻习俗。对于“跑婚”有多种看法，褒贬不一。笔者根据对“跑婚”现象所作的调查，认为“跑婚”的出现带有相当大的社会积极意义，其消极的影响则...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理问题探讨——以徐州市为例

徐州市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该市已持续多年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并具有偏高程度严重、持续时间较长和各孩次出生性别比都偏高的特征。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主要是偏紧生育政策挤压、现实生活需要以及违法应用现代医学技术和检测手段等原因所致。治理这种失衡应从提供政策和机制保障解决群众现实需要、调整监控重心、建立双向处罚制度、加强部门和区域协作、加大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和打击“两非”行为力度等方面寻求突破。     

中国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视角:“预前”与“预后”

性别比失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性别结构的平衡不仅关系到个人、家庭、人群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及其可持续发展.因此,对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西安交通大学李树茁教授所主持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性别结构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全新研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很多有创新性的结论.我国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既要做好“预前”的防范措施,也要做好“预后”的治理措施,标本兼治全面治理性别比失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