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冲突：治理碎片化与整体性救治——以N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征地冲突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来看,征地冲突的产生暴露了我国政府治理碎片化问题,即治理主体碎片化、组织功能碎片化、责任机制碎片化与信息数据碎片化。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征地冲突治理必须注重“协调”与“整合”的逻辑,并通过治理主体、制度、组织、责任与技术五条路径构建整体性治理策略。     

“组强村弱”结构下的征地博弈及启示——基于赣西H村的考察

延续既有征地研究中利益博弈的视角,研究发现“村庄治理结构”是影响征地博弈样态的独立因素。区别于将行政村默认为利益博弈中的村级主体,研究关注“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下小组作为博弈主体的征地实践。基于赣西H村的实证分析发现,“组弱村强”治理结构的产生与村庄分布形态、宗族认同和土地集体所有等因素有关。它对征地博弈的影响在于：对外博弈中,小组因一致行动能力而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在组内博弈中,小组具备排除行政能力干预、自主决定利益分配的空间,这种宽松的环境加剧了利益分化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的双层博弈导致村庄公共利益消失、村庄认同弱化以及村庄矛盾激化等一系列后果,动摇了村社共同体的根基,由此产生的纠纷矛盾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征地拆迁冲突演化机理与治理机制的风险政治学考察

既有研究从“道德逻辑“和“利益逻辑”的角度出发,对“污名化”倾向严重的征地拆迁冲突生发演化规律的揭示有限,也无法给征地拆迁冲突治理实践以有效指导。如若转换视角,从“风险逻辑”的角度出发对征地拆迁展开考察,会发现征地拆迁中风险权势结构存在“势不可挡”、“势不两立”、“势均力敌”和“因势利导”四种结构类型,与此相对应,会出现“冲突息止”、“冲突生发”、“冲突激化”和“冲突化解”四种演化态势。基于此,冲突治理机制由“强势治理”向“协商治理”的转变,是有效遏制征地拆迁冲突的关键。这一治理过程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政府对征地拆迁中民众正常诉求的“有罪化”认定转向“非罪化”认定,也意味着征地拆迁冲突由“污名化”转向“美名化”。     

农村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博弈:空间、主体与策略———基于荆门市城郊农村的调查

通过阐述当前农村征地拆迁中利益博弈的空间、主体与策略,揭示征地拆迁的利益博弈实质和征地拆迁问题的根源,破解对征地拆迁的某些误解。研究发现,征地拆迁中的问题和冲突来源于利益博弈空间与具体政策实施和操作过程,而非根本的征地拆迁制度及其补偿制度。减少和克服征地拆迁中的问题和冲突,应着眼于调整具体政策实施和限制利益博弈空间。     

转型期征地问题的三重逻辑

征地矛盾是转型期我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征地由一种普遍现象演变为社会问题,是征地制度体系碎片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被征地农民互渗型利益表达这三重逻辑互构与耦合的结果。制度体系的碎片化构造了征地现象问题化的外在环境;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对碎片化政策“理据”的选择性运用使征地问题凸显和激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和被征地农民的互渗型利益表达使征地利益博弈过程趋于策略化和复杂化,导致征地冲突问题频繁发生。鉴于此,应以征地制度的顶层设计避免征地政策的碎片化,以法治化约束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和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通过征地利益行为的分类治理等措施预防和化解新时代背景下征地现象的“问题化”趋势。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城市社区微治理主体博弈逻辑与协同路径研究

[提要]城市社区微治理随着我国精细化治理理念的发展而逐渐兴起，这一治理模式更加聚焦于社区日常事务，弥补了传统治理在治理末端的高成本、低效能的不足。而在微治理模式运行过程中，主体间的协同与博弈是影响微治理效率的主要因素，深刻透视博弈逻辑可知，主体参与成本与获利间的收益率是影响微治理主体博弈行为策略的主要动因。据此尝试将“成本-收益”作为主体博弈类型划分指标，将微治理主体博弈归纳为矛盾削减型博弈、共利共享型博弈、利益均衡型博弈以及冲突凸显型博弈四种。而利益失衡、责任分散、公共精神孱弱以及制度保障缺失围绕“成本-收益”主轴，进一步导致了微治理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呈现出目标、责任、价值与秩序的多重博弈。为进一步弱化主体间对抗性博弈，提升治理的合作与协同，应在凝聚治理目标与厘清治理需求的基础上，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并不断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的内化形态，以拓展主体合作的发展空间，使微治理这一“邻里合作治理”模式得到有效发展。     

博弈论视角下的征地实践：基于鄂中L村的考察

基于对既有征地研究中政治抗争视角以及批判我国当前土地制度视角的反思,研究发现,需要将国家征地行为置于村庄之中,实现征地情境的还原,揭示征地本身的复杂性、所牵涉征地主体及其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才能整体和客观理解征地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实质。通过对鄂中L村征地实践过程的详细展现和考察,发现征地纠纷主要是村庄内部各主体针对征地利益博弈的结果,与抗争政治视角中农民的利益或权利受损无关,也与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所隐含的土地发展权国有的规定无关。村民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因博弈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村庄利益分配秩序的失衡,引发了村庄公共资源分配失序、村庄社会关系紧张、村庄历史遗留问题被激活等社会后果,侵蚀着村级组织的合法性。     

多元利益博弈中的征地困境探析——以H省X市Z湖新城征地过程为例

基于多元利益博弈模型和多元利益调和模型,企业、地方政府与农民在Z湖新城项目征地拆迁中,围绕不同利益诉求展开博弈,形成一个多元利益博弈格局,农民的利益抗争成为博弈胶着点,呈现为多重现实不满。企业、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多元博弈路径与策略选择并未实现利益调和目的,反而使冲突加剧,多元利益博弈进入"调和-冲突"循环,陷入"智猪困境"。以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适当让渡为前提,以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利益为核心的"帕累托改进"对策,是打破僵局、突破困境,实现"纳什均衡"的关键。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类型比较与治理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集中地表现为征地拆迁冲突、违建执法冲突和农地流转冲突三种类型,它们具有发生频率高、抗争强度大和影响范围广等特征,逐渐演变为基层治理中系统性的"土地风险"。中国农村地权冲突是地权分割、乡村与基层治理弱化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诱致着地权冲突的发生、扩散与演变。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治理必须考虑到产权单元、社会因素与治理单元之间的互动,以地权渐进式发展促进基层治理良性变革,以基层治理结构和功能的完善来维护地权实施规则的统一性。因此,应通过促进地权发育和发展、构建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的地利共享机制、以股份制改革提升农民自主治理能力和转变基层政府经营土地的理念、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失地农民生计转化等举措来化解农村地权冲突。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应然逻辑、政治博弈与实现机制

协同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效沟通、良性互动、积极回应与通力合作形成的治理格局。然而,由于有限理性、利己主义等原因,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蕴含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间的政治博弈,这必然将给协同治理的实现带来一定的阻碍。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需要构建有效的承诺与合作机制、信誉机制、信息沟通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监督机制。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征地拆迁问题解析——基于博弈论视角

城镇化改造、农村征地拆迁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博弈论视角考察发现,我国农村征地拆迁中诸多问题的出现是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农民的多重利益博弈的结果.建立健全我国土地制度,制定完善的征地拆迁法律法规,建立利益诉求机制与平台,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公民素质,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

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治理情境的复杂性及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倒逼农村应急合作。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易出现治理疲惫,诱发治理主体非合作博弈行为。针对农村应急合作中的非合作博弈行为,运用演化博弈方法,以村“两委”与基层政府为研究主体,分析农村应急合作策略组合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并进行模拟仿真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基层政府、村“两委”应急合作策略选择的因素分别为监管成本、应急成本与奖惩力度,农村应急合作路径为自治力量推动行政力量介入的“自下而上”型。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建立“县、乡、村”三级协调联动机制、完善农村应急监管机制和惩戒机制、赋能农村应急治理、减负基层政府的政策建议。     

主体多元化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困境及其突破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承担管理服务功能的农村社区作为本地农村居民、外来农村居民以及城市居民集聚生产生活的中心,随着自由化、原子化的个体流入,加速了其原有治理体制的消解。而在新的治理体制尚未建立的农村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尚未形成,外来人员受到排斥,多元主体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究其原因,是路径依赖影响下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的更新滞后,治理主体间的身份认同困惑导致农村社区治理制度、治理机制、治理方式陷入困境。因此,要构建开放、包容的现代社区治理制度、“一核多元”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以及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现代化治理方式。     

智慧化城市治理：驱动、挑战与进路

在城市场域、数字技术、社会问题和现实需求的驱动下,新时代城市治理为突破现阶段治理之局限、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向智慧化发展。我国智慧化城市治理进程面临着新旧理念冲突、多元主体协作不畅、技术应用风险、数据规则缺失、制度弹性不足等挑战。智慧与治理的深度融合是回应挑战与难题的主要进路,要把握住智慧之“形”和人本之“魂”,从理念、主体、技术、数据和制度等维度进行综合性的智慧化路径设计。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     

淬硬H13钢在高速铣削时的刀具磨损性能实验研究

征地拆迁所涉利益巨大，农民从个体理性出发，想通过做钉子户获得更多利益。政府在征地拆迁中制造的政策性空间、寻租性空间以及操作性空间，为农民从想做“钉子户”到成为“钉子户”提供了可能。同时，政府为了更好完成拆迁的一些策略反而增加了拆迁户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拆迁户争当钉子户的行为。农民的公平观更多是基于村庄横向比较的相对剥夺感，这对征地拆迁补偿政策的制定意义重大。重视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和公平观，并由此制定拆迁补偿政策、从国家治理层面压缩钉子户产生的空间是治理农村征地拆迁钉子户的有效途径，这从国家反腐向基层深入后征地拆迁中钉子户得到了有效抑制的现实结果得到了验证。同时，村委是把“双刃剑”，需要谨慎把控村委在征地拆迁中的作用。     

征地补偿安置协商:一个不完全信息讨价还价动态博弈模型

征地补偿安置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与被征地农民之间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讨价还价动态博弈模型,描述了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征地补偿安置协商的过程,揭示了信息与征地冲突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提出并证明:当地方政府了解被征地农民信息时,可以提出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冲突不会出现;当地方政府不了解被征地农民信息时,在某些条件下,地方政府无法提出博弈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冲突可能出现。     

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的治理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主体在内的一种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多元主体凭借什么样的治理资源参与乡村治理,这些治理资源是否配置合理、有效利用,直接关系到其治理能力的强弱和治理效果的好坏。文章在梳理了乡村治理主体可资使用的各种治理资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凭借各种资源参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行为关系及治理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治理资源优化配置、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有效路径。     

贫困治理现代化:理论特质与建设路径北大核心CSSCI

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组织机制在减贫发展领域的应用,是包含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体。它既致力于建构援助者和服务对象“内外结合”,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协同互动”的结构体系,也是兼顾传统发展智慧和现代治理技术,积极推动居民认同及参与,不断提高贫困治理系统性的过程。未来,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还需要以农村社区的本土发展资源和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为基础,充分挖掘乡村留守群体和青年群体的优势能力,并从制度治理、技术治理和人文治理三个维度,优化贫困治理结构与秩序,推演出更加多元和符合地方特色的治理模式。